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芽中有蟲

一九四九年初在特立尼達，我即將中學畢業(yè)時，有個消息傳到女王皇家公學的我們這些六年級學生這兒，說是北邊某個小一點的島上，有個年輕的嚴肅詩人剛剛出了本精彩的詩集處女作。我們之前從未聽說過這種消息，不會聽說關于一本新出詩集的消息，也不會聽說任何書的消息。到現(xiàn)在，我還納悶這則消息是怎樣傳到我們那兒的。

當時，我們那里只是個主要從事農(nóng)業(yè)的小殖民地，我們總是——也沒什么不樂意——說我們是地圖上的一個點，這樣說，能讓人看開了，我們真的很小。我們的人口才五十萬多一點點，我們的種族多樣化。在這個島上，盡管我們?nèi)藬?shù)不多，但現(xiàn)存的殖民地的歐洲和亞洲移民次文化及次次文化之間，彼此幾乎完全隔絕，而像大海一樣包圍著我們的，是一個被移植過來的非洲。我們的各種各樣人口中，只有一部分受過教育，而且是以有限的本地方式，對此，我們六年級的學生都很清楚：我們能看出我們所受的教育，只會把我們帶進專業(yè)或者職業(yè)上的死胡同。

這種殖民地總會如此：這兒那兒，時不時會出現(xiàn)一些讀書和寫作的小圈子，虛榮的無害池塘出現(xiàn)又消失，成不了什么氣候，比如演變成一種有組織或者可靠的文學或文化生活。似乎不可思議的是，居然還有人是思想生活的守護者，在留意新動靜，能夠認真評價一本新出的詩集。

然而那樣一件事，還是以最奇特的方式出現(xiàn)了，這位年輕詩人在我們眼里成了名人。他來自圣盧西亞[1]。如果說特里尼達是地圖上的一個點，那么圣盧西亞可以說是這個點上的點。他那本書是在巴巴多斯出的。對居住在島上的人來說，大海就是天塹，造成不同的風景、不同的房子，彼此的居民總是在種族上略微不一樣，有著奇怪的口音。但是這位年輕的詩人和他的書克服了這一切：正像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布道中所言，美德與奉獻克服萬難，最終取得了成功。

促成此事的，或許還有其他因素。當時，關于重視我們本土的海島“文化”，人們議論很多，就是在那時，我討厭起了這個詞。這種議論集中在一個頗具才華、名為“小加勒比人”的舞曲組合（他們的根據(jù)地，就在離我當時所住地方不遠的一幢居民住宅里）和鋼鼓樂隊上，后者是小街上效果非凡的即興音樂表演方式，用油桶和廢鐵演奏，是二戰(zhàn)期間在特立尼達發(fā)展起來的。有了這些稀奇，人們覺得本地人就不會兩手空空地進入國際社會，他們就有了可以宣稱是自己擁有的東西，最后至少能夠挺直腰桿，感到心安理得。

尋求這種安慰的人，有很多實際上是有錢人、中產(chǎn)階級和高等階層，許多方面說來各個種族的都有，有份好工作，卻沒有強烈的種族歸屬感，不完全是非洲、歐洲或者亞洲的，這些人除了這個海島別無祖國。往前一代人左右，他們對自己不是黑人亦非亞洲人沒有什么不滿足，但是到這時，隨著他們的成功，他們對殖民地人得不到尊重這一點看得更清楚，這讓他們在工作和自身方面都受其害，他們不再滿足于藏而不露，不再感念小恩小惠，而是要為自己爭取更多。

對于本地文化、鋼鼓樂隊和舞曲的議論，也出自那些在政治上雄心勃勃的人。說這種話，會讓潛在的黑人選民感到受用。當時選舉權仍有限制，但是人們知道自治即將到來。曾經(jīng)有一位對這種文化談得很多也寫得很多，就是艾伯特·戈麥斯。他在市里是個政客，還想爬得更高。他是個葡萄牙人，極胖。胖根本不影響他，而是讓他成了個人物，在市里很容易給人認出來，也給人議論很多（甚至在我們六年級學生中也是），并且在街頭的黑人中間深受愛戴。也許顯得奇怪的是，那些黑人直到一九四幾年時，仍然缺少一位黑人領袖，艾伯特·戈麥斯就以這樣的領袖自居。作為市里的黑人領袖，他走強硬的反亞洲人、反印度人路線。印度人是農(nóng)村人，完全不是他的選民。我聽說有一段時間，他抽煙斗，蓄兩撇兩端下垂的胡子，盡量打扮得像斯大林。

