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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詩經與楚辭

中國文學史 作者:鄭振鐸 著


第四章 詩經與楚辭

最古的詩歌總集:《詩經》——風雅頌之分的不當——《詩經》中的詩人的創(chuàng)作——《詩序》的附會——亂離時代的歌聲——《詩經》里的情歌——農歌的重要——貴族的詩歌——《楚辭》時代——屈原和他的《離騷》——《九章》《九歌》等——《大招》《招魂》的影響——宋玉景差等

《詩經》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周平王東遷前后的古詩,除見于《詩經》者外,寥寥可數(shù)且大都是斷片;又有一部分是顯然的偽作。論者以為:詩三千,孔子選其三百,為《詩經》。此語不甚可靠。不過古詩不止三百篇之數(shù),則為無可疑的事實。

很可笑的偽歌,如《皇娥歌》及白帝子的答歌:“天清地曠浩茫茫”,“清歌流暢樂難極”之類見于《王子年拾遺記》(《詩紀》首錄之)。將這樣近代性的七言歌,放在離今四千五百年前的時代,自然是太淺陋的作偽了?!暗潜嘶劫庹疤煜隆钡囊皇住痘礁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擊壤歌》,也都是不必辯解的偽作。“斷竹,斷竹,飛土逐宍”的《彈歌》,《吳越春秋》只言其為古作,《詩苑》卻派定其為黃帝作,當然是太武斷?!肮呻派圃眨灼鹪?,百工煕哉”的虞帝與皋陶諸臣的唱和歌,比較的可靠,然卻未必為原作?!渡袝髠鳌匪d的《卿云歌》《八伯歌》也是不可信的。較可信的是秦漢以前諸書所載的逸詩。這些逸詩,《玉海》曾收集了一部分,后來郝懿行又輯增之,為《詩經拾遺》一書。但存者不及百篇,且多零語,其中尚有一部分,是古代的諺語。所以我們研究古代的詩篇,除了《詩經》這一部僅存之選集之外,竟沒有第二部完整可靠的材料可得!

《詩經》的影響,在孔子孟子的時代便已極大了。希臘的詩人及哲學家,每稱舉荷馬之詩,以作論證;基督教徒則舉《舊約》《新約》二大圣經,以為一己立身行事的準的;我們古代的政治家及文人哲士,則其所引為辯論諷諫的根據(jù),或宣傳討論的證助者,往往為《詩經》的片言只語。此可見當時的《詩經》已具有莫大的威權。這可見《詩經》中的詩,在當時流傳的如何廣!

《詩經》在秦漢以后,因其地位的抬高,反而失了她的原來的巨大威權。這乃是時代的自然淘汰所結果,非人力所能勉強的。但就文學史上而論,漢以來的作家,實際上受《詩經》的風格的感化的卻也不少。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東方朔的《誡子》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長統(tǒng)的《述志》詩,曹植的《元會》《責躬》,乃至陶潛的《停云》《時運》《榮木》,無不顯然的受有這個感化。

然而,在同時,《詩經》卻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運,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一方面她的真價與真相卻為漢儒的曲解胡說所蒙蔽了。這正如絕妙的《蘇羅門歌》一樣,她因為不幸而被抬舉為《圣經》,而她的真價與真相,便不為人所知者好幾千年!

《詩經》中所最引人迷誤的是風、雅、頌的三個大分別,孔穎達說“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的成形”。(《毛詩正義》)關于賦比興,我們在這里不必多說,這乃是修辭學的范圍。至于風、雅、頌三者,則歷來以全部《詩經》的詩,屬于其范圍之內。三百篇之中,屬于“風”之一體者,有二南、王、豳、鄭、衛(wèi)等十五國風,計共一百六十篇;屬于“雅”者,有《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屬于“頌”者有《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詩大序》說:“上之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故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熹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三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保ā对娊浖⑿颉罚对姶笮颉分f,完全是不可通的,漢人說經,往往以若可解,若不可解之文句,闡說模糊影響之意思,《詩大序》這幾句話便是一個例。我們勉強的用明白的話替他疏釋一下,便是:風是關于個人的,雅是關于王政的,頌是“以其成功告神明的”。朱熹之意亦不出于此,而較為明白。他只將風、雅、頌分為兩類;以風為一類,說他們是“里巷歌謠之作”,以雅、頌為一類,說他們是“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實這些見解都是不對的。當初的分別頌,風,雅三大部的原意,已不為后人所知;而今本的《詩經》的次列又為后人所亂竄,更不能與原來之意旨相契合。蓋以今本的《詩經》而論,則風、雅、頌三者之分,任用如何的巧說,皆不能將其抵牾不合之處,彌縫起來。假定我們依了朱熹之說,將“風”作為里巷歌謠,將“雅頌”作為“朝廷郊廟樂歌”,則《小雅》中的《白華》:“白華營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與《衛(wèi)風》中的《伯兮》:“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兮執(zhí)殳,為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同是摯切之至的懷人之作,何以后一首便是“里巷歌謠”,前一首便是“廟堂郊祠樂歌”?又“風”“雅”之中,更有許多同類之詩,足以證明“風”與“雅”原非截然相異的二類。至于“頌”,則其性質也不十分明白?!渡添灐返奈迤?,完全是祭祀樂歌;《周頌》的內容便已十分復雜,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祭祀樂歌,一小部分卻與“雅”中的多數(shù)詩篇,未必有多大分別(如《小毖》);《魯頌》則只有《閟宮》可算是祭祀樂歌,其他《泮水》諸篇皆非是。又《大雅》中也有祭祀樂歌,如《云漢》之類是。更有后人主張:詩都是可歌的;其所謂風、雅、頌完全是音樂上的分別。鄭樵說:“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保ā锻ㄖ尽仿浴罚┯终f“仲尼……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所以侑祭也……”。梁任公先生便依此說,主張《詩經》應分為四體,即南,風,雅,頌。“南”即十五國風中之“二南”,與“雅”皆樂府歌辭,“風”是民謠,“頌”是劇本或跳舞樂。這也是頗為牽強附會的。古代的音樂早已亡失。如何能以后人的模糊影響之追解而為之分解得清楚呢?鄭樵之說,仍不外風土之音(即民間歌謠),朝廷之音及侑祭之樂的三個大分別。至于“四詩:南、風、雅、頌”之說,則尤為牽強?!澳稀敝杏性S多明明不是樂歌,如《卷耳》《行露》《柏舟》諸作,如何可以說他們是合奏樂呢?我們似不必拘泥于已竄亂了的次第而勉強去加以解釋,附會,甚至誤解?!对娊洝返膬热菔鞘謴碗s的;風、雅、頌之分,是決不能包括其全體的;何況這些分別又是充滿了矛盾呢。我們且放開了舊說,而在現(xiàn)存的三百零五篇古詩的自身,找出他們的真實的性質與本相來!

