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

先父克文先生（1898—1986）辭世已經(jīng)足足四分之一世紀。他留下了十二冊日記，載1937—1952十五年間事，主要是八年抗戰(zhàn)和國共戰(zhàn)爭期間他在國民政府的見聞，特別是國府兩度撤離南京的始末。這些六十年前舊事已成滄桑，所牽涉人物絕大部分也都物故，相信現(xiàn)在是將日記公之于世的適當時候了。父親在1923年加入國民黨，經(jīng)歷北伐、農(nóng)民運動、寧漢分裂等重大事件，1935年加入國民政府，歷任行政院參事、立法委員，和短暫的立法院秘書長。他地位不高，但交誼甚廣，又長期負責實際政務(wù)，得以從內(nèi)部和中層觀察政府運作以及政壇人物的言行，更與不少學界、文化界人物相熟，因此日記中對那十余年間驚心動魄事件的記載和評論，是很有歷史價值和興味的。

然而，父親雖然以謙和、忠厚、謹慎自持，亦以此知名，卻絕非庸碌無為、缺乏主見之輩。他有政治抱負，胸中更有是非智愚賢不肖的尺度，因此在日記這樣的私人空間抒發(fā)感慨，月旦人物（包括至親好友），是十分坦白、直率甚至尖銳的。如今當事人雖然已經(jīng)辭世，但他們后代子孫見到某些片段，也還可能受傷害。因此我對發(fā)表日記曾經(jīng)頗感躊躇，權(quán)衡再三之后，方才決定出版。這主要是意識到保持歷史真實及其豐富、多元面貌之重要，以及相信六十年前想法如今已成明日黃花，再沒有現(xiàn)實意義，而只是歷史的一部分了。無論如何，日記中的評論并非經(jīng)過深思熟慮，而只是當時私底下自然流露的反應(yīng)、感想，因此偏頗、過激、不成熟、前后不一之處在所難免，不應(yīng)該視為定評。這點相信克文先生在生，也是會頷首的，讀者鑒之。

克文先生于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廣西岑溪縣一個頗有新思想的自耕農(nóng)家庭，原名堯蕙，排行第五，字用五。岑溪雖是窮鄉(xiāng)僻壤，但地處西江上游，航運可通廣州，風氣不算閉塞。他中學畢業(yè)后不久，受了國民黨宣傳的影響，在五四運動那年只身遠闖廣州，考入免費的廣東高等師范，自此脫離農(nóng)村，成為現(xiàn)代知識分子，這是他生命中第一個轉(zhuǎn)折點。二十年代廣州是革命中心，孫中山先生經(jīng)常到“高師”演講，父親深受感染，畢業(yè)后與同學成立“知用學社”，開辦“知用中學”，但此前已經(jīng)加入國民黨，遂投身革命事業(yè)，這是他生命中第二個轉(zhuǎn)折點。在1923—1927年間，他先后在粵省黨部、中央黨部和農(nóng)民部任職，1927年初在武漢以國民黨代表身份，與毛澤東、周以栗組成三人常務(wù)委員會，共同主持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又在鄧演達、譚平山、毛澤東、鮑羅廷等人組成的土地改革委員會中擔任記錄；其后見證了當年夏天的“分共”，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第一個高潮，但轉(zhuǎn)瞬就過去了。由于受到1927年底廣州事變的牽累，他在1928年遠赴歐洲游歷，隨后到香港定居，任《南華日報》總編輯，又曾在1932年赴南京擔任僑務(wù)委員會教育處處長，數(shù)月后返港。這些經(jīng)歷頗為曲折，可惜有關(guān)日記在1937年撤離南京時散失，只能夠從晚年的回憶文章得知一二了。

1935年父親進入行政院擔任參事，其后在這崗位上工作了整整13年，歷經(jīng)七七事變、遷都、重慶大轟炸、艱苦抗戰(zhàn)、還都南京等變遷。1948年初他當選立法委員，積極參加政治活動；該年年底國民政府已是風雨飄搖，他臨危受命，出任立法院秘書長，迎來政治生涯第二個短暫高潮。翌年4月國府再度撤離南京，遷往廣州，他在10月初辭去秘書長職務(wù)，結(jié)束四分之一世紀政治生涯，到香港定居，其時剛好年逾知命，這是他生命中第三個轉(zhuǎn)折點。香港是舊游之地，有不少親朋戚友，故舊相知。其初他有意利用這些關(guān)系做小本生意，融入社會，可是頭腦和氣質(zhì)都不相宜，不到幾年就虧輸蝕本，只好重拾本行，回到中學擔任教職。自此春風化雨，淡泊明志，度過平靜自得的二十六年教學生涯，但行有余力，仍亟亟以國事為念，除編輯《自由人》半周刊之外，還撰寫不少政論和回憶文章，迄1986年以八十八高齡辭世。以上是他生平輪廓，具體細節(jié)見本書年表。

