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世界的創(chuàng)業(yè)英雄

《魯濱孫飄流記》的巨大成功首先在于它塑造了一種與新讀者群息息相通的新型主人公或“英雄”。⁽¹⁾

像其創(chuàng)造者笛福一樣，小說的敘述者兼主人公魯濱孫·克魯索是個永不疲倦、永不安生的行動者。他不肯在家安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海冒險，27歲時因海難漂落荒島，數十年如一日劬勞不輟。多年后他重返社會時已經是年過半百，但是生活方式卻仿佛仍舊尚未“言歸正傳”，竟于七年之后再度離家遠行！

1747年版《魯濱孫飄流記》卷首插畫

其中，最令讀者贊嘆的當然是他的荒島經驗。魯濱孫在島上一身孑然，朝不保夕。然而他不坐嘆命運不濟。他充分利用自己的頭腦和雙手，修建住所、種植糧食、馴養(yǎng)家畜、制造器具、縫紉衣服。盡管他以前“從未摸過工具”，卻熟知與生產技能相關的原理知識和推理思維，因而通過實踐迅速成為“機械工藝的能工巧匠”（55頁）。⁽²⁾他不但奇跡般地生存了下來，還逐步把荒島改造成井然有序、欣欣向榮的田園。

對勞動的肯定和頌揚是18世紀初英國社會的“主旋律”之一，是尚未脫離勞動的新興資產者與世襲貴族抗爭的精神武器。哲學家洛克把勞動看作私有財產的依據。⁽³⁾新教的“職業(yè)”觀念則把廣義的工作（包括經營和其他腦力勞動）神圣化，作為得救的途徑和標志。韋伯曾指出：“職業(yè)”（calling⁽⁴⁾）是新教信仰的核心觀念之一，它與“神召”、“責任”以及“事務”或“生意”都是密不可分的，其產生可以追溯到新教的創(chuàng)始人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等的理論。⁽⁵⁾魯濱孫的表現(xiàn)幾乎是上述勞動觀的具體演示。他通過勞動成了荒島的主人，在親身體驗中認識到“工作是生命，游惰是死亡”⁽⁶⁾，把勞動不僅當作保障生存、維持身心健康的第一需要，也看作是獲得神佑的途徑。正因如此，盡管他后來已經溫飽無虞，年復一年安排日程仍舊那么井井有條，內外操持依然那么一絲不茍。真可以說具備了一種他少年時代所缺乏的對待“職業(yè)”的嚴肅和鄭重。

不過，小說所標舉的魯濱孫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下層勞力者，也不是田園牧歌中的“牧羊人”，而是作為時代典型的新資本主義創(chuàng)業(yè)者。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考察一下他在這方面的特點。

首先，讓我們看一看魯濱孫離家出走的動機，也即他后來以含糊方式說到的“原罪”。他最初表白說自己是“一心想要到海外見識見識”（7頁）；也有一些評論者說他是被年輕人的浪漫幻想驅動。⁽⁷⁾然而，在他的記述中從來沒有出現(xiàn)以欣賞的目光攝取的自然景象或異域風情，沒有任何消遣活動（如果和鸚鵡說話不算在其中），看不出為“見識”而“見識”的興趣，也沒有表現(xiàn)出多少熱衷冒險的追求刺激之心。相反，出海后第一次遭遇風暴他就驚恐萬端、后悔不迭，只是因為有那曾使他“離開了父親、想入非非、產生發(fā)財的妄念的邪惡力量”（15頁，黑體為筆者加）蠱惑，他才勉力支持，沒有放棄航海。在他后來的經歷中趨利的追求更是常常表現(xiàn)為赤裸裸的貪婪。一次，他在海上碰到海盜淪落為奴，同為仆從的摩爾少年佐立忠心耿耿地幫他出逃。他也曾許諾要使那孩子“有大出息”。然而，他們脫險之后，魯濱孫遇到第一個有利可圖的機會就把佐立賣了，所得款被他用來補充在巴西購買種植園的資本。他在巴西暫住下來，經營種植園和海運買賣，事業(yè)頗為成功?？墒撬粷M足于按部就班地致富，渴望“以超出事理所容許的速度迅速發(fā)家”（32—33、89頁）。如果僅僅安于富裕的中等階級生活，當初又何必漂洋過海？他如此自問。于是他決定再一次遠航，和一幫冒險家合伙進行販奴生意。