據(jù)我個人的意見,《詩經》的內容,可歸納為三類:一、詩人的創(chuàng)作,像《正月》《十月》《節(jié)南山》《崧高》《烝民》等。二、民間歌謠,又可分為:(一)戀歌,像《靜女》“中谷”《將仲子》等。(二)結婚歌,像《關雎》《桃夭》《鵲巢》等。(三)悼歌及頌賀歌,像《蓼莪》《麟之趾》《螽斯》等。(四)農歌,像《七月》《甫田》《大田》《行葦》《既醉》等。三、貴族樂歌,又可分為:(一)宗廟樂歌,像《下武》《文王》等。(二)頌神樂歌或禱歌,像《思文》《云漢》《訪落》等。(三)宴會歌,像《庭燎》《鹿鳴》《伐木》等。(四)田獵歌,像《車攻》《吉日》等。(五)戰(zhàn)事歌,像《常武》等。

詩人的創(chuàng)作,在《詩經》是很顯然可以看出的。據(jù)《詩序》,“有主名”的創(chuàng)作有:(一)《綠衣》,衛(wèi)莊姜作(《邶風》);(二)《燕燕》,衛(wèi)莊姜作(《邶風》);(三)《日月》,衛(wèi)莊姜作(《邶風》);(四)《終風》,衛(wèi)莊姜作(《邶風》);(五)《式微》,黎侯之臣作(《邶風》);(六)《旄丘》,黎侯之臣作(《邶風》);(七)《泉水》,衛(wèi)女作(《邶風》);(八)《柏舟》,共姜作(《鄘風》);(九)《載馳》,許穆夫人作(《鄘風》);(十)《竹竿》,衛(wèi)女作(《衛(wèi)風》);(十一)《河廣》,宋襄公母作(《衛(wèi)風》);(十二)《渭陽》,秦康公作(《秦風》);(十三)《七月》,周公作(《豳風》);(十四)《鴟鸮》,周公作(《豳風》);(十五)《節(jié)南山》,周家父作(《小雅》);(十六)《何人斯》,蘇公作(《小雅》);(十七)《弁》諸公作(《小雅》);(十八)《賓之初筵》,衛(wèi)武公作(《小雅》);(十九)《公劉》,召康公作(《大雅》);(二十)《泂酌》,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一)《卷阿》,召康公作(《大雅》);(二十二)《民勞》,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三)《板》,凡伯作(《大雅》);(二十四)《蕩》,召穆公作(《大雅》);(二十五)《抑》,衛(wèi)武公作(《大雅》);(二十六)《桑柔》,芮伯作(《大雅》);(二十七)《云漢》,仍叔作(《大雅》);(二十八)《崧高》,尹吉甫作(《大雅》);(二十九)《烝民》,尹吉甫作(《大雅》);(三十)《韓奕》,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一)《江漢》,尹吉甫作(《大雅》);(三十二)《常武》,召穆公作(《大雅》);(三十三)《瞻卬》,凡伯作(《大雅》);(三十四)《召旻》,凡伯作(《大雅》);(三十五)《》,史克作(《魯頌》)。此外尚有許多篇,《詩序》以為是“國人”作,“大夫”作,“士大夫”作,“君子”作的。但《詩序》本來是充滿了臆度與誤解的,極為靠不住。譬如,我們就上面三十幾篇而講,《燕燕》一詩,《詩序》以為是“衛(wèi)、莊姜送歸妾也”。那么一首感情深摯的送別詩:“瞻望弗及,涕泣如雨”,“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這豈像是一位君夫人送“歸妾”之詞?至于其他《詩序》以為“刺幽王”“刺忽”“刺朝”“刺文公”的無名詩人所作,則更多誤會。像“信彼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祭以清酒,從以骍牡;享于祖考,執(zhí)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不明明是一首村社祭神的樂歌么?《詩序》卻以為是“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yè),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這是那里說起的誤會呢?大約《詩序》將民歌附會為詩人創(chuàng)作者十之六,將無名之作附會為某人所作亦十之五六。據(jù)《詩序》,周公是《詩經》中的第一個大詩人,周公多才多藝,確是周室初年的一個偉大的作家。《尚書》中的《大誥》《多士》《無逸》等篇,皆為他所作?!对娊洝分袀鳛橹芄髡邽椤镀咴隆芳啊而|鸮》二篇?!妒酚洝罚骸皷|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鸮》。”此詩音節(jié)迫促,語意摯切而凄苦,似是出于苦思極慮,憂讒畏譏的老成人所作。但這人是否即為周公,卻很難說。而《七月》便決不會是周公所做的了;這完全是一首農歌,蘊著極沉摯的情緒,與刻骨銘心的悲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瓱o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這樣的近于詛咒的農民的呼吁,如何會是周公之作呢?《詩序》傳為召康公所作之詩有三篇,皆在《大雅》,一為《公劉》,一為《泂酌》,一為《卷阿》?!豆珓ⅰ窞楦柙佒芟茸婀珓⒌墓适略姡蛴姓倏倒鞯目赡??!稕s酌》為一種公宴時的樂歌,《卷阿》亦為歡迎賓客的宴會樂歌,如何會是“召康公戒成王”呢?

所稱為尹吉甫作的詩篇凡四,《崧高》《烝民》《韓奕》及《江漢》。尹吉甫為周宣王年代的人(公元前八二七至七八二),宣王武功甚盛,吉甫與有力焉。在《詩經》的詩人中,吉甫是最可信的一個。他在《崧高》的末章說:“吉甫作誦……以贈申公。”在《烝民》上說“吉甫作誦……以慰其心”。這幾篇詩都是歌頌大臣的“廊廟之詩”(《崧高》是贈給申伯的;《烝民》是贈給仲山甫的;《韓奕》是贈給韓侯的;《江漢》是贈給召虎的),富于雍容爾雅之氣概,卻沒有什么深厚的情緒。召穆公與尹吉甫是同時的人。他的詩,據(jù)《詩序》有三篇見錄于《詩經》:《民勞》《蕩》與《常武》?!对娦颉氛f,《民勞》與《蕩》是刺厲王的,《常武》是美宣王的。但《民勞》是從士大夫的憂憤與傷心中寫出的文字,《蕩》似為歌述文王告殷的一段故事詩,模擬文王的語氣是又嚴正,又懇切?;驗槭烦妓酚洠驗槭吩娮髡叩囊黄柙佄耐醯墓适略娭械囊欢巍,F(xiàn)在已不可知。但決不是“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則為極明白的事。《常武》敘述宣王征伐徐夷的故事:這是一篇戰(zhàn)爭敘事詩中的杰作,也是《詩經》敘事詩中的杰作:“赫赫業(yè)業(yè),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游,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仍執(zhí)丑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啴啴,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p>

