附錄：《所知錄》所收詩歌與《藏山閣詩存》之關(guān)系表

1. 關(guān)于錢澄之的基本情況，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五百卷《遺逸》，第13834頁。其晚年窘境，可參看謝明陽：《錢澄之的遺民晚景——以〈田間尺牘〉為考察中心》，《臺灣學(xué)術(shù)新視野：中國文學(xué)之部(二)》(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年)，第987-1011頁。
2. 乾隆四十五年(1780)開始禁書，錢澄之《田間文集》、《田間詩集》均列入《軍機(jī)處奏準(zhǔn)全毀書目》及《應(yīng)繳違礙書籍各種書目》中，為重點查禁之書，參清姚覲元編、孫殿元輯：《清代禁毀書目(補(bǔ)遺)清代禁書知見錄》(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57年)，第47、49、147頁。當(dāng)時如此描述二書：“查《田間詩集》，錢澄之撰。澄之本明貢生，其詩乃入國朝所作，詞意頗多詆斥，應(yīng)請銷毀。”“查《田間文集》，亦錢澄之撰，中有與金堡書及為堡募緣疏，又孫武公傳中亦有指斥語，應(yīng)請銷毀?！狈忠姷?97、205頁。
3.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十一，第520-525頁。
4. 晚清以來，《所知錄》史料價值之高，已獲共識，這從眾多南明史研究著作對它的頻繁征引就可獲知。當(dāng)然也有少數(shù)的例外，如鄧之誠在《清詩紀(jì)事初編》中認(rèn)為《所知錄》“亦多傳聞未審之言，知紀(jì)事之作，為最難矣”。見鄧之誠撰：《清詩紀(jì)事初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年)，第123頁。只是鄧氏未交代依據(jù)，或受全祖望影響，亦未可知。參本文第四部分《尊永歷而貶隆武的史觀》討論全祖望批評《所知錄》的部分。此外，司徒琳在《南明史：1644-1662》中亦有一處懷疑《所知錄》的記載有問題，見司徒琳著、李榮慶等譯、嚴(yán)壽澂校訂：《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260頁。最近則有趙園的質(zhì)疑，她在討論關(guān)于甲申三月十九日的諸多記載時認(rèn)為，“最不可信的，是‘傳信’之類的標(biāo)榜”，并舉《所知錄》和《甲申傳信錄》為例，其根據(jù)也是全祖望的論述。趙園：《那一個歷史瞬間》，見趙園：《想象與敘述》(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9年)，第4頁。趙園的研究有其關(guān)懷和立論所在，但以《所知錄》為例來論證有關(guān)甲申三月十九日的記載多不可信，則是不當(dāng)?shù)?。因為《所知錄》不但根本不記載甲申年的任何史事，而且自有其著述體例，與一般道聽途說式的“傳信錄”迥異。
5. 據(jù)筆者有限的閱讀經(jīng)驗而言，與《所知錄》體例比較接近的多是“行記”一類的著述。如金代王寂(1128-1194)《遼東行部志》、《鴨江行部志》二書，《遼東行部志》記載作者在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出使遼東之事，《鴨江行部志》則記載作者次年(1191)鴨綠江之行，載賈敬顏：《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255-311、170-213頁。二書均在敘述中夾雜己作之詩，多抒情、交游之作。但因作者有撫今追昔之感或欲保存文獻(xiàn)，書中記載他人詩、序、跋等甚多(《鴨江行部志》，第183、199、204、205頁；《遼東行部志》，第265、267、273、278、281-283、295頁)，體例駁雜，與《所知錄》精心撰構(gòu)絕異。另一部稍晚于《所知錄》的“行記”有釋大汕(1633-1704)的《海外紀(jì)事》?？