我在抗戰(zhàn)之初出生于重慶，當時物資匱乏，日機肆虐，大事轟炸，父母撫育提攜的艱困可想而知。但記憶中父親在周末從重慶市內(nèi)回到龍井灣家中，卻總顯得那么輕松、詼諧、自得。他腹中有無窮的《三國》、《水滸》和公冶長故事為我講述，手上會造出奇妙的彈弓、水槍、泥人種種玩意令我入迷，在山林間散步時又會撮唇模仿各種鳥類叫聲，如此種種，都為我的荒山童年打破枯燥沉悶，帶來驚喜、歡樂與陽光?？箲?zhàn)勝利后我們一家人回到南京，其后短暫兩年間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件事情：首先，是在父親帶領(lǐng)下游覽中山陵、靈谷寺，到玄武湖劃船，蕩到荷花深處采摘蓮蓬剝吃；其次，是他買回來的大量兒童讀物，和姊姊的娓娓講述，其中有百聽不厭的《苦兒流浪記》、《格列佛游記》、《愛的教育》，也有始終不得要領(lǐng)的《艾麗斯漫游奇境》、《表》和馬克吐溫《頑童流浪記》；最后，則是消息一天壞似一天，街上紛亂緊張起來，雙眉緊蹙的父親日益繁忙，以至姐夫帶我坐船離開南京奔赴桂林，那是一九四八年底的事情。

將近一年之后，我們一家人分批到了香港，跟著在港島南端的赤柱找到住所安頓下來。那是一排為漁民建造的小屋其中一間，狹隘簡陋，但面臨大海，環(huán)境清幽，有朝暉夕照之勝，當時不啻世外桃源了。不幾年，父親重拾教鞭，日子清苦而規(guī)律，但公余仍然寫文章，辦刊物，議論時政，朋儕往還，不減書生意氣豪情。我雖然在學校寄宿，周末跟隨他遠足、游泳、拜訪朋友、出席婚喪宴聚，春秋麗日參加知用學社郊游，寒暑假期在他督促下學習古文和英語，也還盡多親炙機會。父親生性淳厚，按中國傳統(tǒng)士人的習慣，孩子長大后，就不茍言笑，沉默相對，心中的歡愉或者不快，都不輕易流露。他對我教誨不多，然而影響非常巨大，可以說是貫穿、籠罩我的一生。我對于國家民族懷有感情，以及立身處世自有宗旨，不因環(huán)境時勢而改變，都應(yīng)當是由于他的潛移默化，特別是他那樸拙倔強氣質(zhì)熏陶所致吧。

日后我有幸到美國留學，但畢業(yè)后和大部分同學不同，未嘗逗留一日就返回香港擔任教職。這從發(fā)展事業(yè)的角度看來固然不很明智，就個人志向而言，則理所當然，此后近二十年間能夠與父母共聚天倫，承歡膝下，誠可謂人生莫大幸福。在此期間，中國大陸發(fā)生了令人振奮的翻天覆地變化，因此從1973年開始，我就多次回大陸訪問、講學，參加會議以及其他活動。父親對此不置可否，但很顯然，北望神州，他對往事仍然耿耿于懷，無法釋然，因此始終不為我的婉轉(zhuǎn)勸說所動，不愿重臨故土。事實上，自1949年來港之后，除了1952年短暫的印尼之旅以外，他就寧靜度日，頤養(yǎng)天年，再也沒有離開這海隅小島一步了。父親一生并無赫赫功勛和名聲，但高風亮節(jié)，去就分明，無愧為時代洪流中有為有守之士。在他身上，我們可以見到中國歷史上萬千讀書人的操守與抱負，感覺到中國文化傳統(tǒng)（包括五四傳統(tǒng)）力量的偉大。這套日記記錄了他生命中燃燒得最旺盛的一段，展示了他一生堅持不渝的精神和信念，它的出版無疑是我所能夠獻給父親的最佳紀念了。

本書得以出版，首先要衷心感謝本所下列諸位同事：所務(wù)室的嚴桂香、邱玉明和李潔兒女士，特別是李女士以極大耐心和一絲不茍精神將日記全文錄入計算機，又花費大量功夫幫助編纂人名索引；以及鄭會欣博士，他通讀本書全稿，指出許多錯漏，又惠然代為撰寫多條人物注釋。南京國家第二歷史檔案館、臺北和新店“國家歷史檔案館”^[1]、臺北國民黨黨史館等機構(gòu)為我查閱克文先生的資料提供方便，臺北黨史館惠允本書影印刊出兩通毛澤東致陳克文的珍貴函件，俱在此表示深切謝意。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慷慨同意出版本書，是這套日記得以公之于世的主要原因，我謹在此對近史所、黃克武所長和張力副所長致以最誠摯謝忱。張力教授對本書的編纂、出版以及某些圖版版權(quán)的洽商等細節(jié)費神甚多，余英時兄對本書的出版自始即不斷鼓勵，又不憚繁忙惠賜序言，俱盛情可感，在此拜謝。最后，我對本書的出版一度頗為猶豫，內(nèi)人林雅尚和外甥梁其姿的支持最終令我能夠下決心進行，是此書得以面世另一個重要原因，也應(yīng)當在此說明并志謝。

2011年冬日于用廬

[1] 引號為中文簡體字版編輯所加。此類情況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