凡伯相傳與召穆公及尹吉甫同時,或較他們略前。作《板》,更有一凡伯,相傳為幽王時人,作《瞻卬》及《召旻》二詩。前凡伯為厲王(公元前八七八—八四二)卿士。他是周公之后。后凡伯為幽王時代(公元前七八一—七七一)的人?!栋濉放c《瞻卬》及《召旻》,所表示的雖同是一個情思,且俱喜用格言,但一則諷諫,一則悲憤。兩個凡伯當都是有心的老成人,見世亂,欲匡救之而不能,便皆將其憂亂之心,悲憤之情,一發(fā)之于詩。因此與召穆公及尹吉甫的作風便完全不同:“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板》)活畫出一位老成人在舉世的嬉笑謔浪之中而憂思慮亂的心境來!《瞻卬》與《召旻》便不同了;《板》是警告,《瞻卬》與《召旻》則直破口痛罵了:“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瞻卬》)正是周室東遷時代,“日蹙國百里”的一種哀音苦語,真切的反映出當時的昏亂來。

衛(wèi)武公為幽王時人,所作《賓之初筵》,《詩序》以為“衛(wèi)武公刺時也”。但此詩系詠宴飲之事,決沒有刺什么人之意,所以《詩序》所說的“衛(wèi)武公”作,也許未免要加上一個疑問號。我們在社飲的詩中,找不到一首寫得那么有層次,有條理的:作者從鳴鐘鼓競射,“烝衎烈祖”“各奏爾能”以至或醉,或未醉的樣子而以“既醉而出”,及“匪言忽言,匪由忽語”的諍諫作結。其中有幾段真是寫得生動異常。又有《抑》,為格言詩的一類,教訓的氣味很重?!对娦颉芬舱f是衛(wèi)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但《詩序》作者所說的時代卻是完全不對的。武公在幽王時,入仕于朝,初本為侯。后幽王被犬戎所殺,武公引兵入衛(wèi)。及平王立,乃進武公為“公”。所以他決不會去“刺厲王”的。他的心是很苦的,當他寫《抑》時?;蛘摺兑帧纺耸撬谟耐鯐r所作,故有“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剡y其德,俾民大棘”諸語。像這種的情調,頗為后人所模擬。

芮伯的時代在衛(wèi)武公之前(據(jù)《詩序》),他的《桑柔》據(jù)說是“刺厲王”的。但觀《桑柔》中,“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憚怒。自西祖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諸語,似為大亂時所作。此詩如果為芮伯所作,也許芮伯便是幽王時人,《桑柔》亦多格言式的文句,但憂亂怨時之意則十分的顯露,并無一點的顧忌,若“降此蟊賊,稼穡辛癢”,若“維彼愚人,覆狂以喜”,若“大風有隧,貪人敗類”之類,則直至于破口大罵了。

仍叔為宣王時人。據(jù)《詩序》,仍叔作《云漢》乃以“美宣王”的。其實《云漢》乃是一篇皇帝或官吏或民眾,禱告神道,以求止旱的禱文,悲摯懇切,是禱文中的名作,決不會是仍叔“美宣王”的詩:“旱既大甚,則不可詛。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薰。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遁……”這可見出農業(yè)社會對于天然災禍的降臨是如何的畏懼,無辦法。

家父,幽王時人,據(jù)《詩序》,他作了一篇《節(jié)南山》,以“刺幽王”。在這首詩的篇末,他也自己說,“家父作誦,以究王讻。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而“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辛勞百姓”的云云,諷刺執(zhí)政者的意思是顯明的。

《詩序》謂:《何人斯》為蘇公刺暴公的;《弁》為諸公刺幽王的。其實,以原詩仔細考察之下,《何人斯》實是一首纏綿悲惻的情詩,是一個情人“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的?!氨撕稳怂?,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只攪我心!”寫得十分的直捷明了?!钝汀肥且皇桩斞鐚懽髦?,帶著明顯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悲凄的享樂主義:“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又如何是刺幽王呢!《渭陽》是一首送人的詩,卻未必為秦康公所作;《竹竿》是一首很好的戀歌,也不會是衛(wèi)女思歸之作;《河廣》也是一首戀歌,不會是宋襄公母思宋之作;《柏舟》,也未必為共姜之作,“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是怨其母阻撓其愛情之意,“之死矢靡”是表示其堅心從情人以終之意;《載馳》、《詩序》以為許穆夫人作。其實也只是一首懷人之作。

在《邶風》里,有衛(wèi)莊姜的詩四篇,《綠衣》《燕燕》《日月》《終風》。假定《詩序》的這個敘述是可靠的話,則衛(wèi)莊姜乃是《詩經》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女作家了?!堆嘌唷芬辉姡撬?,前面已經說過?!度赵隆肥菓讶酥玻弧毒G衣》一詩,是一首男子懷念他的已失的情人的詩;《終風》也為一首懷人的詩?!爸o浪笑敖,中心是悼”,這是如何深切的苦語。這些詩都附會不上衛(wèi)莊姜上面去。又《式微》《旄丘》《泉水》皆顯然為懷人之什,也并不會是“黎侯之臣”們所作。又據(jù)《詩序》,史克作頌以頌魯僖公,即《》是。但《》本無頌人意。在本文上看來,明明是一首禱神的樂歌,民間常有禱祝牛馬,以求其藩殖者,《》當是這一類的樂歌。

在《小雅》中,有一個寺人孟子所作的《巷伯》;他自己在最后說著“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這首詩是罵“譖人者”的;“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怨毒之極而至于破口大罵以詛咒之了!