從政之前，他是個文化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初，他出版過一份名為《燈塔》的月刊。他還寫詩。我們家里有他的詩作中最薄的一本《三十三首詩》，四五英寸見方，帶圖案的絳紅色布面裝訂，獻給他的母親，“因為她不讀詩”。我模模糊糊還記得第一首：“別啜泣也別號哭/快樂與痛苦都屬虛空/輪子必定會轉，河水會流/日子必將展開?！?/p>

艾伯特·戈麥斯在特立尼達的《星期日衛(wèi)報》上開過專欄，署名為“尤比奎特斯”[2]，沒幾個人知道這個詞是什么意思，清楚其發(fā)音的人更少。（“尤”還是“烏”，“基特”還是“奎特”？）他出名地愛使用大詞，這是他的塊頭與風格的一部分。就是在戈麥斯的專欄中，我首次遇到了“plethora”[3]這個詞，并認定這個詞不合我用。戈麥斯寫到本地的海島文化時，會捎帶攻擊一下印度人，因為印度人置身于那種文化之外。但是戈麥斯身上有很多方面，他也有很多調(diào)調(diào)可彈，我懷疑（但現(xiàn)在不能真正肯定）是他用他那種熱情洋溢的方式，寫到了這位來自圣盧西亞的年輕詩人——這是海島文化的部分主題——并且讓我們注意到了。

讀者現(xiàn)在應該已經(jīng)猜到這位詩人是德里克·沃爾科特。作為群島這里的一位詩人，直到他的名氣遠播海外前，在十五六年或者二十年的時間里，他步履維艱，有段時間甚至不得不去特立尼達的《星期日衛(wèi)報》工作。他自費出版的處女詩集面世后過了四十三年，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至于艾伯特·戈麥斯，他本來可以在一九四九年登上人生巔峰，結局卻不怎么好。一九五六年，我離開海島六年后，崛起了一位真正的黑人領袖威廉斯：一位小個子黑人，戴一副墨鏡和助聽器，這兩樣簡單的道具讓他顯得時髦（這種特點是必要的），很快就變得極受歡迎。他一天到晚把奴隸制掛在嘴邊（好像人們已經(jīng)忘掉了似的）。就憑這些簡單的手段，他讓島上的政治在各方面都帶上了種族特點。至于葡萄牙人戈麥斯，他到這時缺少真正的支持者，盡管他擺出那么多反印度人的姿態(tài)，盡管他說了那么多海島文化、舞曲和鋼鼓樂隊，最后還是垮掉了，被黑人羞辱并拋棄，就是那同一批黑人，僅僅幾年前，還喜歡把他看作一個胖子人物，他們的保護者，一個蓄八字胡、抽煙斗的本地狂歡節(jié)版斯大林。

我就是這樣知道了沃爾科特，但我當時不知道他的詩。艾伯特·戈麥斯（以及別人）也許在他們的文章中引用過一些詩句，現(xiàn)在我卻一句也想不起來。

我當時對詩歌根本沒感覺，大概跟語言有關系。我們的印度人社區(qū)離開印度才五十年，要么時間更短。我有說印地語的家庭背景，那種語言我不會說，但聽得懂。我們的大家庭里年長一些的人用印地語跟我們說話時，我用英語回答。英語是我們當時開始掌握的語言，我當時在寫作上的雄心，就是想寫作散文體的英語。我現(xiàn)在對詩歌的感覺很有限，還是后來在散文體寫作實踐中才產(chǎn)生的。