诳滴跞四?1699)的《海外紀(jì)事》，是釋大汕記載他本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赴越南之所見所聞的史書。該書六卷，系詩126首。但《海外紀(jì)事》一書除收錄詩歌外，還收錄啟、疏、書、札、祝文、序等諸多文字，加插在敘述中。紀(jì)事、紀(jì)人的功能，多由書、札、序等文字承擔(dān)。詩歌多抒情及吟詠風(fēng)物之作，與《所知錄》中詩歌專重紀(jì)事與紀(jì)人有所不同(此點論證詳見本文第二節(jié))?！逗Ｍ饧o(jì)事》一書收入大汕和尚著、萬毅等點校：《大汕和尚集》(廣州：中山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第347-464頁。關(guān)于《海外紀(jì)事》一書的基本情況，可參考謝國楨：《明清筆記談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48-50頁。
6. 錢澄之：《所知錄凡例》，錢澄之撰、諸偉奇輯校、孫以楷審訂：《所知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11頁。
7. 錢澄之在《所知錄》一書的《凡例》中雖自謙，但從其夫子自道“去南日遠(yuǎn)，間有傳聞，不敢深以為信，亦不敢記也”，及批評當(dāng)時關(guān)于南明的記載，“偽說橫行，顛倒悖謬”，可知其著述的用意，在于取信于人及糾正各類謬說。引文見《所知錄》，第11、12頁。
8.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32頁。
9. 黃宗羲：《桐城方烈婦墓志銘》，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十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60頁。此文乃應(yīng)錢澄之所請而寫，錢澄之致黃宗羲函中自稱“今年七十七矣”，可知在1688年，錢澄之致黃宗羲函見《黃宗羲全集》第十一冊，同上，第407-408頁。盡管此銘乃應(yīng)錢澄之所請而寫，但黃宗羲所言絕非溢美之言。李慈銘就已指出，黃宗羲本人所撰《行朝錄》，其中《隆武紀(jì)年》、《贛州失事》多與《所知錄》同，蓋取材于《所知錄》也。參見謝國楨：《黃宗羲學(xué)譜》(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32年)，第83頁。
10.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卷十一，第542-547頁。此書六卷，專記永歷朝在粵、黔、滇的史事。今存抄本似已被篡改，如卷一竟名為《永明王僭號始末》，卷二、三《亡國諸人事考》及卷四《日本乞師》一節(jié)，保存史料頗多，參《劫灰錄》(北京：線裝書局，1995年)影印馬彥祥舊藏抄本，卷一至卷四。關(guān)于此書，還可參見葉景葵丁卯年(1927)臘月為《劫灰錄》一書所寫跋語，見葉氏《卷盦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頁。
11. 《所知錄》在整個清代的流傳情況，至今不能詳悉。據(jù)清代的藏書目錄考之，《所知錄》抄本在清初已被收入與錢澄之交好的徐秉義(1633-1711)的《培林堂書目》之“史部”類，《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影印1915年仁和王存善鉛印《二徐書目》本(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第一冊，第458頁。但此后《所知錄》在目錄書中絕少出現(xiàn)，直至道光年間《荊駝逸史》本《所知錄》刊刻后，該書似乎才重新出現(xiàn)在各種書目中，如丁立中《八千卷樓書目》之“史部傳記類”，《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第四冊，第75頁?？梢娨蝈X澄之著述被禁，導(dǎo)致《所知錄》一書在正式的官修書目、私家書目中不能出現(xiàn)。關(guān)于被禁情況，目前可以考知的是《所知錄》與《田間文集》、《田間詩集》同時列入《軍機(jī)處奏準(zhǔn)全毀書目》及《應(yīng)繳違礙書籍各種書目》中，《清代禁毀書目(補(bǔ)遺)清代禁書知見錄》，第44、144頁。并云：“查《所知錄》系錢秉鐙撰。秉鐙事明桂王，為翰林院編修，此書乃紀(jì)唐、桂二王事跡，附以南都三疑案及阮大鋮始末，中有違犯指斥之語，應(yīng)請銷毀?！钡?86頁。