總上所言,可知《詩序》所說的三十幾篇有作家主名的詩篇,大多數(shù)是靠不住的。其確可信的作家,不過尹吉甫、家父、寺人孟子等寥寥幾人而已。

許多無名詩人,我們雖不能知道他們的確切的時代,但顯然有兩個不同的情調是可以看得出的,第一是一種歌頌贊美的。第二是一種感傷、憤懣、迫急的。前一種大都是歌頌祖德的;后一種則大都是歌詠亂離,譏刺當局,憤嘆喪亡之無日的。前者當是西周之作,后者當是周室衰落時代之作。經了幽王的昏暴,犬戎的侵入,中央的威信完全掃地了;各地的諸侯便自由的無顧忌的互相并吞征戰(zhàn)??墒乖娙藨嵖瘧嵉臅r代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這些后期的無名詩人之作,遣詞用語,更為奔放自由,在藝術上有了極顯著的進步。

前期的無名詩人之作,在《大雅》中有《文王》《大明》《綿》《思齊》《皇矣》《靈臺》《生民》《公劉》諸篇,又《小雅》中亦有《出車》《六月》《采芑》等作,皆是敘事詩。細看這些詩,風格頗不相同,敘事亦多重復,似非出于一人之手,亦非成于一個時代,當是各時代的朝廷詩人,追述先王功德,或歌頌當代勛臣的豐功偉績,用以昭示來裔,或竟是祭廟時所用的頌歌。在其間,惟《綿》及《公劉》最可注意?!毒d》敘公亶父的事,他先是未有家室,后“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未胥宗”,乃謀議而決之于龜,龜吉,乃“日止日時,筑室于茲”。底下一大段,描寫他們耕田分職,筑室造廟,卻寫得十分生動;《公劉》敘公劉遷移都邑的事,他帶領人民,收拾了一切,裹了“糇糧”,便啟行了。經山過水,陟于平原,最后乃決意定居于豳?!凹蠕呒乳L,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活畫出古代民族遷徙的一幕重要的圖畫來。

后期的無名詩人之作,大都是憤當局之貪墨,嘆大亂之無日,或嗟吁他自己或人民所受之痛苦的。其中最好的詩篇,像:《柏舟》(《邶風》)寫詩人“耿耿不寐”欲飲酒以忘憂而不可能?!拔倚姆耸豢赊D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諸語,不僅意思很新穎流轉,即音調也是很新穎流轉的?!锻秒肌罚ā锻躏L》)寫時艱世亂,人不聊生。詩人丁此亂世,卻去追想到未生之前之樂,又去追想到昧昧蒙蒙一事不知的睡眠之樂。他怨生,怨生之多事;他惡醒,惡醒之使他能見“百憂”。因此,惟希望自己之能寐而無覺,一切都在睡夢里經過!《葛藟》(《王風》)也帶有這樣的悲苦調子。《伐檀》(《魏風》)是一首刺諷意味很深的詩;《詩經》中破口罵人的詩頗有幾首,而這一首特具冷雋的諷趣,“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洞T鼠》(《魏風》)不是諷刺卻是謾罵。他竟將他無力驅逐去的貪吏,或貪王比之為碩鼠。他既不能起而逐去他們,只好消極的辱罵他們道:“碩鼠,碩鼠!不要再吃我的黍麥了,我的黍麥已經有三年被你奪去吃了。我現(xiàn)在終定要離開你而到別一個‘樂土’去了。你不要再吃我的黍麥了!”不能反抗卻只好遷居以躲避——可憐的弱者!《蟋蟀》(《唐風》)和《山有樞》(《唐風》)都是寫出亂世的一種享樂情調,“我躬不閱,遑恤我后”,這個聲語是《詩經》所常見的。

在《小雅》的七十四篇中,這類的詩尤多,至少有二十篇以上的無名詩人作品是這樣的悲楚的亂世的呼號。最好的,像《采薇》是寫行役之苦的;而“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的一段乃是《詩經》中最為人所傳誦的雋語?!墩隆芬韵碌膸灼瘛墩隆贰队隉o正》也都是離亂時代文人學士的憤語哀談;他們有的是火一般的熱情,火一般的用世之心,他們是屈原,是賈誼,是陸游,是吳偉業(yè);他們有心于救亂,然而卻沒有救亂的力量;他們有志于作事,然卻沒有作事的地位。于是他們只好以在野的身分,將其積憤將其郁悶之心,將其欲抑而不能自制的悲怒,滔滔不絕的一發(fā)之于詩,其辭或未免重疊紛擾,沒有什么層次,有類于《離騷》,然而其心是悲苦的,其辭是懇摯的,在《詩經》之中,這些亂世的悲歌,與民間清瑩如珠玉的戀歌,乃是最好的最動人的雙璧。

《詩經》中的民間歌謠,以戀歌為最多。我們很喜愛《子夜歌》《讀曲歌》等等,我們也很喜愛《詩經》中的戀歌。在全部《詩經》中,戀歌可說是最晶瑩的圓珠圭璧;假定有人將這些戀歌都從《詩經》中取去了——像一部分宋儒、清儒之所主張者——則《詩經》究竟還成否一部最動人的古代詩歌選集,卻是一個問題了。這些戀歌雜于許多的民歌,貴族樂歌以及詩人憂時之作中,譬若客室里掛了一盞亮晶晶的明燈,又若蛛網上綴了許多露珠,為夕陽的金光所射照一樣;他們的光輝竟照得全部的《詩經》都金碧輝煌,光彩炫目起來。他們不是憂國者的悲歌,他們不是歡宴者的謳吟,他們更不是歌頌功德者的曼唱;他們乃是民間小兒女的“行歌互答”,他們乃是人間的青春期的結晶物。雖然注釋家常常奪去了他們的地位,無端給他們以重厚的面幕,而他們的絕世容光卻終究非面幕所能遮掩得住的。

戀歌在十五國風中最多,《小雅》中亦間有之。這些戀歌的情緒都是深摯而懇切的;其文句又都是婉曲深入,嬌美可喜的。他們活繪出一幅二千五百余年前的少男少女的生活來,他們將本地的風光,本地的人物,襯托出種種的可入畫的美妙畫幅來,“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鄭風》)這是如何的一個情景;“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魏風》),這又是如何的一個情景;“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之鳴,蒼蠅之聲”(《齊風》),這又是如何的一個情景!但在這里不能將這些情歌,一一的加以征引,姑說幾篇最動人的。衛(wèi)與鄭是詩人所公認的“靡靡之音”的生產地;至今“鄭衛(wèi)之音”尚為正人君子所痛心疾首。然《鄭風》中情詩誠多,而《衛(wèi)風》中則頗少,較之陳、齊似尚有不及。鄭、衛(wèi)并稱,未免不當。《鄭風》里的情歌,都寫得很倩巧,很婉秀,別饒一種媚態(tài),一種美趣?!稏|門之憚》一詩的“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豈不爾思,子不我即”與“青青子衿”一詩的“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寫少女的有所念而羞于自即,反怨男子之不去追求的心懷,寫得真沒有更好的了?!白硬晃宜迹M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褰裳》)似是《鄭風》中所特殊的一種風調。這種心理,卻沒有一個詩人敢于將她寫出來!其他像《將仲子》《萚兮》《野有蔓草》《出其東門》及《溱洧》都寫得很可贊許。

