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語

胡適與羅爾綱兩位大師，從1930年建立的、迄今已超過85年的、跨世紀的尊師愛生的楷模式關系，一直被學者們稱道，并不夸張地說，實在是青山不老綠水長流！這種師生關系對我等后輩均有啟示意義。

我與胡適先生無緣相識，腦海中只粗略知道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學者。1955年，置身于鋪天蓋地對胡適思想批判的浪潮中，后略知他與羅爾綱有一層師生關系，并且是諱莫如深的關系，自己多少也能覺察到其中的玄機和隱痛！

說到羅爾綱先生，我與他結緣較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1951年冬，我在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史料組工作。那時羅爾綱先生被邀請從廣西貴縣（今貴港市）來到南京，主持太平天國起義一百周年紀念展覽會。時年22歲的我，開始注視著年已半百、平頂頭、步履矯健、衣著樸素的羅爾綱先生的身影——一位影響我一生的引路人和導師。

當時我參加展覽會的美術工作，一時也沒有機會聆聽教誨。次年，因參與修改太平天國歷史連環(huán)畫，才有機會接近羅先生。1952年底，南京首次發(fā)現(xiàn)太平天國某王府及太平天國壁畫，領導命我到某王府協(xié)助工作，并侍奉羅先生左右。形勢既喜人，也逼人，我開始閱讀羅先生贈送的新出版的《太平天國史稿》，未料如入勝境，感謝這本啟蒙讀物，讓我從美術工作轉行到對太平天國史研究的軌道上來了。

1953年，領導與羅爾綱先生達成共識，讓我在羅先生身邊工作。此后，我在羅先生安排下，讀太平天國史書，參加文物展覽，協(xié)助籌備太平天國紀念館，有幸找到了人生的最佳座席。往后，我在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經(jīng)歷酸甜苦辣40載，其中有14年與羅先生形影相隨、聆聽教誨，榮幸地獲得他的30余部親題贈書，也頗得先生信賴。從此，我開始探索羅先生，除跟隨先生做學問外，最大的收獲乃是明白了他與胡適的一層厚重的、楷模式的師生關系。

1963年，戚本禹（1931—2016）拋出《評李秀成自述》，劍指羅爾綱先生等，隨后在全國掀起一場大論戰(zhàn)。1964年4月，羅先生在完成南京各項工作后，返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我與先生鴻雁常飛，積信函26件，并得老人家揮汗為拙著及主編的《清代咸同年間中興名臣的書札》《曾國藩等往來信稿真跡》等賜序，受惠良多，師生情感依舊春風！

1994年初，應澳大利亞華人歷史博物館之邀，我第一次走出國門，對澳大利亞進行了有關華人遺存的考察訪問。這期間，在墨爾本大學圖書館，我看到了臺灣地區(qū)出版的名目繁多的胡適著作，頓感眼界大開！1995年8月，我在南京家中收到羅先生生前題贈之最后一部杰作《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拜讀再三，看到了羅先生對胡適彌久的、出彩的師承樂，誠如胡適大師所贊賞的“從來也沒有人留下這樣親切的一幅師友切磋樂趣的圖畫”，我深深地為這本佳作叫好，感謝它激發(fā)了我從此對胡適與羅爾綱尊師愛生關系的研究興趣。

1996年，我移居墨爾本，從此定下研究方向：中澳關系史、澳大利亞華人移民史，以及羅爾綱-胡適研究。正當我奔波在澳大利亞華人淘金古鎮(zhèn)時，1997年5月25日，驚悉羅爾綱先生在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福壽全歸，悲痛不已！先生雖逝，但之后我仍然收到羅先生親屬寄給我的《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補本）；2011年又收到卷帙浩繁的22卷本《羅爾綱全集》，如獲至寶。2014年，承蒙上海檔案館提供了全套的由羅爾綱編輯的《中國公學大學部文理學院庚午級畢業(yè)生紀念刊》復印件，這是一件塵封75年的珍貴文獻，說到珍貴，那是因為它是1930年胡適與羅爾綱等師生大作第一份共同載體。這一切好運，促使我下決心在澳開展對羅爾綱、胡適、二人及其周邊友人和往事的研究。雖然我已將羅先生給我的全部贈書帶來澳大利亞，然而關于胡適的藏書卻知之甚少。為了解決“書荒”，我除了每周去墨爾本大學圖書館外，還去過悉尼的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結果卻“淘金”未成。我好奇地追問原因？該館回答：在澳大利亞，不僅圖書館缺乏這方面的資源，就連高等院校也缺少這方面的研究人才，故而也談不上編印這方面的目錄索引。后來的事實也證實，悉尼和墨爾本的中文報刊上，幾乎見不到“胡適”這兩個字及其文章，對胡適而言，澳大利亞竟是一塊待開墾的處女地。