12. 《所知錄凡例》，錢澄之撰、諸偉奇輯校、孫以楷審訂：《所知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第11-12頁。
13. 關(guān)于早期史書中的論贊體，可參看趙彩花：《前四史論贊研究》(廣州：中山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
14. 傅以禮：《華延年室題跋》，中國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第十五冊，第448頁。謝國楨為《續(xù)修四庫全書總目》撰寫《所知錄》之提要，對于《所知錄》中出現(xiàn)詩歌的情況，全襲傅以禮語，可見認(rèn)同傅氏觀點。見中國科學(xué)院圖書館整理：《續(xù)修四庫總目提要(稿本)》(濟(jì)南：齊魯書社，1996年)，第31冊，第492頁。
15. 《所知錄》的各類抄本甚多，僅諸偉奇在整理《所知錄》時，就見到十五種抄本。見諸偉奇：《整理說明》，《所知錄》，第6-7頁。
16. 收入《續(xù)修四庫全書》史部之雜史類，第444冊，第131-195頁。
17. 收入魯可藻等：《嶺表紀(jì)年(外二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1-248頁。
18. 收入《四庫禁毀書叢刊》，史部第72冊，第139-188頁。
19. 收入王夫之、錢秉鐙撰：《永歷實錄 所知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5-333頁。
20. 相同卷數(shù)的抄本各有多種，但不同抄本之間僅文字有歧義，所錄詩歌篇目無差別。關(guān)于眾多抄本的情況，參考諸偉奇：《整理說明》，《所知錄》，第6-8頁。
21. 諸偉奇：《整理說明》，《所知錄》，第8頁。
22. 謝國楨認(rèn)為如《阮大鋮本末小紀(jì)》須重訂，“俾成完書”，《增訂晚明史籍考》，卷十一，第525頁。
23. 本文所有引文及表三均據(jù)諸偉奇輯校《所知錄》，該版本以新學(xué)會社本為底本，參校十多種抄本而成，最稱便用。除非引文有重大歧義或關(guān)涉詮釋者，否則不另加說明。
24. 錢澄之《田間詩集》收錄的詩歌始于1651年，與《藏山閣詩存》首尾相銜?？芍X澄之對于自己詩歌的結(jié)集有著清晰地安排，非常注意隨時按照寫作年月來結(jié)集。
25. 錢澄之《所知錄凡例》中說：“茲編凡戊子以前，皆本諸劉客生之日記也。于湖南戰(zhàn)功，多不甚悉，亦因其所記者記之。辛卯春，滯梧州村中，略加編輯?！薄端洝罚?1頁。
26. 錢澄之《復(fù)陸翼王書》中說：“足下稱仆《所知錄》文直事核，仆何敢當(dāng)？……仆年過七十，一日尚存，未敢一日忘此志，如何如何？”錢澄之撰、彭君華校點、何慶善審訂：《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年)卷五，第85頁。
27. 錢澄之：《復(fù)陸翼王書》，《田間文集》卷五，第83頁。按：《兩粵集》已佚。
28. 關(guān)于“詩史”觀念的系統(tǒng)討論，可參考拙著《詩史》(臺北：學(xué)生書局，2007年)。此外，可參看龔鵬程：《詩史本色與妙悟》增訂版(臺北：學(xué)生書局，1993年)；韓經(jīng)太：《傳統(tǒng)“詩史”說的闡釋意向》，《中國社會科學(xué)》1999年第3期，第169-183頁；蔡英?。骸丁霸娛贰备拍钤俳缍ā嬲撝袊诺湓娭小皵⑹隆钡膯栴}》，《學(xué)術(shù)新視野——中國文學(xué)之部(一)》(臺北：五南圖書公司，2007年)，第2-21頁。