《陳風》里,情詩雖不多,卻都是很好的,像《月出》與《東門之楊》,其情調的幽雋可愛,大似在朦朧的黃昏光中,聽凡霞令的獨奏,又如在月色皎白的夏夜,聽長笛的曼奏:“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憂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保ā对鲁觥罚?/p>

《齊風》里的情詩,以“子之還兮”一首為較有情致。《盧令》一首則以音調的流轉動人。齊鄰于海濱,也許因是商業(yè)的中心,而遂缺失了一種清逸的氣氛;這是商業(yè)國的一個特色。又齊多方士,思想多幻妙虛空,故對于人間的情愛,其謳歌,便較不注意?!肚仫L》中的《蒹葭》,措辭宛曲秀美?!八^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即音調也是十分的宛曲秀美。

民間的祝賀之歌,或結婚,迎親之曲,在《詩經》里亦頗不少?!蛾P雎》《桃夭》《鵲巢》等都是結婚歌?!扼埂芳啊恩胫骸穭t皆為頌賀多子多孫的祝詞。

民間的農歌,在《詩經》里有許多極好的;他們將當時的農村生活,極活潑生動的表現(xiàn)出來,使我們在二千余年之后,還如目睹著二千余年前的農人們在祭祀,在宴會,在牽引他們的牛羊,在割稻之后,快快樂樂的歌唱著,還可以看見他們在日下耕種,他們的妻去送飯,還可以看見一大群的牛羊在草地上靜靜的低頭食草,還可以看見他們互相的談話,譏嘲,責罵??傊谀切┺r歌里,我們竟不意的見到了古代的最生動的一幅耕牧圖了。

這些民間的或農人們的祭祀樂歌,皆在大、小《雅》中;于上舉之《七月》等外,像《無羊》便是一首最美妙的牧歌,“爾羊來思,其角戢戢,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糇……”其描寫的情境是活躍如見的。又像《甫田》那樣的禱歌,更不是平庸的駢四儷六的祭神文,青詞,黃表之類可比。“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馌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甫田》),其形狀農家生活,真是“無以復加矣”。

民間的及貴族的宴會歌曲,盡有不少佳作。有時,竟有極清雋的作品。但這些宴會歌曲,結構與意思頗多相同,當是一種樂府相傳的歌曲,因應用的時與地的不同,遂致有所轉變。像《鄭風》的《風雨》,《小雅》的《菁菁者莪》《隰?!贰掇な挕贰渡焉颜呷A》《弁》以及《召南》的《草蟲》等,句法皆甚相同,很可以看出是由一個來源轉變而來的,而像《伐木》(《小雅》)寫一次的宴會情況,真是翩翩欲活:“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乃至“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都是當前之景,取之不窮,而狀之則不易者。貴族或君王的田獵歌,也有幾首,像《吉日》《車攻》且都不壞。帝王及貴族的頌神樂歌,或禱歌,或宗廟樂歌,則除了歌功頌德之外大都沒有什么佳語雋言。《文王有聲》(《大雅》)在祭神歌中是一個別格;這是祭“列祖”的歌,凡八章;先二章是祭文王的,故末皆曰:“文王蒸哉!”末二章則最后皆曰:“武王蒸哉!”

《魯頌》中真正的祭神歌很少。《泮水》是一首很雄偉的戰(zhàn)勝頌歌,并不是禱神歌?!堕s宮》乃是一首禱神歌,其格調卻與《周頌》中的諸篇不同了。

《商頌》五篇,未必便是殷時所作?!对娦颉氛f:“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钡滹L格離《詩經》中的諸篇并不很歧遠。似當是周時所作或至少是改作的。其中亦有很好的文句,如:“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我們不僅如睹其形,亦且如聞其“鞉鼓淵淵”之聲矣。

繼于《詩經》時代之后的便是所謂“楚辭”的一個時代。在名為“楚辭”那一個總集之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他是“楚辭”的開山祖,也是“楚辭”里的最偉大的作家。我們可以說,“楚辭”這個名詞,指的乃是“屈原及其跟從者”。

“楚辭”的名稱,或以為始于劉向。然《史記·屈原列傳》已言:“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漢書·朱買臣傳》言買臣善《楚辭》,又言宣帝時,有九江被公善《楚辭》?!俺o”之稱,在漢初當已成了一個名詞。據(jù)相傳的見解,謂屈原諸騷,皆是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辭》。其后雖有許多非楚人作楚辭,雖未必皆紀楚地名楚物,然其作楚聲則皆同。

后漢王逸著《楚辭章句》,于卷首題著:“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后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楚辭到劉向之時,始有像現(xiàn)在那個樣子的總集,這是可信的事。惟這個王逸章句的《楚辭》,是否即為劉向的原本,卻是很可疑的。據(jù)王逸的《章句》本,則名為《楚辭》的這個總集,乃包括自屈原至王逸他自己的一個時代為止的要多作品。據(jù)朱熹的《集注》本,則《楚辭》的范圍更廣,其時代則包括自周至宋,其作品則包括自荀況以至呂大臨。本書所謂《楚辭》,指的不過屈原宋玉幾個最初的楚辭作家。

《楚辭》,或屈原,宋玉諸人的作品,其影響是至深且久,至巨且廣的。《詩經》的影響,至秦漢已微。她的地位雖被高列于圣經之林,她在文學上的影響卻是不很巨偉的。但《楚辭》一開頭便被當時的作者們所注意。漢代是“辭、賦的時代”;而自建安以至六朝,自唐以至清,也幾乎沒有一代無模擬《楚辭》的作家們。她的影響,不僅在“賦”上,在“騷”上,即在一般詩歌上也是如此。若項羽的“虞兮虞兮奈若何!”劉邦的“大風起兮云飛揚”,以至劉徹的“草木黃落兮雁南歸”,“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諸詩,固不必說顯然的是“楚風”了;即論到使韻遣辭一方面,《楚辭》對于后來的詩歌,其影響也是極大的。他們變更了健勁而不易流轉的四言格式,他們變更了純樸短促的民間歌謠,他們變更了教訓式的格言詩,他們變更了拘謹素質的作風。他們大膽的傾懷的訴說出自己郁抑的情緒;從來沒有人曾那么樣的婉曲入微,那么樣的又真摯,又美麗的傾訴過。

屈原

(古物陳列所特許借?。?/p>

屈原是古代第一個有主名的大詩人。在古代的文學上,沒有一個人可以與他爭那第一把交椅的?!妒酚洝分杏兴囊黄唫鳎辉谒约旱淖髌防镆猜月缘奶崞疬^自己的生平。據(jù)《史記》,屈原名平,“原”是他的字。他自己在《離騷》里則說:“皇覽揆余初度兮,肇賜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是正則、靈均又是他的名字。后人或以正則、靈均為“平”字“原”字的釋義,或以為正則、

