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啟蒙（下）
后現代的思辨

6　光明和陰影的比喻

藝術現代性或曰美學現代性（aesthetic/artistic modernity），針對現代化和現代體系的提問和探索，視角多變，策略靈活，在復調的現代性中充當對位現代性。

誠然，對于美學現代性（以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為表現）和后現代的關系，學術界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利奧塔的理論把后現代同現代文學藝術中的灼見聯系起來；而詹姆遜則將現代文學傳統(tǒng)和后現代截然分割，相互對立，使人誤認為后現代是20世紀后半期突然浮現的思潮。相比之下，利奧塔的說法更有歷史連貫感。本書的觀點傾向于利奧塔。

從文學閱讀中可以體悟，美學判斷除了非功利的特質，還將理性、想象、直觀、欲念融為一體，形成更為成熟的判斷，因而不同于以理性為唯一特征的體系現代性。沒有20世紀之前現代經典文學的美學積累，我們未必能明辨現代體系的問題所在，也就沒有直逼要害的眼力。從這一章起，我們將引入19世紀歐洲經典文學的實例對現代性的思辨。

啟蒙時代歐洲社會從君主貴族秩序向現代民主秩序迅速演變。啟蒙的自信樂觀，有社會變革的成果為其背書。在莫扎特的歌劇《費加羅的婚禮》〔博馬舍（Beaumarchais）〕劇本里，男仆費加羅為了愛情和貴族老板力爭，敢于蔑視其貴族血統(tǒng)論：“貴族、財富、階級、官位，這些竟使一個人傲慢！你為得到這些付出了什么？不過是花了工夫讓自己生了下來——如此而已?！边€有司湯達筆下那個可愛的于連，在他清醒的時候（因為他有糊涂的時候），也是如此理直氣壯，敢于為平民式的高貴辯護。

當時歷史的精神氣質，激情洋溢，夢想聯翩。英文Enlightenment（啟蒙）一詞含有l(wèi)ight（光明）這個詞素；啟蒙的希望被比作光明戰(zhàn)勝黑暗（light over darkness）的喻說，在當時順理成章。達朗貝爾曾說，18世紀是“光明四射的時代”（l'age des lumières）。

莫扎特的歌劇《魔笛》〔歌詞作者希卡內德（Emmanuel Schikaneder）〕以“光明”比喻啟蒙式樂觀之意非常明顯。第一場的正面場景是“智慧神殿”（Temple of Wisdom），兩側分別是“理性神殿”（Temple of Reason）和“自然神殿”（Temple of Nature）?！笆浪谆募浪緜儭保╯ecular priests，啟蒙時期的奇妙說法）齊唱“陽光驅走黑夜?？炝?，高尚的年輕人就會感覺到新生活。快了，他將全心全意奉獻于我們的秩序”。第二場，祭司們在“太陽神殿”（Temple of the Sun）上宣告，光明已經戰(zhàn)勝了“黑夜女皇”。

歐洲歷史向前再走一步，人們看到光明和陰影并存的現實，并漸漸明白：以排斥悲觀的方式維持樂觀，若不是浪漫到幼稚的地步，就是偽善成了假圣人。

福樓拜《包法利夫人》之深刻，正在于它指出，在布爾喬亞的庸俗和偽善面前，浪漫不僅盲目，甚至致命。如果愛瑪的丈夫查理是庸俗的代表，那么，藥劑師郝麥便是偽善的化身。“郝麥”（Homais）在法語里有“人”（homme）的意思。什么樣的“人”？——“新人”，19世紀用啟蒙話語包裝自己的“人”。

查理無能但不失憨厚，郝麥無能卻有詭辯的利齒，滿口的科學、進步、法蘭西愛國主義。郝麥是藥劑師，卻以醫(yī)學權威自居；為顯示自己的現代、科學、進步，他縱容無能的查理給馬夫伊包里特做手術，把人家本來尚有功能的瘸腿拉直，導致病人被截肢。手術剛做完，成敗還是未知數，郝麥已為當地報紙撰寫了新聞稿。郝麥的文字披上啟蒙“宏大敘述”的外衣，把無恥變成了光榮。請看這個令人啼笑皆非的片段：“偏見雖然像一張網，覆蓋歐洲大部分的土地，光明卻開始深入我們的鄉(xiāng)村。就在星期二，在我們永鎮(zhèn)這小地方，居然進行了一次外科手術，它同時也是最崇高的慈善活動……以往迷信賜予少數幾人的事，今天科學能為所有的人做到了。”（Flaubert，第144—145頁）。

福樓拜的美學判斷一絲不茍，他把郝麥“光明”之說的荒誕滑稽撕開了給我們看。小說情節(jié)還告訴我們：正是此種人在現實生活中仕途通達；郝麥無能而且殘忍，憑著他對宏大敘述的熟練掌握，終于成了永鎮(zhèn)的頭面人物。小說的最后一句話是：郝麥剛剛獲得十字勛章。