為了研究工作的充電，我每年回國，第一要務是去各類書店購買有關胡適的新書；此外，就去圖書館、檔案館特藏部尋覓舊書舊報刊；又從互聯(lián)網(wǎng)上高價網(wǎng)購舊書；還時刻把視線瞄向那些塵封在公共機構和散失在民間的胡適和羅爾綱的遺金散珠，旨在沙里“淘金”，上下求索胡適及其相關的史料，尤重網(wǎng)羅第一手史料和檔案。堅持加執(zhí)著，我終建立起研究胡適和羅爾綱的初步物質基礎。

2006年，我有幸從澳大利亞華裔聯(lián)邦參議員陳之彬先生手中，接收了已故的胡適學生、學術助手、墨爾本大學高級講師金承藝的《胡適文存》等50多部舊版藏書，這股強勁力量增強了我對胡適研究的物質基礎。

2013年，我專程去了臺北，參觀了胡適故居和紀念館，瞻仰了胡適墓園，親身感受到胡適不朽的治學精神！

令我非常感動的是，本人累獲臺北胡適紀念館鼎力相助，承慷贈塵封的金承藝致胡適的全部親筆函（復印件）等檔案。又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因念我是羅爾綱先生的弟子，破例饋贈一件秘藏70余年的羅爾綱致同為客家人的羅香林的親筆函（復印件）。如此等等。

筆者不才，已將這些新發(fā)現(xiàn)公布，并對塵封之檔案進行解密，將它們收入書中，使之首次與讀者見面。因地制宜，我也將胡適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關系納入書中；同時又收錄了一些于我是前輩、上級、同事的胡適學生與胡適的學術交往片段。此外，我要特別提及一件事，那就是羅爾綱先生生前關心并告知的關于澳大利亞收藏著一批太平天國原刻官書，但他不知詳情，此事我一直記在心上。2003年，應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之邀，我在該館進行了三天的觀賞和鑒定，終發(fā)現(xiàn)22冊太平天國早期原版刻書和3件原版布告，意外地發(fā)現(xiàn)其中兩件布告還是世界孤品。我決心讓這批國寶踏上漫漫返鄉(xiāng)路。2014年，終由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制成一套四部影印本出版問世。謹此告慰在天之先師！

另外，我常為羅爾綱先生惋惜的兩件事，一是他與胡適從1930年到1948年的18年間，師生二人沒有留下一張合影；二是，這18年間，有求必應的胡適卻沒有給這位真?zhèn)鞯茏恿粝履呐乱环珜?，令人失望！興許這與羅爾綱一貫不愿給胡師添麻煩的習慣有關。1976年底，我與羅先生闊別12年后，再一次相聚并交談于南京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我曾向他索取他與胡適、與徐志摩的合影照片，羅先生遲疑地回答：“沒有，沒有照過。”

最后，我聯(lián)想到胡適與羅爾綱等大師們在民間的遺金散珠，是不是會被人們收羅殆盡了呢？我的看法是不可能，舉例如下：臺北胡適紀念館收藏的“1954年胡適在容閎耶魯大學畢業(yè)一百周年紀念會”上的英文演講稿，便是一件“出土”文物；胡適在美國曾經(jīng)贈給小同鄉(xiāng)唐德剛夫婦一幅題詞；1961年春，胡適祝賀陳仲玉與王燕生女士新婚志喜，在臺北家中特題贈其“新房補壁”詩一首；為了酬謝曾為自己治病的陸仲安中醫(yī)師，題贈錄自“宋人白話詞”一首；1947—1948年，胡適為天津《益世報》專欄敬題“熊秉三逝世十周年紀念特刊”“讀書周刊”刊名。如此等等。再如，1948年11月11日，羅爾綱致福建省圖書館薩士武館長親筆信，亦是《羅爾綱全集》所缺之物。有理由相信，胡適、羅爾綱等大師們的塵封藏品，只要我們時刻注意，不遺余力地及時開展搜集工作，奇跡就會出現(xiàn)。這既是我的經(jīng)驗，也是推出本書的愿望。

1983年，郭存孝在北京聆聽羅爾綱先生侃侃而談太平天國史

本書為讀者提供了一些并不多見的特寫、速寫、素描及略帶簡單的考釋；從某一角度、某一側面，探索胡適，探索羅爾綱，探索胡適與羅爾綱，探索胡適與他的摯友、同事、學生及鄉(xiāng)親等，探索羅爾綱與他周邊的好友等人的往事，探索他們在人生旅途中的五味人生。大師們雖已遠離我們而去，但他們持續(xù)的拼搏精神，將永遠滋潤著我們的心靈；大師們吹奏的震天號角，將永遠鼓舞著我們前進的步伐！

2017年，恰是胡適駕鶴西去55周年，亦是羅爾綱福壽全歸20周年。本書權作后輩之獻禮。

最后，我要特別銘謝以出版多部羅爾綱力作著稱的、中國一流的出版社三聯(lián)書店為本書提供了華麗現(xiàn)身的平臺；同時還要多謝出版社領導和責任編輯的剪裁、潤飾之功，令本書終成正果。

我已年邁，囿于精力，限于能力，疏誤難免，祈請匡正。

郭存孝
2017年1月　八八叟于墨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