屈原

陳洪綬作——從來刻本《楚辭》(西諦藏)

靈均是他的小名。他是楚的同姓,約生于公元前三百四十三年(周顯王二十六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初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于治亂,嫻于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原是懷王很信任的人。有一個上官大夫,與屈原國列爭寵,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藳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上官大夫因在懷王之前讒間他道:“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蓖跖枨健!扒郊餐趼犞宦斠?,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鼻仁?,不復在位,使于齊。適懷王為張儀所詐,與秦戰(zhàn)大敗。秦欲與楚為歡,乃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懷王恨張儀入骨,說道:“不欲得地,愿得張儀?!睆垉x竟入楚。厚賂懷王左右,竟得釋歸。屈平自齊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后秦始皇與楚婚,欲懷王會。王欲行。屈原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睉淹踔勺幼犹m勸王:“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后,固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竟客死于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子蘭怒屈平不已,使上官大夫短之于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這是他第二次在政治上的失敗。屈原既被疏被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于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太平鄭詹尹欲決所疑。他問詹尹道:“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此孰吉,孰兇?何去何從?”詹尹卻很謙抑的釋策說道:“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屈原至于江濱,被發(fā)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乃作懷沙之賦。于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死時約為公元前二百九十年(即頃襄王九年)的五月五日。在這一日到處皆競賽龍舟,投角黍于江,以吊我們的大詩人。

近來頗有人懷疑屈原的存在,以為他也許和希臘的荷馬,印度的瓦爾米基一樣,乃是一個箭垛式的烏有先生。荷馬、瓦爾米基之果為烏有先生與否,現(xiàn)在仍未論定——也許永久不能論定——但我們的大詩人屈原,卻與他們截然不同。荷馬的《伊里亞特》《亞特賽》,瓦爾米基的《拉馬耶那》,乃是民間傳說與神話的集合體,或民間傳唱已久的小史詩、小歌謠的集合體。所以那些大史詩的本身,我即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而成的。荷馬、瓦爾米基那樣的作家,即使有之,我們也只可以說他們是“零片集合者”。屈原這個人,和屈原的這些作品,則完全與他們不同。他的作品像《離騷》《九章》之類,完全是抒寫他自己的幽悶的,完全是訴說他自己的愁苦的,完全是個人的抒情哀語,而不是什么英雄時代的記載。他們是反映著屈原的明了可靠的生平的,他們是帶著極濃厚的屈原個性在內的。他們乃是徹頭徹尾、無可懷疑的個人創(chuàng)作。

《漢書·藝文志》里有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章句》本的《楚辭》與朱熹《集注》本的《楚辭》,所錄屈原著作皆為七篇。七篇中,《九歌》有十一篇,《九章》有九篇,合計之正為二十五篇。與《漢志》合。但王逸《章句》本,對于《大招》一篇,卻又題著“屈原作,或曰景差作”。則屈原賦共有二十六篇?;蛞詾椤毒鸥琛穼嵵故?,因《禮魂》一篇乃是十篇之總結,故加入《大招》,仍合于二十五篇之數(shù)?;騽t去《大招》而加《招魂》,仍為二十五篇?;騽t以《九歌》,作九篇,仍加《大招》《招魂》二篇,合為二十五篇。但無論如何,這二十五篇,決不會全是屈原所作的。其中有一部分是極可懷疑的?!哆h游》中有“羨韓眾之得一”語;韓眾是秦始皇時的方士,此已足證明《遠游》之決非屈原所作的了?!恫肪印贰稘O父》二篇,更非屈原的作品。兩篇的開始,俱說:“屈原既放?!憋@然是第三人的記載。王逸也說,“楚人思念屈原,因敘其辭以相傳焉”。此外《九歌》《天問》等篇,也都各有可疑之處。我們所公認為屈原的作品,與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者僅《離騷》一篇及《九章》九篇而已。

《離騷》為古代最重要的詩篇之一,也是屈原最偉大的作品?!半x騷”二字的解釋,司馬遷以為“猶離憂也”。班固以為“離,猶遭也;騷,憂也”?!峨x騷》全文,共三百七十二句,二千四百六十一字。作者的技能在那里已是發(fā)展到極點。她是秀美婉約的,她是若明若昧的。它是一幅絕美的錦幛,交織著無數(shù)絕美的絲弦;自歷史上,神話上的人物,自然界的現(xiàn)象,以至草木禽獸,無不被捉入詩中,合組成一篇大作。

屈原想象力是極為豐富的?!峨x騷》未必有整飭的條理,未必有明晰的層次,卻是一句一辭都如大珠小珠落玉盤,各自圓瑩可喜,又如春園中的群花,似若散漫而實各在向春光斗妍。自“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起始而敘述他的身世情格,繼而說他自己在“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之時,不得不出來匡正?!柏M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辈涣袭斒抡卟⒉徊焖闹星?,“反信讒而齌怒”。他“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忽而不能合也”。在這時,“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獨有他的心卻不急急于此,他所怕的是“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他的心境是那么樣的純潔:“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比弧氨娕涤嘀昝假猓{諑謂余以善淫”。他因慨然的說道:“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痹谶@時,他已有死志。他頗想退修初服,“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然而他又不能決心退隱。女媭又申申的罵他,勸他不必獨異于眾?!氨姴豢蓱粽f兮,孰察余之中情。”他卻告訴她說,“阽余修而尼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因前修以葅醢”。時既不容他直道以行,便欲騁其想象“上下而求索”。“飲余馬于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臾以相革。前望舒使先驅兮,后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又繼以日夜……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但“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fā)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他悶悶之極,便命靈氛為他占之。靈氛答曰:“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彼麖撵`氛之所占,心里又猶豫而狐疑?!拔紫虒⑾蒂?,懷椒精而要之?!蔽紫逃指嬖V他說道:“勉升降而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及年歲之未宴兮,時亦猶未央?!彼圆灰源苏f為然。他說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薏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實在的,“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他終于猶豫著,狐疑著,不能決定走哪一條路好,最后他便決絕的說道:“靈氛既告余以吉日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及其“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xiāng)”。便又留戀瞻顧而不能自已:“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彼冀K是一位徘徊瞻顧沒有決心的人;他始終的猶豫著,狐疑著不知何所適而后可。到了最后之最后,他只好浩然長遠的嘆道:“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善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他始終是一位詩人,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是不知權變的,他是狷狷自守的。他也想和尚同塵,以求達政治上的目的,然而他又沒有那么靈敏的手腕,他的潔白的心性,也不容他有違反本愿的行動。于是他便始終的站立在十字街頭:始終的猶豫狐疑,徘徊不安,他的最后而最好的一條路便只有:“從彭咸之所居?!?/p>