我在六年級時沒用功學英語，等我看到課本——《抒情歌謠》等等——時，覺得自己挺幸運。之前一年，我在學校里對詩歌倒了胃口，原因在于弗蘭西斯·帕爾格雷夫所編的《英詩精華》。我曾經(jīng)很喜歡學校里初級讀本上的繞口令式童謠，六十多年后，我還記得起來。如果要我準備好去讀帕爾格雷夫所編的書，他應該加強那種愉悅感，但是他所編的維多利亞時代詩歌選集沒能讓我讀下去，單是看到那本紅色軟皮書，我就不喜歡（軟皮是戰(zhàn)時書籍制作的節(jié)約之舉）。他挑選那些詩，讓我覺得詩歌是種很遙遠的東西，一種矯情，在尋找稀奇的情感和唱高調(diào)。就像艾伯特·戈麥斯讓我認定“plethora”這個詞永遠不能為我所用一樣，帕爾格雷夫讓我認定了詩歌不適合我讀。

所以在一九四九年，我不可能對沃爾科特做出評價。但是我們至少應該買了那本薄書。它不便宜（比一本企鵝版書還要貴，夠買兩張座位很好的電影票），可是也不算貴：本地錢一元，相當于四先令二便士，合現(xiàn)在的錢二十一便士。但是如果說英語是我們當時正在掌握的語言，這種買書之事卻仍然跟我們很遙遠。我們買課本，買名著的平價版本。我父親——一個寂寂無名的印度民族主義者——偶爾會去市中心夏洛特街的一家鋪子里購買印度雜志（《印度評論》和《現(xiàn)代評論》），還從巴爾布哈德拉·拉姆帕塞德（他所賣的書的扉頁上，都敲了一枚紫色的大印章，我對巴爾布哈德拉·拉姆帕塞德的了解僅限于這枚印章，我從來沒能了解這個人和他的書店）那里購買關于印度的書。但是因為人們都在談論，就專門去買一本，例如沃爾科特那本書，會顯得好像是浪費。這一點，反映出我們畢竟還是受到我們生活貧窮這一觀念的制約。盡管作為一個作家，我有賴于人們購買我的新書，但是在我身上，買書就是浪費的觀念還是保持了很多年。

直到一九五五年，我才見到了沃爾科特的那本書，當時我已經(jīng)在英國待了四年多。那幾年我過得很慘淡。大學畢業(yè)后（我讀的是英語）一年左右的時間里，我在倫敦努力想走上作家之路，生活艱難。當時唯一的幸事——確實是件極大的幸事——就是我幸運地在BBC對加勒比海地區(qū)廣播部得到一份兼職工作，為每周一次的文學節(jié)目《加勒比海之聲》當編輯。

《加勒比海之聲》是BBC在戰(zhàn)后開播的，是世界范圍內(nèi)普遍出現(xiàn)的新黎明的一部分——當時看來如此——已經(jīng)播出了十年左右，我和我父親給它投過短篇小說，我上大學時，認識了這個節(jié)目的制作人亨利·斯萬茲。這時，剛好亨利要去加納待幾年——他的家族在西非當時或者以前有過生意上的事：亨利跟我說過當時或者以前有過一種朗姆酒，人稱斯萬茲朗姆酒——去那里的電臺工作（新黎明的一部分），是他宅心仁厚，建議讓我接手他在BBC《加勒比海之聲》的工作。

這把我從赤貧狀態(tài)中救了出來。除了扣除的，我每周能拿到八幾尼[4]，要求的是每周去三個半天。事實上，我每天都去，因為在BBC里讓我感覺興奮，能與人交往，而且可以不必待在我在基爾伯恩的愛爾蘭人聚居區(qū)的兩居室寄宿舍（跟別人共用浴室）里，寄宿舍在戈蒙特國家電影院——據(jù)說是全國最大的電影院——高大的磚墻后面。