29. Lawrence C.H. Yim,Qian Qianyi's Theory of Shishi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2005.
30. 錢澄之撰、湯華泉校點、馬君驊審訂：《藏山閣集》之《藏山閣文存》卷三，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第400頁。
31. 《藏山閣詩存》的五部分：《過江集》二卷、《生還集》七卷、《行朝集》三卷、《失路吟》一卷、附錄《行腳詩》一卷，以《生還集》規(guī)模最大。
32. 將自己的詩歌視為自己的年譜，可以說是明清鼎革之際很多遺民的想法。如張煌言(1620-1664)在《奇零草自序》(作于1662年)中說：“年來嘆天步之未夷，慮河清之難俟。思借聲詩，以代年譜?！睆埢脱裕骸稄埳n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2頁。姜埰《敬亭集自序》：“非欲使世人知吾詩，蓋自京國喪亂以后，生死萬態(tài)，或轉(zhuǎn)側(cè)戎馬，命若懸絲；或漂泊江湖，身同行乞?！帐刮嶙訉O讀之，知吾半生蹤跡如斯也?！苯獔疲骸毒赐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93冊(臺南：莊嚴(yán)文化事業(yè)有限公司，1997年)，第545頁。
33. 錢謙益：《金陵雜題絕句二十五首繼乙未春留題之作》第十四，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lián)標(biāo)校：《牧齋有學(xu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八，第419頁。
34. 錢曾：《欲至樅陽就見飲光，掛帆東下不得停，書此覓便寄之。君于圣安朝禍遘飲章，屏營草野者逾年始得解。國亡流落，牧翁采其詩入〈吾炙集〉中。前年至虞山，寓留守公春暉園。晨夕過予述古堂，談規(guī)外事甚悉，助予詩注實多。予亦出所藏諸家〈易〉解，益君〈易〉箋所未備，聚首浹旬，卒卒別去。每為誦老杜“泉路交期”之句，不覺淚下如綆縻也》，見謝正光箋校、嚴(yán)志雄編訂：《錢遵王詩集箋?！吩鲇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7年)，第298-299頁。
35. 實則在錢澄之看來，詩與《易》之間存在某種相通的情況，故每曰“詩通于《易》”，關(guān)于這一點，可參考嚴(yán)壽澂：《詩通于〈易〉：田間詩論詮說》，《傳統(tǒng)中國研究集刊》第六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273頁。實則重視詩與《易》之間的關(guān)系，清初如屈大均亦如此。
36. 全祖望：《題所知錄》，《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朱鑄禹匯校集注：《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中冊，第1335-1336頁。
37. 李慈銘：《孟學(xué)齋日記》乙集下，見《李慈銘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第五冊，第3472頁。
38. 傅以禮：《華延年室題跋》，《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十五冊，第449-450頁。
39. 廖肇亨《金堡之節(jié)義觀與歷史評價探析》說：“金堡上書孔有德，乞收瞿式耜骸骨，甚為時人所稱?！薄吨袊恼苎芯客ㄓ崱返诰啪淼谒钠?1999年12月)，第98頁。
40. 司徒琳：《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第五章《復(fù)振與第三次抵抗：兩廣的永歷政權(quán)》，第119-121頁。詳細(xì)描述參顧誠：《南明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十九章《永歷朝廷內(nèi)部的黨爭》，第586-595頁。
41. 參《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14-115、123頁。
42. 《藏山閣集》之《藏山閣文存》卷一，第364頁。
43.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15頁。
44. 如楊萬里《誠齋詩話》曰：“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云：‘鳳歷軒轅紀(jì)，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zhuǎn)洪鈞?！衷疲骸掏叱鹾?，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盍x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太極，是夕降玄精。’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倡和《早朝大明宮》，乃為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最佳?！币姸「１］嫛稓v代詩話續(xù)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38頁。
45.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11頁。
46.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21頁。
47. 關(guān)于八人姓名及錄用情況，參《所知錄》卷三《永歷紀(jì)年中》，第100-101頁。殿試在己丑冬十二月二十四日，已入1650年。參《藏山閣集》之《藏山閣詩存》卷十一，第282頁。
48. 《所知錄》卷一《隆武紀(jì)年》，第35頁。
49.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00頁。
50.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12頁。
51. 重要的如《放詔歌》，稱永歷“當(dāng)今天子正神武”，《藏山閣集》之《藏山閣詩存》卷十一，第280頁。又在《酬龔在田孝廉》詩中稱永歷為“正統(tǒng)”，《藏山閣集》之《藏山閣詩存》卷九，第246頁。
52. 《所知錄》卷一《隆武紀(jì)年》，第18頁。
53. 《所知錄》卷一《隆武紀(jì)年》，第36頁。
54. 計六奇撰、任道斌、魏得良點校：《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之八《皇子誕生》條，第323-324頁。
55. 《所知錄》卷一《隆武紀(jì)年》，第37頁。
56. 《所知錄》卷一《隆武紀(jì)年》，第36-37頁。