在《九章》里的九篇里,大意也不外于此?!毒耪隆繁緸椴幌噙B續(xù)的九篇東西,不知為什么連合為一篇而總名之曰《九章》。這九篇的東西,并非作于一時,作風也頗不相同。王逸說:“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于聲,后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于一時之言也?!彼浴断铡贰侗仫L》二篇為其“臨絕之音”。其他各篇則不復加以銓次。后人對于他們的著作時日的前后,議論紛紜?!渡娼肥拙湔f,“余初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似也為晚年之作。《惜誦》《抽思》二篇,其情調與《離騷》全同,當系同時代的作品,《橘頌》則音節(jié)舒徐氣韻和平,當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厄時之作。然在其中,已深蘊著詩人的矯昂不群的氣態(tài)了:“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薄端济廊恕啡允菍懰约旱牡突勃q豫?!栋й肥撬诒涣鞣诺膭e地,思念故鄉(xiāng)而作的。他等候著復召,卻永不曾有這個好音。他最后只好慨嘆的說道,“曼予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xiāng)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涉江》也是他在被放于南方時所作。他既久不得歸,于是又作《懷沙》《悲回風》二賦,以抒其愁憤,且決志要以自殺了結他的貞固的一生。在這時,他已經完全失望,已經完全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在前途了;國事日非,黨人盤踞,“變白而為黑兮,倒上而為下,鳳皇在殿兮,難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當然不會有人知他。《懷沙》之作,在于“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之時。他在那里,已決死志,反而淡淡的安詳說道,“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予何畏懼兮。知死不可攘,愿勿愛兮”。在《悲回風》里,他極敘自己的悲愁:“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而極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彼皆敢狻颁鬯蓝魍鲑?,不忍此心之常愁”。至于《惜往日》或以為“此作詞旨鄙淺,不似屈子之詞,疑后人偽托也”。我們見她一開頭便說,“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似為直鈔《史記》的《屈原列傳》而以韻文改寫之的。屈原的作品,決不至如此的淺顯。偽作之說,當可信。

《湘君》《湘夫人》

《湘君》《湘夫人》是楚辭里最美麗的兩個詩篇?!獜氖挸吣尽冻o圖》諦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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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天問》也頗有人說其皆非屈原所出。王逸說,“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原既被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是則王逸也說《九歌》本為舊文,屈原不過“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已。這個解釋是很對的。我們與其將《九歌》的著作權完全讓給了屈原或楚地的民眾,不如將這個巨作的“改寫”權交給了屈原。我們看《九歌》中那么許多娟好的詞語:“桂棹兮蘭枻,斫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思不甚兮輕絕。”(《湘君》)“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保ā断娣蛉恕罚扒锾m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保ā渡偎久罚叭粲腥速馍街?,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山鬼》)我們很不能相信民間的祭神歌竟會產生這樣的好句。有許多民間的歌曲在沒有與文士階級接觸之前,都是十分的粗鄙可笑的。偶有一部分精瑩的至情語,也被拙笨無倫的辭筆所礙而不能暢達。這乃是文人學士的擬作或改作,給他們以一種新的生命,新的色彩?!毒鸥琛分蔀槲乃嚿系木拮?,其歷程當不外于此。

《山鬼》

這是一篇極雋秀的楚辭,被保存在傳為屈原作的《九歌》中?!獜氖挸吣尽冻o圖》

《九歌》有十一篇?;蛞浴抖Y魂》為“送神之曲”,為前十篇所適用。或則更以最后的三篇,《山鬼》《國殤》《禮魂》合為一篇以合于“九”之數(shù)。然《山鬼》《國殤》諸篇,決沒有合為一篇的可能。但《九歌》實只有九篇。除《禮魂》外,《東皇太一》實為“迎神之曲”,也不該計入篇數(shù)之內。

《九歌》的九篇(除了兩篇迎神、送神曲之外),相傳以為都是禮神之曲。但像“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少司命》),“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山鬼》)諸情語,又豈像是對神道說的。或以為《圣經》中的《蘇羅門歌》,不是對神唱的歌曲,而同時又是絕好戀歌么?不知《蘇羅門歌》正是當時的戀歌;后人之取來作為圣歌,乃正是他們的附會。王逸也知《九歌》中多情語,頗不易解得通,所以便說:“其言雖若不能無嫌于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蔽业囊庖娛?,《九歌》的內容是極為復雜的;至少可成為兩部分,一部分是楚地的民間戀歌,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六篇;一部分是民間祭神祭鬼的歌,如:《云中君》《國殤》《東君》《東皇太一》及《禮魂》。

《天問》是一篇無條理的問語;在作風上,在遣詞用語上,全不像是屈原作的。王逸說“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圣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既是楚人所“論述”,可見未必出于屈原的手筆。且細讀《天問》全文,平衍牽直與屈原的《離騷》《九章》諸作的風格完全不同。我們不能相信的是以寫《離騷》《九章》的作者,乃更會寫出“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至貽,女何喜?”那么一個樣子的句法來。有人以為《天問》是古代用以考問學生的試題。這話頗有人加以非笑,以為在古代時,究竟要考問什么學生而用到這些試題。我們以為以《天問》為試題,或未免過于武斷;但《天問》之非一篇有意寫成的文藝作品,則是無可懷疑的。她在古時,或者是一種作者所用的歷史,神話,傳說的備忘錄也難說?;蛘呔故侨缦ED海西亞特(Hesiod)所作的《神譜》,或亞甫洛杜洛斯(Apollodorus)的《圖書紀》:體裁乃是問答體的;本附有答案在后。后人因為答題過于詳細,且他書皆已有詳述,故刪去之僅存其問題以便讀者的記誦。這個猜測或有幾分可能性罷。

《大招》或以為屈原作或以為景差作;王逸以為:“疑不能明?!敝祆鋭t直以為景差作?!墩谢辍废蛞詾樗斡褡?,并無異辭,至王夫之,林云銘他們,始指為屈原作。此二篇內容極為相同,假定一篇是屈原“作”的話,則第二篇決不會更是他“作”的。但這兩篇原都是民間的作品。朱熹在《招魂》題下,釋曰:“古者人死則使人以其上服,升屋履危,北面而號曰皋,某復。遂以其衣三招之,乃下,以覆尸。此禮所謂復,而說者以為招魂復魂,又以為盡愛之道而有禱詞之心者。蓋猶冀其復生也。如是而不生,則不生矣。于是乃行死事。此制禮者之意也。而荊俗乃或以是施之生人?!贝朔N見解,較之王逸的“以諷諫懷王,冀其覺悟而還之也”自然高明得多。《大招》之作用,也是同一意思。所以這兩篇“《招魂》”的文章無論是屈原,是宋玉,是景差所“作”,其與作者的關系都是很不密切的,只是居改作,或潤飾之勞而已。