總之，魯濱孫的冒險意愿毫不含糊地指向“快速發(fā)財”。實際上，在18世紀語匯中，“冒險”（adventure）一詞本身所代表的主要并不是浪漫沖動，而是對殖民活動中的超額利潤的狂熱追求。甚至它本身指的就是“貨物”，如魯濱孫在第二次出航時所置備的那種自擔風險的船貨。如薩伊德指出：“持續(xù)的占有，廣袤的有時是未知的空間，奇特的或難以接受的人物，移民、發(fā)財、性冒險等等增進財產或引發(fā)幻想的活動”等等是與殖民帝國的形成緊密相連的，“如果沒有在天涯海角……創(chuàng)造自己的一方天地的殖民使命，簡直就無從想象魯濱孫·克魯索”。⁽⁸⁾魯濱孫的揮之不去的“發(fā)財的妄念”，他在早期海外生涯中對交換價值的過度索取，體現(xiàn)了社會學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所談到的那種“非理性的貪欲”。⁽⁹⁾這位總在不間斷地策劃和行動的主人公，是不斷擴張、不斷攫取的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典型產物。他每一次出海都心懷經濟圖謀，心懷對自己未來社會角色的某種設想或憧憬。離家遠行是他自我塑造的途徑。

魯濱孫被命運拋到了荒島上。此后他的活動不再可能以盈利為直接目的。這使他和“物”的關系蒙上一層樸素而親切的田園色彩。但是，就思想而言，他仍然不是單純謀溫飽的勞動者，而是新型的“經濟人”，是“經濟個人主義的化身”。⁽¹⁰⁾他用現(xiàn)代“占有者”的眼光來看待四周的一切，用來自英國的觀念和形象來理解、把握并“降服”那片陌生的土地。他像資本家那樣小心翼翼地累積并數計財富，而且還不斷地修籬筑墻，以保護他的“財產”。他把島上其他動物都看作潛在的敵人和對手，把叼食他種的谷物的鳥類叫做“野生賊”（92頁），并用英國將盜竊犯處死示眾的方式對付它們。眾所周知，從16、17世紀起英國地主開始圈用公地以進行更有效率的商品化農業(yè)生產，史稱“圈地運動”。⁽¹¹⁾魯濱孫使用這種有具體社會歷史內涵的語言把自己墾殖的土地稱為“圈地”（64、122、127—130頁）。不僅如此，他不甘于把自己居住的茅棚山洞稱為“棚”或“洞”，甚至也不說成普通人居住的“房”或“舍”，而是模擬貴族的生活方式，又是設立“鄉(xiāng)宅”，又是加固“城堡”，又是修建“夏亭”。如果這些說法多少是那位孤島“囚徒”的幽默和自嘲，那么，他在巡視全島后鄭重其事地說：“這一切現(xiàn)在都是屬于我的，我是這些土地的無可爭辯的國王和領主，并且享有占有權”，后來又一再重復這類話（80—81、92、101頁），就不可能全都是一時的玩笑。何況他搭救了土著“星期五”和他父親等人之后，便進一步把這些說法落實為自己的“權”和“利”：

如今我的島上有居民了，我覺得我已經有了不少的臣民。我常常高興地想，自己多么像一個國王。首先，整個島嶼都是我的個人財產，因此我毫無疑義具有領土權。其次，我的百姓都完全服從我；我是他們的全權統(tǒng)治者和立法者……（188頁）

復辟時代以后，英國社會里許多中等階級人士的人生抱負，是向貴族和士紳看齊?！笆考潯保╣entry）是英國社會分層中的一個重要概念?！爸钡?8世紀60年代為止，士紳身份常常是和土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sup >(12)與此相關，“紳士”（gentleman）原指有資格佩帶刀劍的人，用做貴族和士紳階層男性成員的通稱，“貴族都是紳士，然而并非所有的紳士都是貴族；……在傳統(tǒng)社會等級中，紳士列于從男爵、騎士和鄉(xiāng)紳之下，但是高于自耕農”?！凹澥俊臍v史意義在于它為新社會群體提供了一個通往社會尊榮的古老而又不太苛刻的路徑?！?sup >(13)18世紀后，這一稱號逐漸被“普及”為包括中等階層在內的全體追求社會尊榮的有產人士的標簽。笛福本人對貴族生活和紳士身份也十分企慕。⁽¹⁴⁾標志貴族社會地位和政治權力的詞句反復地在魯濱孫的思想和敘述中出現(xiàn)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他本人、他的創(chuàng)造者和那個時代的奮斗者們的刻骨銘心的念想，反映了他們的經濟追求的特定社會實現(xiàn)形式。后來，魯濱孫陸續(xù)救助或收服了一些土著和遇難的船員，便立刻在島上建立起等級秩序，使自己成為統(tǒng)率一方的“大元帥”、“指揮員”和“總督”（207—208頁）。重返英國后他又進一步為留住該島的居民分配土地安排移民，儼然真有殖民“總督”的職責在身。這些后來的作為和魯濱孫最初在心中設立的“圈地”和“城堡”是息息相關的。

