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躁

有時，一張舊照片可以喚醒一串記憶。

昨天就是這樣的。本來我已經忘了那個村莊，但看到照片，立刻想起那條沿著土墚爬行的小路，和被它帶到的那個半荒廢的村莊。這類村莊我們都見過，多在偏僻的山區(qū)——年輕人離開，如果有可能的話，不再回來，中年人和老年人耕種土地，互相問候；漸漸地，老年人離世，中年人老去，在“下面”的什么地方，建有新的村莊，村級政府早已經搬了過去，隨之“下山”的還有剩余的年輕人，以及村里所有談得上是資源的東西。下面的人不耐煩地等待，在某些事情發(fā)生之前，他們還得為“上面”保留道路和電力，這像是浪費。每過些時候，在郵政局的地址簿上，一個村名又可以劃去了，不光是郵遞員，很多人都松了口氣。

我說的這個村莊，位于陜北的一個角落。上午的陽光很好，照得所有事物黃艷艷的。受賜于腳下一條尚未完全斷流的小河，這一帶的房屋不是窯洞，而是用片石壘就的石屋；在黃土高原上，大塊的石頭絕非隨處可得，河流在汛期淘浚黃土，直到露出底部的石層。這里的每片薄石，自是從河道里揀來，磨削而成。

廢棄的房屋，一眼可以辨出，它們的窗欞失去了糊紙，黑洞洞的，不過，一些局部的精致形狀（這一帶常見的是十字花形，也出現在院墻的裝飾上），透露出昔日主人對生活的合理展望。無人居住的院中，猶有舊時的什物，豬圈、不知做何用的石砌小臺子、磨盤、農具，此時看上去，更像是一些陪葬物。

一個寬大的房屋前面，在足夠長的石階上，坐著本村的（我猜測）相當一部分居民，迎著上午的陽光，如同一排植物。這個比喻是很不敬的，但印象確實如此。我向他們打聽，左面土坡上那條小路，通向什么地方。他們告訴我，它通向另一個村子。我略有點吃驚，因為那條土路，繞過一個高峻而寸草不生的山峁，很難想象遠離河流的那一邊，還有什么可以居住的地方。

人類散居在各種奇怪的地方，冰原、深山、沙漠和戈壁。我們喜歡探索的執(zhí)拗本性，以及對食物的追逐，可以解釋許多。不過我相信，另一種原因，越到后來越占重要地位，那便是躲避權力，躲避戰(zhàn)爭，躲避迫害，躲避同類。如果可以隨意選擇的話，有多少人會愛上冰雪和黃土呢？逃人、戍卒、饑民、反抗者，越過邊障，涉過河流，將自己與后代的命運投向恐懼與希望中。

我們難以想象那些只擁有最簡陋的工具和最粗疏的知識的人，是如何在破碎的山脈中發(fā)現通道，是如何定居并且聚集起來的。我們只知道權力最終找到所有逃人，士兵和稅吏接踵而來，不過，這不是本篇要說的事情了。

我想說的是一種生活狀態(tài)，如我在這里見到和想到的。在一些地方，在一些時候，人與自然似乎息戰(zhàn)了，至少人是如此，疲勞了，休息了。這些房屋、村莊，仿佛失去了時代的屬性，我們可以認為它們是目前的，也可以想象其為遠古的。時間，在你我的生活中猶如鞭子，在這里猶如人們可以將自己浸泡其中的溫水。而這一感觸，又與我一向持有的觀點相沖突。

我是主張進步的，對于——比如說中國古代那種田園式的生活理想，以及萬世永固式的政治理想，一向不大以為然，因為我認為，在地里刨一千年，也刨不出一支青霉素來，而青霉素所象征的屬于現代文明的某些東西，確確實實使人活得更好；并且，曖曖遠村，依依墟煙，美固美矣，可惜只是表面的觀感，每一個社會，不論停滯還是動蕩，都在遭受權力的折磨，而擺脫或減輕這折磨的希望，顯然存在于未來的某種進步之中；最后，人類對自身是有責任的。

現在，我一方面仍持原有的觀點，一方面又有點懷疑自己是否錯用了時間的尺度，以及是否忽略了一些因素。我想起了一本書，找出來，抄下《茨威格自傳》一開頭對少年時經歷的太平時代的回憶：

“在我們那個幾乎有一千年歷史的奧地利君主國，好像一切都會地久天長持續(xù)下去……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錢或會有多少收入，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有財產的人能確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職人員和軍官有把握能在日歷中找到哪一年他將擢升和退休，每戶人家都有自己的預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開銷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應酬要花費多少，此外還要留出一小筆錢，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房子看作是為子孫后代留下的萬無一失的家園，庭院和商號都是代代相傳，當一個乳嬰躺在搖籃里時，就已經為他以后的生活，在儲蓄罐或儲蓄所里存下第一筆錢……誰也不相信會有戰(zhàn)爭、革命或翻天覆地的變化?！?/span>

（舒昌善等譯文）

茨威格的語調是溫暖的嘲諷。接下來他便要談到這“太平盛世”中隱藏的危險的自負和幻想的樂觀，以及不久之后將世界，特別是他的世界，擊得粉碎的風暴。他談到他對進步與人類前景懷有的概念式的信心，以及眼前的不斷地使那信心成為一種自我折磨的根源的殘酷現實。他談到他曾來到英國的巴斯，想給自己找一個可以進行安靜地寫作的地方，然而，“幽雅秀美的景色與世界上不斷產生的不安以及我的思想又形成怎樣的對比啊”。