這兩篇作品的影響,在后來頗不小。屈原的作品,如《離騷》,如《九章》,宋玉的作品,如《九辯》,都是浩浩莽莽的直抒胸臆之所欲言,他們只有抒寫,并不鋪敘,只是抒情并不夸張;只是一氣直下,并不重疊的用意描狀。至于有意于夸張的鋪敘種種的東西,以張大他們的描狀的效力者在《楚辭》中卻只有《大招》《招魂》這兩篇。例如,他們說美人,便道“朱唇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間,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稚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大招》)他們說宮室,便道:“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諼些。光風轉蕙,泛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招魂》)說飲食,說歌舞,也都是用這種方法。又他們對于招來靈魂,既歷舉四方上下的可怕不可居住,又盛夸歸來的可以享受種種的快樂,這種對稱的敘述,重疊的有秩序的描狀。后來的賦家差不多沒有一篇不這樣的,《三都賦》是如此,《七發(fā)》是如此,《簫賦》是如此。“賦者鋪也”一語,恰恰足以解釋這一類的賦?!洞笳小贰墩谢辍返闹丿B鋪敘,原是不得不如此的宗教的儀式,卻不料反開了后來的那么大的一個流派。

在《楚辭》里,可指名的作家,屈原以外,便是宋玉了?!妒酚洝吩凇肚袀鳌分崞疬@樣的一句話:“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司馬遷并沒有說起宋玉的生平。在《漢書·藝文志》里,于“宋玉賦十六篇”之下,也只注著“楚人,與唐勒并時,在屈原后也”?!俄n詩外傳》(卷七)及《新序》(《雜事》第一及第五)里,說起:宋玉是屈原以后的一位詩人,事楚襄王(《韓詩外傳》作懷王)為小臣,并不得志。他在朝廷的地位,大約是與漢武帝時的司馬相如、枚皋、東方朔諸人相類。與他同列者有唐勒、景差諸人,皆能賦。他的一生,大約是這樣的很平穩(wěn)的為文學侍從之臣下去。他的死年,大約在楚亡以前。他與屈原的關系,以上幾部書都不曾說起過。只有王逸在他的《楚辭章句》上說“宋玉者屈原弟子也”。(《九辯序》)這話沒有根據(jù)。大約宋玉受屈原的影響則有之,為實際上的師弟則未必然。他在當時頗有一部分的勢力,他的鋒利的談片,或為時人所艷稱,所以他有許多軼事流傳于后。

他的著作,《漢書·藝文志》說有十六篇,今所有者則為十四篇。在其中,惟《九辯》一篇,公認為宋玉所作,并無異議。這一部大作,也實在是足以代表宋玉的文藝上的成功。她是以九篇詩組成的詩歌名作;這九篇的情調,也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大約決不會是同時之作?!毒呸q》之名,或為當時作者隨手所自題(《九辯》原為古詩名),或為后人所追題。在《九辯》里的宋玉,其情調與屈原卻大有不同。他也傷時,然而他只說到“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而止;他也怨君之不見察,然而他也只說到“君棄遠而不察兮,雖愿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而止;他也罵世,然而他只說到“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guī)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愿慕先圣之遺教”而止。他是蘊蓄的,他是“溫柔敦厚”的。

《九辯》里寫秋景的幾篇是最著名的:“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恍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稟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焙喼币豢跉庾x到底,舍不得在中途放下。

宋玉的其他諸作,除《招魂》外,自《風賦》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一則他們的文體是率疏的,與《九辯》之致密不同;再則,他們的情調是淺露無余的,與《九辯》之含蓄有情致的不同;三則他們的結構是直捷的,與《九辯》之纏綿宛曲者又不同。且像那樣的記事的對話體的賦,一開頭便說:“楚襄王游于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風賦》);便說:“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于云夢之臺”(《高唐賦》);便說:“楚襄王與宋玉游于云夢之浦”(《神女賦》);顯然不會是出于宋玉本人之手下的。且《高唐賦》中簡直的寫上了“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云夢之臺”,這還不是后人的追記么?《笛賦》中還有“宋意將送荊卿于易水之上,得其雌焉”之語。宋玉會引用到荊卿的故事么?又《登徒子好色賦》與《諷賦》皆敘的是一件事;結構與情調完全是相仿佛的,《高唐賦》《神女賦》與《高唐對》三篇也敘的是同一的事件。假定他們全是宋玉寫的,他又何必寫此同樣的若干篇呢?而第一次見于《古文苑》的《笛賦》《大言賦》《小言賦》《諷賦》《釣賦》《舞賦》,其來歷更是不可問的。劉向見聞至廣,王逸也博采《楚辭》的作品。假定當時宋玉有這許多作品流傳著,他們還不會收入《楚辭》之中么?

此外,楚人之善辭者,尚有唐勒,景差二人?!稘h書·藝文志》著錄唐勒賦四篇,無景差的作品。《史記》卻提到過景差,王逸說:“《大招》,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敝祆鋭t斷《大招》為景差之作。但這二人都不甚重要。景是楚之同姓;景差大約與宋玉同時。唐勒也是與他們同時,也事楚襄王為大夫,且嘗與宋玉爭寵而妒害他。勒的作品,絕不可見。在《全上古六朝文》里只有他的《奏士論》的殘文數(shù)語。

參考書目

一、《毛詩正義》四十卷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有《十三經注疏》本。

二、《詩集傳》八卷宋朱熹撰,坊刻本極多。

三、《詩經通論》十八卷清,姚際恒撰,有道光丁酉刊本。

四、《讀詩偶識》四卷清崔述撰,有《畿輔叢書》本,有日本刊《東壁遺書》本。

五、《詩經原始》十八卷清方玉潤撰,有《鴻蒙室叢書》本,有石印本。

六、《詩三家義集疏》二十八卷王先謙撰,有乙卯年虛受堂原刊本。

七、《詩經的厄運與幸運》顧頡剛撰,載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號至第五號,又有《小說月報叢刊》本。

八、《讀毛詩序》鄭振鐸撰,載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一號。

九、《關于詩經研究的重要書籍介紹》鄭振鐸撰,載于《小說月報》第十四卷第三號。

十、《楚辭》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有汲古閣刊本,有金陵書局刊本。

十一、《楚辭集注》朱熹撰,有《古逸叢書》本,有坊刊本。

十二、《讀楚辭》胡適著,見《胡適文存》二集,亞東圖書館出版。

  1. 屈原及宋玉等見《史記》卷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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