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角號碼檢字法的創(chuàng)始經(jīng)過

大家都知道，四角號碼檢字法，是商務印書館創(chuàng)始的。當時正值王云五主持館務，故有人認為這是王云五的智慧。實則，王云五是經(jīng)人啟發(fā)贊助而成的。

四角號碼檢字法的啟發(fā)和贊助者，究屬是誰呢？這是長樂高夢旦老先生。夢旦生于一八七〇年，雖應科舉考試，但思想?yún)s是進步的。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林迪臣在杭州做官，推行新政，創(chuàng)辦西湖蠶學館，開中國實業(yè)教育的先聲。當時幫助林迪臣計劃的，就是高夢旦和他的哥哥高嘯桐。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勞玉初（乃宣）把求是書院改為浙江大學堂，聘高夢旦為總教習。次年大學堂選送學生赴日本，高夢旦任留學監(jiān)督，率領學生東渡。他看到日本教育很發(fā)達，特別是普及小學，就有編輯小學教科書的動機。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冬回國，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聘他編輯小學國文教科書，一同參加者，尚有蔣維喬、莊俞等。當時商務資本有限，經(jīng)理夏瑞芳擔心耗資費時，勢必虧本。沒想到第一冊出版后一銷就是數(shù)萬冊。夏瑞芳喜出望外，決定續(xù)編。高夢旦看到舊式字典詳簡失當，不切實際，便倡議編《新字典》，增補舊字典所沒有的新字和舊字典所沒有的新義，且根據(jù)《新字典》，刊行《辭源》。五四運動興起之后，高夢旦覺得新文化已獲得了群眾基礎，商務印書館既為文化服務，就不能不走新的道路，于是把所發(fā)行的雜志大大地革新一番。他覺得《康熙字典》檢查不便，便研究改進的方法，創(chuàng)為八十部首，先后共十多年，不知換了若干次的稿，才十成八九。這時王云五進入商務，高夢旦便把稿件交給王云五整理。王云五在高夢旦原稿的基礎上才搞出了四角號碼的檢字法。商務當時的內(nèi)部刊物《同舟》第四卷第十二期上刊有王云五寫的《我所認識的高夢旦先生》一文，提到這事說：“高先生是多方面的研究家，又是許多研究家的贊助人。高先生對于研究的興趣很濃，而且是多方面的。在二十幾年前，有改革部首的草案，其方法但管字形，不管字義，將舊字典的二百十四部，就形式相近者并為八十部，并確定上下左右的部居，此法較舊法已很便利，但高先生是一位徹底的改革家，自己認此方案還不算徹底，始終沒有把它發(fā)表。他又抱成功不必在我的態(tài)度，當他把自己的檢字方案擱置時，便留心到外間有沒有熱心研究改革檢字方案的人，后來給他發(fā)見林語堂先生曾經(jīng)發(fā)表一種首筆檢字法，那時候林先生在清華大學擔任教席。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秋間，高先生因事到北平，輾轉托人介紹，與林先生詳談，力勸林先生繼續(xù)研究。后來回到上海，和我商量，我也贊成此舉。因此便由商務編譯所與林先生訂一合作研究的契約，于一年期內(nèi)，由商務按月資助林先生若干元，由林先生酌減教書的鐘點，從事新檢字法的研究。后來我對于檢字法的研究，也發(fā)生了興趣。有一天，對高先生說起這事，他雖極力贊助他人從事這項研究，但因我日間職務很忙，不愿我過于勞苦，便把成功不必在我一語來相勸，但是我的興趣已是一發(fā)而不可收拾，便瞞著高先生，每晚在家里私下研究，過了約摸半年，我偶然發(fā)明號碼檢字法，歡喜到了不得，次日對高先生和盤托出，他也歡喜萬狀。其后我因為這號碼檢字法雖然易學，但對于筆畫較多的字還覺不易檢查，于是決計放棄此法，另行研究，又費了一年工夫，才發(fā)明四角號碼檢字法。在這時期和以后繼續(xù)研究修訂四角檢字法的一二年內(nèi)，高先生無時不贊助我，并且給我許多有益的意見，及至四角檢字法研究告一段落，高先生又認為一種新方法的成功，固由于本體的效用，但是宣傳工作也有重大關系，于是他便把宣傳四角檢字法，引為己任。近年我因為職務特忙，簡直沒工夫顧到檢字法，高先生卻繼續(xù)不斷把這檢字法熱心推行……”

從這個記述看來，王云五不過因人成事，高夢旦的創(chuàng)造和改革精神是不可沒的。自四角號碼檢字法發(fā)明以后，高夢旦就提倡應用于該館所出版的字典編排，以及目錄索引上。以后各地圖書館的編目和機關企業(yè)的檔案編列，也普遍采用四角號碼檢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