57. 《所知錄》卷一《隆武紀(jì)年》，第27頁。亦見黃宗羲《行朝錄》卷一《隆武紀(jì)年》，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二冊，第118頁。
58. 《明季南略》卷之八《皇子誕生》條，第324頁。
59. 《所知錄》卷一《隆武紀(jì)年》，第39頁。
60. 柳亞子《南明史綱初稿》據(jù)《殘明宰輔年表》云曾櫻于永歷四年(1650)督師閩浙，似不確。見柳亞子：《南明史綱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頁。
61.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31頁。《所知錄》原無詩題，據(jù)《藏山閣集》補(bǔ)，《藏山閣集》之《藏山閣詩存》卷十三，第323頁。
62.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31頁。
63.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30頁。
64. 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736頁。
65. 湯文璐編：《詩韻合璧》(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2年)，第230-238頁。
66. 參王夫之：《永歷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二《瞿嚴(yán)列傳》，第23-29頁。
67. 錢澄之己丑年(1649)有《謁謝山陰師值五十初度竊睹御賜斐疊敬呈》詩二首，《藏山閣集》之《藏山閣詩存》卷十一，第286頁。詩中稱嚴(yán)起恒“吾師”、“知遇”。正是因為嚴(yán)起恒的提攜，錢澄之才得以起草詔令。又，嚴(yán)起恒曾在錢澄之勸說下，極力營救金堡。見《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21頁。
68.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30頁。
69. 其中詳細(xì)過程，見司徒琳：《南明史》，第123頁。
70. 《藏山閣集》之《藏山閣詩存》卷九，第231頁。
71. 《藏山閣集》之《藏山閣詩存》卷九，第234頁。
72. 《藏山閣集》之《藏山閣詩存》卷九，第240頁。
73. 《藏山閣集》之《藏山閣詩存》卷十，第252頁。
74. 實際上，錢澄之本人有時對諸葛亮的才干是有所懷疑的。他認(rèn)為諸葛亮不取漢中而支持劉備取成都是錯誤的，見錢澄之：《武侯論》，《田間文集》卷二，第32-34頁。
75. 《所知錄》卷一《隆武紀(jì)年》，第41頁。《黯淡灘》一詩又見《藏山閣集》之《藏山閣詩存》卷五，第137頁。
76. 方國安生平，見張岱：《石匱書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四十八卷《馬士英阮大鋮列傳附方國安》，第690-692頁。
77. 七閩為福建舊稱，出自《周禮·夏官·職方氏》：“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谷、六畜之?dāng)?shù)要，周知其利害?！币妼O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十冊，第2636頁。馬士英情況，除見于張岱《石匱書后集》外，見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二十六冊第三〇八卷，第7937-7945頁。
78. 見《明史·方逢年列傳》，《明史》，第21冊第253卷，第6545頁。謝國楨：《崇禎朝之黨爭》之《崇禎五十宰相表》，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第63頁。
79. 清水茂：《錢澄之的詩》，清水茂著、蔡毅譯：《清水茂漢學(xué)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100-112頁，尤其是第106-111頁。朱則杰在《清詩史》中亦持同樣分類，見朱則杰：《清詩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7-124頁。
80. 同上，《清水茂漢學(xué)論集》，第108頁。
81. 同上，《清水茂漢學(xué)論集》，第110、109頁。
82. 關(guān)于錢澄之詩歌的整體特點，現(xiàn)代學(xué)者的意見大同小異。如嚴(yán)迪昌認(rèn)為是“白描自然、沖淡深粹”，《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2頁。對于錢澄之詩歌平淡、白描、不用典故等特點，均給予認(rèn)可。但錢詩直敘事實的特點，則是清水茂大力表彰的。
83. 參拙著：《詩史》，第67-74、106-159、163-194頁。
84. 參拙著：《詩史》，第121-139頁。
85. Lawrence C.H. Yim.Qian Qianyi's Theory of Shishi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pp.11-20.
86.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09頁。
87. 《所知錄》卷四《永歷紀(jì)年下》，第109頁。
88. 《藏山閣集》之《藏山閣詩存》卷十，第253-258頁；《藏山閣詩存》卷十二，第291-295頁。
89. White Hayden,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P, 1973), pp.5-7. White Hayden,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P, 1978), pp.58-63.中文評述，可參見黃進(jìn)興：《“歷史若文學(xué)”的再思考：海登·懷特與歷史語藝論》，黃進(jìn)興：《后現(xiàn)代主義與史學(xué)研究》(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8年)，第53-93頁。
90. 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就曾通過研究司湯達(dá)(Stendhal)、托馬斯·曼(Thomas Mann)、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艾略特(George Eliot)等人的文學(xué)作品來看歷史。Dominick LaCapra,History, Politics, and the Novel(Ithaca, NY: Cornell UP, 1987);History and Criticism(Ithaca, NY: Cornell UP,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