我得以了解了《加勒比海之聲》的檔案庫，對亨利的編輯才能的認識也加深許多。他性格憂郁，某些方面說來，這項工作對他來說是大材小用，他的有些愚蠢的同事說他清高。亨利上大學時，自己就在文學方面雄心勃勃，在《加勒比海之聲》的檔案庫里，我覺得能夠看出他的雄心在編輯工作中得到了升華。他認真對待那邊群島上的寫作，看到可取之處及觀點，而在那些作品中，卻根本沒有或者也許只是很少（絕非巧合的是，他離開那個節(jié)目后沒幾年，這種寫作就黯然失色，同時失色的，還有把加勒比海地區(qū)寫作視為英語文學新生力量的浪漫想法）。亨利對詩歌和語言有感覺，我在這方面缺乏。他也許自己就想當個作家，我不知道。他在節(jié)目上每季度對于所完成作品的總結精彩絕倫，讓我望塵莫及。就是因為他很是不一般的評價，我終于讀到了沃爾科特和他的《二十五首詩》，即一九四九年那本著名的書，這次我總算拿到了一本。

我拿到的那本是二印，一九四九年四月印刷，一印之后三個月。當時我應該已經(jīng)離開了女王皇家公學，不知道有這第二次印刷。時過境遷之后在倫敦看到這本書，證明了我記憶中這位詩人取得成功這一點并未夸大。他的書（二印應該跟一印一樣）普普通通，平裝本，薄薄的，幾乎沒有書脊，封面是米黃色，內(nèi)文三十九頁。印刷上，完全不講究樣式或者在排字上顯得招搖，印刷者是巴巴多斯的《鼓動報》出版社，書名是古迪[5]式粗體字，詩本身用的是標準新聞報紙字體。

對于投到《加勒比海之聲》的絕大多數(shù)作品而言，我對于詩的判斷能力綽綽有余，卻仍然粗淺。我讀詩歌不是出于個人選擇，但當時多了點自信。大學四年間，我?guī)缀踝x遍了莎士比亞和馬洛[6]的全部作品，有些劇本還讀過多遍。這本身就是種教育，訓練我放棄了以前的觀念，即詩歌就是要慷慨激昂，寫顯而易見的美，莎士比亞和馬洛的一些最樸素的詩句充滿了力量。

然而這次我讀到沃爾科特時，卻如墮霧中。我最容易讀進去的，是集子中較短的詩，其主旨我能體會，而較長的詩讓我讀得摸不著頭腦。我覺得里面所說的傾向散文化，難懂，詩歌用語讓我讀得困惑。我把那些詩放到一邊，專心去讀那些我喜歡的。詩人和他的書——盡管薄——都未受損失。

此前，亨利·斯萬茲讓我看到了美好之處，經(jīng)常也幫我解開沃爾科特的詩歌開頭中的謎團。所以到了這時，我能夠品味“通過夜間詩歌喚起謙遜”中的含糊性，那是詩集中的第一首詩，謙遜可以是性或者詩歌方面的，詩歌可以是祈禱，我也能品味“我盤腿守候日光”中的謎語，還能品味一首詩中的文字游戲，那首詩寫的是之前不久圣盧西亞首府卡斯特里焚城一事：“當那位帶著熱度的傳福音者夷平一切，除了教堂般的天空?！弊詈笠皇自娢以?jīng)會背，不過更準確地說，是我一再閱讀這首詩，結果它刻在了我的腦海中，有些片段（稍微有點顛倒）至今我還記得。

當時，我覺得很了不起的是，一九四九年、一九四八年，無疑還有此前幾年，在我原以為一片荒蕪的這些島上，我們中間還出了這么一位天才，這種眼光，這種敏銳感覺，這種語言才能，把我們知道的很多平常事物神圣化?！澳荷袆澊瑲w家的漁民意識不到他們穿越的靜寂。”我們住在特立尼達，在幾乎完全閉合的帕里亞灣，此海灣在本島和委內(nèi)瑞拉之間；如此準確描述，細節(jié)之上再加細節(jié)——漁民和很快暗下來的暮色中的影子，這種景象我們都知道。一九五五年我在倫敦讀這些詩時，覺得能夠理解普希金對俄羅斯人有多么重要，他為他們做了以前無人做過的事。我當時便是如此推崇沃爾科特。

