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賦

余藩牧吳中時，目擊田賦之重，曾有均田之議，旋以引疾歸里，未及上陳，附見其說于《退庵隨筆》中。蓋亦國初人有此議，曾見其書，而忘其姓氏，既而再四思之，此說究有難行。我朝一視同仁，究未便為此挹彼注茲之請，而同輩中亦有竊笑其迂者。近讀梁紹壬《秋雨庵隨筆》所載一條，較為平允，臚陳原委，亦更詳明，因亟錄之以資抉擇。其略曰：江南之蘇、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袁、瑞等府，賦重于他處，人皆曰此明太祖惡張士誠、陳友諒，因而仇視其民也。而實不盡然。蓋其害實起于宋之官田，迨有明中葉，復攤絜官田重賦并于民田，遂貽禍至今。考官田、民田之分，二者本不相同，官田輸租，民田納賦，輸租故額重，納賦故征輕。宣和元年，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新退，田多曠業(yè)，當時在廷計利諸臣，獻議募民耕種，官自收租，謂之官田，厥后加以籍沒。蔡京、王黼、韓暸胄等，又充逾限三分之一之田盡屬之官，而官田于是乎浸廣矣。沿及元世，相沿不革。元末張氏竊據有吳，又并元妃嬪親王之產入焉。明祖滅張氏，其部下官屬田產，遍于蘇、松，明祖既怨張氏，又籍其田，并后所籍富民田，悉照租額定賦稅。正統時，巡撫周忱奏請減官田額，又奏官田乞同民田起科，部議格不行。嘉靖中，嘉興知府趙瀛，請以官田重賦攤絜于民田而均之。趙固以官田、民田有同一丘，而稅額懸殊，故創(chuàng)并則之議，不知官田自當減賦，民田不可增賦。同時蘇、松亦仿其議，奏請允行，自是官田之名盡去，而民田概加以重賦。我朝平定江南，以萬歷時額賦為準，時已無復有官、民之分，但官田雖減，猶未為輕，民田既增，彌益其重。然則江右南昌、袁、瑞浮糧所以早蒙豁免者，由官田名額未除；蘇、松、嘉、湖浮糧所以難邀蠲除者，以官田名額既去，均于民田之賦，竟指定為正供，不復推求往時攤絜之故。韓世琦、慕天顏先后披陳，卒格不行。雍正二年，特恩除蘇州額征銀三十萬兩，松江十五萬兩。乾隆二年，又除蘇州額征銀二十萬兩。民力固可稍舒，然舊額太重，雖屢減仍無益也。如有為民請命者，誠能縷述其所以然之故，知宋不括官田，則無此重賦，明不攤絜民田，則亦無此重賦。為今之計，莫若均賦一法，請即以蘇、松鄰壤，東接嘉、湖，西連常、鎮(zhèn)，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間年歲豐歉，雨旸旱溢，地方物產，人工勤惰，皆相等也，以之較常、鎮(zhèn)賦額，則每畝浮加幾倍。宜查常、鎮(zhèn)之額，按其最重者，定為蘇、松、嘉、湖之賦，則用以指陳入告，以普朝廷惠愛東南氓庶之至意，則百世蒙其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