其次，我們不妨看一看魯濱孫處理人際關系的方式。對于這位“經濟人”來說，人與人的關系首先是契約關系、借貸關系、主從關系，非經濟的聯(lián)系和活動相對而言是次要的。在他看來，父母之言不足信，安樂之家不足戀。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離家出海冒險。他心安理得地把販賣黑人看作利潤豐厚的風險事業(yè)。他把佐立和“星期五”等都視為他的個人私產。他的人生奮斗的每個前進步驟，不論是最初違背父命的決定，還是出售佐立的舉措，都是對原有的社會紐帶的舍棄或斷割。正因如此，在流落海島之前，他就已經認為自己“簡直像被丟在別無一人的荒島上一樣”（30頁）。他的經驗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生存的一個重要特點，即人的一種日漸深刻的孤獨感。另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魯濱孫和曾經救過他的葡萄牙船長即他的代理人的一段交道。他從孤島回到歐洲之后找到了那位船長。老人已經窮愁潦倒，但仍然傾其所有拿出160枚金幣償還欠魯濱孫的錢，并交給后者一份詳細的收支賬目。魯濱孫感動萬分，熱淚盈眶。不過，他并不把船長的行為理解為哥們兒的義氣或純粹的友情，而是看作經濟交往中的理想的“誠信”態(tài)度。因此，他一絲不茍地出具了一張收據。主人公的婚姻也只是在小說結尾時被一筆帶過：“我馬馬虎虎地結了婚，生了三個孩子：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可是不久我的妻子便去世了……”（236頁）這一節(jié)在英文原文中只占兩行的篇幅，共半句話，僅僅陳列了事實和數據，全然與感情無涉。結婚似乎不過是魯濱孫在主要冒險活動結束以后湊湊合合地辦理的一件不算虧本的事而已。

與對情感關系的忽略相反，敘事對修籬笆、搭帳篷、種麥子、制陶器等等活動卻記錄得細致周全。維吉尼亞·吳爾夫在評論《魯濱孫》時曾談到“碩大的陶罐”在書中所占據的突出位置。⁽¹⁵⁾的確，有關制陶的一舉一措都得到了高度關注。魯濱孫不厭其煩地記述他如何經過無數失敗的嘗試終于制成若干曬干的泥坯；如何把“三只大泥鍋和兩三只泥罐一個搭一個地堆起來，四面架上木柴，木柴底下放上一大堆炭火，然后從四面和頂上點起火來……看見它們紅透之后，又繼續(xù)讓它們保持五六個小時的熱度”，如何最后“慢慢滅去火力，……而且整夜守著，不讓火力退得太快”（95—96頁）。有關結婚和制陶的一略一詳的敘述表明：在魯濱孫看來，惟有實用的利弊考量和操作過程才是最重要的、最應被關注的。

這些涉及具體操作細節(jié)的敘述是如此從容不迫、入情入理而又鄭重其事，說明敘述者不僅自己醉心于這些設計和工藝，而且堅信讀者也興趣盎然?！遏敒I孫》一書的巨大成功也證明，在工業(yè)化初見端倪、勞動分工日益強化的情況下，公眾對一些自己日漸生疏的勞動技能懷有強烈的好奇之心。此外，不能忘記的是，笛福的年代不僅是航海和地理發(fā)現(xiàn)的時代，也是牛頓和瓦特的時代，社會風氣中彌漫著對科學、理性和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癡迷和信心。笛福本人曾經投資開發(fā)潛水器并一度經營磚瓦廠，從魯濱孫對制造陶器的細致講述中我們不難辨認出這類經歷給作者留下的心理痕跡。笛福筆下那個在勞動中修煉成“能工巧匠”的創(chuàng)業(yè)者在不止一個方面撥動了他的同時代人的心弦。