那段時間，我為了賺點外快，還為BBC對加勒比海地區(qū)廣播中的一個雜談節(jié)目撰稿，五分鐘的小節(jié)目，每次五幾尼。我想我可以寫點關于國家肖像畫廊的東西，就去找那里的主任戴維·派珀，他也用彼得·托里的筆名寫小說（其中有一本三年后我在《新政治家》周刊上評論過）。前一年，即一九五四年時，我在那里工作過幾周，為畫廊編一份小型目錄（我更著迷的是《名利場》雜志上刊登的斯派和埃普以及其他人畫的漫畫像），每天一個幾尼，要么是半天半幾尼，當時我的哮喘病很嚴重，而且總的說來心態(tài)焦慮。這次見到戴維·派珀，他批評了我——語氣不重，但的確是批評——因為我在那里工作時，顯然對那里的畫作毫無興趣。我跟他說當時我身體不好，他寬宏大量，并為我撰寫那份電臺小稿件提供了幫助。

當時我把沃爾科特掛在嘴邊。我跟派珀說了，還背誦了關于卡斯特里被燒的那首詩：《城市死于大火》。他坐在辦公桌后，樣子英俊，表情嚴肅，認真聽完后說了一句：“迪倫·托馬斯?！?span >[7]我那時對當代詩歌幾乎一無所知，覺得碰了壁，感覺自己孤陋寡聞。我受到了打擊，也許說到底，我并不真正懂得詩，但那并未降低我對沃爾科特的親切感和讀我喜歡的那些詩句時的愉悅感。

有次午餐時間，我給特倫斯·蒂勒背誦了另外一首詩，他是第三頻道的制作人，我以前在BBC的一家酒吧里經(jīng)常碰到，也跟他認識了。他午餐時豪飲黑啤酒，就站在吧臺前喝，他說啤酒就是食物。一九四幾年時，他曾經(jīng)是個二流詩人。我在多份雜志上看到他的名字跟一些響亮的名字并列，一九五五年時在我眼里，那足以稱得上是成就了。我對他所受的教育、聰明才能和慷慨心懷敬意。我跟他背的那首詩是《正如約翰之于帕特莫斯島》，在這首詩里，沃爾科特把希臘諸島上的光線、明凈（以及名氣）和我們周圍一直看到的相提并論，在我看來，他很精彩地再次把我們?nèi)甲兊酶哔F了。這首詩是關于我們那里的風景之壯麗，亨利·斯萬茲挑出過特別出色的短語“我臉頰上太陽的銅幣”，我們那里每個去過海邊的人都會認可這句短語。

像戴維·派珀一樣，特倫斯認真地聽了。他臉上因為黑啤酒而涌上的潮紅退去了，粗框眼鏡后面，他眼神專注，一時間，他是個看重詩人之言的人。他的欣賞之情和戴維·派珀的相比，還要更為全心全意一些。最后，他評論了第十二行——“因為美麗包圍/這些黑孩子，把他們從無家的歌謠中解放出來”——中的一個詞。他說，這位詩人尚沒有資格使用像“歌謠”這種詞。

他的說法讓我大惑不解，似乎是種精妙的詩歌評論，我無法理解，但是尊重。在后來的幾周里，我琢磨出來也許特倫斯是說“歌謠”屬于一種更流行的寫作風格，只是在更復雜的上下文中，才能取得合適的詩歌效果。在處理上，詩中關于海島自然風光之美麗的意念用的是普普通通的熱帶特點，也就是說，全在意料之中；這位詩人在寫了那么多之后——神秘的詩題《正如約翰之于帕特莫斯島》和“我臉頰上太陽的銅幣，獨木舟在此加強太陽的威力”——在寫了那么多之后，包圍著黑孩子的“美麗”這一用詞懶得奇怪。就這樣把這首詩拆碎，我不得不承認“黑”也一直讓我感覺為難，背誦時感到尷尬。這種多愁善感的觀察和感覺方式不屬于我，依我看，“孩子”一詞就應該足夠了。

不過我無所謂，我可以無視這種多愁善感，幾乎是把它撇到一邊。我所珍視的這位詩人，是語言的使用者，精致而深刻的驚人意象的制造者，一個只比我大兩歲，卻在十八九歲時就可以說是位大師的人，為我六七年或者八年前就知道的事物灑上回顧性的光輝。