我想起我的少年時代，歷史書會說，那時的中國不停地在折騰，但對少年來說，以及在成年人生活的某些方面，世界便將如此了，肉食將永遠稀少，但母雞還在下蛋，混亂成為常態(tài)之后，又有了安定的風味，人們仍要發(fā)瘋，卻是定期地發(fā)瘋。那個世界比之茨威格的，自然是不幸許多，但兩種世界確有共同點，頗堪琢磨。

我在那個村莊前面一點的空地上懶洋洋地消磨了兩個小時，這對我來說是少見的，因為我的旅行，特別是那次旅行的特點，是“停不住”。再美麗的河畔，再安靜的山谷，也不能讓我真正地安寧下來；每次奔向某個向往已久的地方，趕到后，都是打量一眼又不耐煩地迅速離開。把希望放在下一個拐彎的后面，而對窗外的事物漠不關心，每天漫無目標地行駛，直到精疲力竭，才悻悻停下。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精神狀態(tài)呢？

我便想，我們——我也不清楚這里的“我們”指的是誰，反正是“我們”吧，對進步所應持有的溫和與持久的信心，是否在變質，是否掩蓋著這個時代本質性的焦躁，是否本來應該深藏不露的儲備金，卻被我們急不可待地揮霍。我們或者說很多人，似乎不是生活在現在里，倒像是拼命地將自己探入不屬于自己的未來，而那本來是沒有可能的，可能的只是錯覺和幻想。

我并不怎么贊賞那個小村莊舊有的生活方式，對于現代社會將那里的人們強行拖入共同軌道，也不怎么歉疚。我仍然認為社會停滯在困苦與不公平的狀態(tài)中，是件悲慘的事，比如，假如中國此刻停滯下來，那我一定要大呼倒霉，但是，在公路上疾馳時，或在家中漫無要領地翻看新聞網頁時，我確實感到一種荒唐。比如說，我常用來批評牧歌精神的一個武器，是指責那種生活狀態(tài)下的人們沒有人類感，沒有共同感。而我認為自己是擁有它的，證明之一是知道“羅弗敦墻”是在挪威的什么地方，非洲有人在生病，以及……對了，我經常上網看看新聞什么的。

今天抄書有癮，再抄一段索爾·貝婁。我以前引用過他的一篇演講，今天再從里面抄一點。貝婁神經過敏地談到電視的影響：“它是我們時代特有聒噪的主要來源——這是一種經過裝飾的聒噪，它要求我們的專注，其目的不是把它聚攏起來，而是把它分散開來……它使分散的孤獨進入一種交流狀態(tài)。電視讓離群索居的美國人認為，他參與了整個國家的生活。它并沒有真正把他置于一個社團里面，而他的心卻由于這種暗示而暖洋洋的，也就是，附近什么地方有一個社團，因而，他那源自你的意識也就給引向那個整體。”（李自修譯文）

貝婁的演講是在1990年。他說的電視，對我們來說就是互聯網。

“……后來，電視劇結束了，我們來到了斑馬和長頸鹿的草原上。再后，又看到了群眾集會上的列寧。突然，我們切換到了一所烹飪學校，有人教給我們怎么填塞火雞。接著柏林墻倒塌了?；蛘咂熳釉诜贌?。也或者，一個小組討論吸毒危機。越來越多的大眾話題，可個人意識卻越來越少。顯然，個人意識在萎縮?！?/span>

面對臺階上的七八位老人（曾被我輕蔑地形容為一排植物的），沒辦法不意識到，陌生與疏遠是雙向的，我對于他們生活的理解，我相信，多于他們對于我的。有時候，我對原地不動的陌生人的興趣，要超過他們對陌生的過客發(fā)生的興趣，而有時候又相反，但統統這些，都改變不了一件事，那就是，所謂共同感有可能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一種時間感，而這可貴的時間感，又讓我們煩躁，我們寧可以進步之名來打碎它。

在旅行中，如果連著幾天發(fā)生這種自我懷疑，我就得趕緊找家舒服的旅館，在干凈的地毯和能夠反光的鏡子之間恢復平衡，還有一件重要的事，上網，看新聞，回到人類的大家庭中，正如貝婁所形容的“暖洋洋的”。

我和朋友們談起過這些。我們互相問，有誰能夠在如前所述村莊那類的地方、在“時間的后面”，生活一年，而不感到恐慌？沒有一個人能。如果有互聯網和電話呢？也許可以，但沒必要嘛，我們這么說。

我觀察，焦躁不安是普遍的，我們用摻水的共同感來分散它，用進步觀來推遲解決這個問題的壓力，或者把個人問題化為時代問題或政治問題。奇怪的是，我確實認識一些非常安靜的人，聽說過更多此類人，通常，我一邊羨慕，一邊懷疑地想，真有那樣的人嗎，在這個時代？我面前的這個人，是不是腦子有什么問題？或者，瞧他付出的代價。實際上，每個焦躁的人，對他人或事物，都沒有時間去實現自己本來可以達到的理解程度，我們只是踩油門，飛馳而過。

有個叫天花墕的地方，我莫名其妙地在兩年內途經三次。天花墕在土塬頂上，有家人住在那里，門前總是擺著自家出產的梨棗之類，指望賣給過往的人。第一次經過，我停下來照了幾張相，回來看，毫無趣味。第二次經過，我用那家的水洗了手臉，然后買了梨和一種很小的蘋果。第三次，我沒有停車，直接開了過去。我已經知道了他家梨果的味道，便想不出還有什么是值得停留的了，而且，我還要趕到前面的縣城投宿。

總是如此，有足夠的理由馳過每一個地方；如果在某處有所逗留，不是出于實際的考慮，便是偶然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