郝麥得到光明了，永鎮(zhèn)卻暗無天日。進一步的寓意：啟蒙理性一旦被工具化，又被郝麥這樣的人所用，啟蒙之光何在？

與福樓拜同時代的波德萊爾，充滿理想的激情，但是現實使他憂郁，憂郁成為他表現理想的詩形式。波德萊爾目睹的巴黎現代化，也是在“進步”的話語下展開的。拿破侖三世和奧斯曼為了鎮(zhèn)壓巴黎市民革命、驅趕窮人等政治目的，拆毀巴黎的公民社區(qū)，以建造大型廣場、寬而直的大道，結果導致大量城市貧民流離失所。巴黎現代化的“進步”，在城市貧民的眼睛里黯淡了，那樣一直黯淡下來的眼神，就是波德萊爾憂郁的詩境。

波德萊爾的現代詩，不盲從現代體系。他的詩說明，美學現代性和體系現代性之間存在著張力。

在波德萊爾看來，人性必有缺陷，不可能盡善盡美。這個看法與啟蒙的人性可臻完善之說背道而馳。波德萊爾的詩眼，直視現代社會之“惡”、人性之“惡”，由此引起的憂郁，表達的是對理想的向往。波德萊爾的詩已成為美學現代性的一個范式。

尼采覺得，“光明”和“陰影”是一對不可分的比喻，因此寫出“流浪人和他的影子”的對話，將啟蒙的問題解釋得深入而淺出。這是《人性的，太人性的》的第二部分。“流浪人”對“影子”說：“你知道，我愛陰影像我愛光明一樣。如果要有漂亮的臉龐、清晰的言辭、博大的愛、堅強的性格，陰影和光明是一樣必需的。他們不是敵人，相反，他們手拉手親密地站在一起。當光明消失時，影子也隨之溜走?！薄坝白印钡幕卮鹱匀欢N切：“我和你恨同樣的東西：黑夜。我愛人類，因為他們是光明的信徒；我愛他們發(fā)現和獲得知識時眼睛里閃爍的光……但知識的陽光照下來造成陰影，我也是那陰影。”（Human，第301頁）

“光明”和“陰影”不可分的比喻，恰如其分地說明：啟蒙的現代性不可能只有光明。然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光明”對它的“影子”通常不屑一顧，甚至矢口否認。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認為，“光明”不能沒有“影子”?！兜叵率沂钟洝防锏牡叵氯?，是個影子一樣的人物，他在地下室寫給代表“光明”的“先生們”的一番話，是對啟蒙思想最深刻的反思。地下人思辨能力很強，但他身處19世紀彼得堡社會的底層，社會生活的話語被“先生們”掌握著。他是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復雜心理，卻也善用文字的機巧來擊中對手的要害。小說中的“先生們”指當時《怎么辦？》的作者車爾尼雪夫斯基，以及與其觀點相似的人，他們的烏托邦理論，后來付諸社會實踐出現種種問題，證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先見之明。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棄了以論文的形式論爭，而將觀點寫成小說，將對話、心理、理性融為一體，是美學判斷的又一經典范例。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烏托邦，是歐洲的體系現代性滲入19世紀俄國文化后生出的怪胎。在《怎么辦？》中，車爾尼雪夫斯基這樣設想未來的美好社會：科技使俄國的草原成為可耕地，城市里豎立起玻璃和鋼筋的“水晶宮”（玻璃和鋼筋在19世紀是現代的象征），電力的秘密被人類揭開（時值1864年）。這個社會的目標，還包括人人有工作、物質極大豐富、男女平等、藝術發(fā)展。這個完美社會的關鍵是：其成員必須是樂觀而理性的男女，能為共同的利益而奮斗。這個烏托邦的理論基礎，同我們在第一章敘述的現代體系相似，都由兩部分組成：以科學為標準的“自然規(guī)律”，反映這些規(guī)律的“人性”。

所謂“自然規(guī)律”，就是機械論的那些假設：宇宙是一部機器，遵循可預見的“客觀”規(guī)律；人發(fā)現規(guī)律，將規(guī)律用于實踐，全面改造社會。在這個看似合理的公式中，關鍵的變數是人。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人性和科學理性完全一致。他借用英國功利哲學支持這樣的人性觀：人這種動物，完全由“愉快”和“痛苦”決定其動機。凡帶給人“愉快”的，就是“善”，必定為人所追求；凡給予人“痛苦”的，就是“惡”，必定為人所憎惡。以此推理：人如果痛苦，只能歸罪于理性不夠，知識不足；“理性”的人出于自己利益的考慮，必然會獻身共同的集體利益；人如果完全理性，必然會認識到：共同的利益必然符合個人的利益。

一個關于人的公式產生了：快樂的人是理性、合乎自然規(guī)律的人；快樂的人必然懂得：共同利益必然符合個人利益；痛苦的人是不懂自然規(guī)律的人，是不理性的人。在西方思想史上，“痛苦來自無知”這個公式可追溯到蘇格拉底。尼采一直刨到這個根，他在《悲劇的誕生》里特意提及蘇格拉底的這個公式：“美德就是知識；人有罪出自無知；有美德的人是幸福的?！保?span >Birth，第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