一九五五年時，他寄給《加勒比海之聲》的稿件我全都采用了，但是顯而易見，他出了那本集子后過了六年，第一波靈感泉涌期已經(jīng)結束，他這時在挨時間，寫作，好不讓自己手生，正在摸索往前的道路。他仿寫過濟慈的一首敘事詩，還寫過仿惠特曼風格的什么（我想是這樣，不過也有可能弄錯）。兩首詩語言純熟，但只是練習，沒有海島風景來滋養(yǎng)他的想象力，而海島風景在他的詩人性格中，占了很大比重。

在某一首詩里，我忘了因為什么，他要重塑愛爾蘭，我想之前他沒去過那里。我想我知道他為什么要那樣做，也心懷同情：他應該是想變得更具國際性，沖出海島的社會、種族和思想的局限，正如他寫過的，海島上“美的藝術并不經(jīng)常地出現(xiàn)在星期四”。

這就是我們這些來自海島、抱著文學雄心的人都要面對的：地方狹隘，經(jīng)濟簡單，養(yǎng)育出來的人思想狹隘，命運簡單。這些海島很小，和易卜生的挪威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海島上的人在文學上的可造性，如同他們在經(jīng)濟方面的可造性，和他們個人成就方面的可造性一樣有限。易卜生的挪威盡管偏遠，但是有銀行家、編輯、學者和成就卓然的人。在這些海島上，完全沒有人才這方面的財富。這些海島提供不了多少一位小說家或詩人可以寫的，對于一個有才能的人，這些海島會限制他，很快耗盡他的心力，而這樣的人，如果處在一個更大、更具多樣性的空間，也許可以展翼，成就未曾想過的事業(yè)。

這是種文學上的困境，也以各種方式影響其他地方：大的國家由于政治或者其他原因，作家難以寫出其真實情況。所以加繆在一九四幾年時，可以寫阿爾及利亞而不著阿拉伯人一字；二三十年前，有些南非作家寫倦了種族的主題——在要做正確之事的壓力之下，這不可避免——會去尋求一個沒有種族的無人地帶，來給他們個人的意象創(chuàng)作騰地方。

一九五六年，我辭去了《加勒比海之聲》的工作，我對沃爾科特的發(fā)展未能繼續(xù)密切跟蹤，完全不知道他怎樣脫離了一九五五年時模仿別人寫作的泥沼，我可以肯定，他會改弦更張的。

我于一九六〇年在特立尼達第一次跟他見面，他當時三十歲。有天早上，在西班牙港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館里，他跟我談起他是怎么寫詩的。他和盤托出，知無不言，但是說得復雜，我無法理解。我看過他后來寫的幾首詩，未能打動我，不過這位詩人也許說過，跟我知道的早期那幾首比起來，這幾首詩更深刻。海島的風景再次出現(xiàn)，但放棄了關于風景之“美麗”的舊觀念，比喻和語言帶上了更多痛苦，詩的含義難以捉摸。我開始感覺——就像我以前對所有詩歌的感覺一樣——讀這位詩人的詩，我水平不夠。

一九六五年在特立尼達，我再次見到了他。他在當?shù)厝請蟮墓ぷ髯屗八从械馗械酵纯啵谝廊粠в兄趁竦厣实哪抢?，他認為被不如自己的人呼來喝去，有失顏面。但他還是在本地成了個人物。他當時在寫劇本，并且上演了。他利用老的西班牙戲?。ㄎ蚁胧牵┑那楣?jié)，換上本地背景，把角色寫成本地人。他曾經(jīng)高興地被邀為一位不太有名的美國電影制作人改編我所寫的一本幻想“書”（改編成音樂?。Ｎ也恢浪谀莻€計劃中充當什么角色：那部電影一直沒有拍成。

后來我再也沒有見過他。他即將開始他的國際生涯：在美國，他是個令人稱奇的新的黑人聲音，他的詩歌在紐約和倫敦出版，他被邀離開小島，去美國的大學教書。

一九四九年的那本書此時就在我手邊。米黃色封面的邊上變成了褐色，不過有詩的內(nèi)文仍然保存得挺好。很窄的書脊有損壞，與其說是因為取放，倒不如說更多是因為在書架上光照的影響。五十年過去了，我比一九五五年時看到了更多。