最后，我們應該著重地討論一下魯濱孫的語言風格。

前面提到的與老船長的交涉從一個側面體現(xiàn)了賬單的重要性。實際上，“算賬”不僅是這部小說的重要母題，更是它的突出的文體特點，是主人公的精神本質的載體。小說以第一人稱語氣記述主人公的經驗，自然而然也就把魯濱孫之類的生意人在日常生活、經營交易中使用的語言——一種過去在文學作品中從未占據顯要位置的話語——鮮明、生動而全面地展示出來。全書語言極其簡明實在，流水賬一般地記錄行動和事件，描寫與抒情被壓縮到最低限度。

魯濱孫初到海島后對自身處境的分析更是直接采用了簿記的形式。他以列表記賬的方法來思考問題、權衡利弊，按照借貸記賬法⁽¹⁶⁾，對應“借方”“貸方”分出“壞處”和“好處”兩個欄目，然后在“壞處”一欄中寫上“我陷在一個可怕的荒島上，沒有重見天日的希望”、“我沒有衣服穿”、“我沒有人可以談話，也沒有人來解除我的愁悶”，等等；對應的，被列入“好處”一欄包括：“但我還活著，沒有像我同船的伙伴們一樣，被水淹死”、“但我卻是在熱帶氣候里，即使有衣服，也穿不住”、“但上帝卻不可思議地把大船送到海岸附近，使我可以從里面取出許多有用的東西，使我終生用之不盡”等等（53—54頁）。對于當時十分悲觀沮喪的魯濱孫來說，一番算賬很有成效，使他從消極絕望的情緒中解脫出來，開始面對現(xiàn)實，考慮如何生存下去。這套與班揚（如在《神恩浩蕩》中）、塞繆爾·佩皮斯（1633—1703）⁽¹⁷⁾以及后來的富蘭克林一脈相通的簿記語言承載著一種頑強的理性主義思路，是魯濱孫們求生存圖發(fā)展的有力武器。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魯濱孫的利弊表里上帝的作用被列入了“好處”即“貸方”。這一方面表明信仰和上帝在某個程度上已經實用化、“金融化”；但反過來又說明簿記語言在很多情況下也“精神化”了。順理成章的，魯濱孫的講述中充滿著各式各樣的詳盡清單。從以數頁篇幅一五一十地陳述從沉船搬運的物品的品種、數量到用整整兩段共計十二行津津樂道地羅列一名被他搭救的船長給他的贈品，所有的“賬目”都報告得十分“明細”。

概括魯濱孫在上述三個方面的思想和表現(xiàn)，可以說，“落難”非但沒有改變他的初衷，相反更激發(fā)了他的能力和才智，成就了他少年時的朦朧的抱負?；膷u經驗最終演成一出包括占有、開發(fā)和改善全過程的典型的資本主義“進步”狂想曲，成為早期西方殖民者的開拓史詩的一個縮影?！霸诤＝翘煅囊砸患褐Τ晒Φ嘏c自然對抗的煢煢孑立的經濟人”魯濱孫也因之成為西方文化中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象征意義的原型現(xiàn)代人，成為有別于《神曲》中的但丁、斯賓塞的亞瑟王和班揚的天路旅人，但又可以與他們比肩的“新世界……自己的代表人物”。⁽¹⁸⁾伊安·瓦特把《魯濱孫》與《浮士德》、《堂·璜》和《堂吉訶德》并稱為“我們的文明的四大神話”。他認為，和浮士德等人一樣，魯濱孫“展示了主人公對某些現(xiàn)代西方人渴慕的典型目標的一心一意的追求”，他“廣為人知，被認為具有歷史的或準歷史的真實性并代表或象征了該社會的某些最基本的價值觀念”。⁽¹⁹⁾他的“不安分”，恰如馬洛悲劇中的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英國商人、企業(yè)家、冒險家們……斂財聚富的能量”。⁽²⁰⁾惟其如此，馬克思才認為這位荒島余生者的故事具有代表性和預言性，說魯濱孫“這種18世紀的個人，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式解體的產物，另一方面是16世紀以來新興生產力的產物”，他的敘述“是對于16世紀以來就進行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²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