一九四九年時，亨利·斯萬茲挑出來特別加以肯定的絕妙短語中，有一個是“貴族之海中的褐色頭發(fā)”，我在一九五五年時，未能從喜歡的那些詩里找到這個短語，前不久才找到，是在五十多年后。它出現(xiàn)在我當時未能讀下去的一首長一點的詩中。這個短語根本不浪漫，不像我原來所想，根本無法讓人聯(lián)想到一個讓別人看到并愛上的少女。這個短語出現(xiàn)在一些憤怒的粗糙詩句中間，那些詩句寫的是白人、外國人，他們把黑人從他們自己的地方趕走，把圣盧西亞的海灘全買下來，這些海灘是本地世代傳下來的。還是海浪，此時卻向陌生人“磕頭”。

亨利·斯萬茲——他是個老派的對非洲友好的人，我聽他提到過“非洲種族的敵人”——他不會想去強調(diào)沃爾科特詩歌中的這方面?！都永毡群Ｖ暋穼永毡群５貐^(qū)播音，各島接收BBC的短波播音，然后再轉播，措辭方面必須得體。五十年后的現(xiàn)在，我才去讀得更深入。觸動詩人的褐色頭發(fā)，并非一直都在私人海灘旁邊已經(jīng)屬于外國人的貴族之海中。在一首詩里，也有一位本地女孩的頭發(fā)，白色或者金黃色，或者淺色，那個女孩嘲笑過詩人所寫的一封信。一個小伙子的未得回報的溫情，重要得足以（當時的經(jīng)歷還有限）寫進一首詩：此處留下了一處傷口。

這么多年后，我開始理解這些早期詩歌中的“黑色”主題——因為他們海島的美麗，而被從無家的歌謠中解放出來的黑孩子——特倫斯·蒂勒擔心過的，我在一九五五年時撇到一旁的，一九四九年時在詩人以及海島“文化”的宣傳者眼里，比我所知的更重要。而在那些人——蓄著斯大林式八字胡的可憐的老胖子艾伯特·戈麥斯，還有其他所有人——眼里，我心懷戚戚之感的那位沃爾科特也許幾乎不存在，那位年輕人就像我自己，腦子里記得我也知道的風景，能夠用言辭來寫多變的感情，在有能力證明自己會寫作這方面，比我做得更好。（我當時就算以散文體，也幾乎沒有寫作過，只是滿懷壯志，想著一切皆有可能，在文學判斷上，可以說一無可取之處。）

至于聯(lián)想到海島之美（海灘，陽光，椰林），并不像詩人想象的那樣容易，這種想法并非一直都有，并非常態(tài)，而是在二十世紀發(fā)展起來的。一七九七年進攻特立尼達的英國兵和德國雇傭兵（他們走運的是，未發(fā)一槍就從西班牙人手里奪取了這里）穿著厚厚的冬大衣，在西班牙港西側可怕的黑沼澤處登陸，離岸很遠水就淺了，只能蹚水上岸。當時沒有本地風景之美麗的想法。一九一四年爆發(fā)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旅行至這些海島的人不是來曬太陽的，他們旅行，是來到十八世紀時帝國之間海上大戰(zhàn)的海域，要么是趁巴拿馬運河引水前參觀運河施工的途中到此一游。當時你得防著日曬，其時所拍的英國旅行者在特立尼達的照片上，顯示出女人們身穿層次分明的愛德華時代服裝，撐著陽傘。

海灘、太陽和日光浴的概念出現(xiàn)在一九二幾年，和游輪一起。（拘謹?shù)睦吓扇耸坎豢先展庠?，例如出生于一九〇三年的作家伊夫林·沃。）所以如今似乎很自然而且正確的海島之美麗的概念，事實上來自外部，通過郵票、旅游海報和上百種旅游書，顛覆了舊感受、舊聯(lián)想。在此之前，這些海島被認為是古老的種植園和鞭子揮舞的地方，甚至直到一九五幾年以及一九六幾年，島上的政治家在喚起舊日痛苦和種族方面的怒火時，仍是以此來概括海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