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時代的預言家

游蕩集 作者:許知遠? 著


時代的預言家

燦爛的“野蠻人”

等候電梯時,突然想起一則舊廣告。四幅照片并列,依次是一瓶伏特加、一輛勞斯萊斯、一張海明威頭像,照片下分別寫著酒、車、作家。我忘記了第四張,應該是廣告主,它標榜自己就像前三者一樣,在各自領域有著不言自明的號召力,符號價值甚至超越行業(yè)本身。

這個廣告刊登在某一期《Life》雜志上,這份早已??碾s志是我視覺意識的開啟者。盡管憤憤不平,我卻不得不承認,一張照片有時的確抵得上1000個單詞。這也是我們時代的特征,形象即實質(zhì),可能比實質(zhì)還重要。

姜文的肖像也同時跳入腦海。倘若設計一幅類似的中文廣告,或許可以用茅臺替代伏特加,紅旗變作勞斯萊斯,姜文取代海明威,他的肖像下同樣可以寫下“演員”或“導演”,不必做多余解釋。

他們也的確不無相似。姜文咧開嘴的笑容、寸頭、那對扇風耳,像胡子拉碴的海明威一樣令人難忘。他們都英俊、才華橫溢,具有高度個人化的風格;他們還樂于展現(xiàn)自己的雄性特征,是各自時代的男子氣概的象征,有一種“野蠻人”的魅力。他們因此獲得一種顯著的無齡感,即使到了晚年,海明威還在竭力展現(xiàn)自己的活力,四處吹噓可以讓第4任妻子徹夜興奮;當你說起姜文,很難意識到他已在舞臺中央活躍了30余年,當同代人都被陷于某個具體時代情境時,他卻總能激起新的社會情緒。

姜文的工作室就在亮馬河旁的一座公寓中,它樸素、線條生硬,保留著晚期集體主義的夕照。他約我12點見面,吃一頓簡單的午餐,再開始正式采訪。他那迷人的妻子之前對我說,姜文是個害羞之人,需要一番心理預熱,像所有姜文身邊的伙伴一樣,她稱他為“姜老”,盡管私下也同樣抱怨他難以控制的孩子氣。

我不無忐忑,更需要這種預熱。這與姜文在我青春期扮演的角色有關,也源于他的種種傳聞,他桀驁不馴、一言不合就讓對方下不了臺,尤其是面對媒體時。

記得1995年夏天,高考結(jié)束不久,我與同學騎車穿過北洼路,去看剛上映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馬小軍在屋頂上的流竄,背著軍挎打架,鎮(zhèn)完東單鎮(zhèn)王府井的口氣,還有米蘭的豐滿身形,牢牢刻在腦中。這感覺熟悉又陌生。我們都成長于長安街沿線的軍隊大院中,對那些蘇式建筑、領袖雕像、呼嘯而來的少年,以及他們無處釋放的荷爾蒙,再熟悉不過。它也是陌生的,北京已一頭扎入新時代,動物們不再兇猛,暴力、閑散、狂妄都消退了,少年們著迷港臺的流行文化,消費主義暗涌。

我們都處于青春的躁動與困惑中,經(jīng)常牛仔褲配褪色綠軍裝,斜背著父親留下的舊軍挎,里面塞一本王朔的小說。這也是十足的虛張聲勢,我們壓根不敢和隔壁班的性感女生搭訕,倘若碰到街頭的小痞子,只會心怦怦亂跳,趕快騎車繞過。因為這部電影,姜文就像王朔、崔健一樣,成為我們心中的文化英雄,他們大膽、個性鮮明,玩世不恭又充滿真誠。

夏天結(jié)束了,我進入大學讀書。波普爾、哈耶克、李普曼、加繆、胡適、陳寅恪……這一連串知識分子突然進入視野。我對他們的博學、道德堅持大為嘆服,認定它比那種懵懂的青春沖動更值得追逐。我甚至開始反感王朔式語言,認同一位上海學者的分析——王朔在摧毀偽崇高時,也破壞了真崇高,他的反叛姿態(tài)背后,是對特權(quán)的迷戀。這也影響了我對《陽光燦爛的日子》的看法,成長起來的少年坐著凱迪拉克穿過長安街時,它像是對特權(quán)的另一次炫耀,他們昔日是北京的中心,如今仍然是。我開始著迷一種知識分子姿態(tài),要批判社會,嚴肅、深刻、抽象化,而非玩世不恭。我不喜歡他們展露出的反智傾向。

姜文仍偶爾進入我的視野。1998年初夏,他在排演一幕名字很長的話劇時,一位記者朋友帶我去探班。舞臺上的他,氣場依然懾人,他龐大而傲慢,令人同時心生羨慕和排斥。接下來,我買過盜版的《鬼子來了》,在電影院看過《天地英雄》,帶著期待買了《太陽照常升起》的票。

我對《太陽照常升起》這部電影感受復雜。我沒看懂一些段落,對另一些段落無比著迷。陳沖扭動的臀部,黃秋生所唱的梭羅河,都讓我再難忘卻。久石讓的配樂在我腦中盤旋多日,也讓我想起《陽光燦爛的日子》中的《鄉(xiāng)村騎士》,姜文在無意中塑造了我的音樂趣味,我喜歡古典音樂多半源于他,且是這種抒情、甜美型的曲風。后來才知道在19世紀末的意大利,《鄉(xiāng)村騎士》像流行歌曲一樣流行。

“他寫了一首詩”,我的一個朋友走出影院后說。這是2007年秋天的北京,我對詩沒太多興趣,一心要捕捉時代精神。北京正沉浸于一種亢奮中,20世紀90年代的少許閑散讓位于技術(shù)、商業(yè)驅(qū)動的忙碌。對外部世界的謹慎試探變成對全球化的擁抱,即將到來的奧運會是這股潮流的頂峰圖騰。讓我興奮不已的是對這歷史性變遷的描述,分析一個大國崛起時的規(guī)模與力量,崛起背后的犧牲與陰影。姜文表現(xiàn)出的一切,顯得過分私人化。它既沒如《鬼子來了》一樣獲得國際獎項,也未在中國觀眾中激起廣泛共鳴。我還記得一則報道,姜文怒斥了那些說看不懂的觀眾,他還不厭其詳?shù)亓_列影片動用了多少飛禽走獸,空運了多少鮮花,鋪設了怎樣的軌道,連劇中的嬰兒都是他剛出生的兒子等種種細節(jié)。他對電影有一種罕見的狂熱,對每個細節(jié)都有偏執(zhí)狂式的要求。他似乎做了一桌大菜,客人卻不太動筷子,吃相不夠盡興。

3年后上映的《讓子彈飛》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它激起了公眾的情緒浪潮,創(chuàng)造了中國電影史上新的票房紀錄。我卻感到不安,比起《太陽照常升起》,這部電影中的一切都顯得過分恰當,它的戲謔與嘲諷,與興起的互聯(lián)網(wǎng)話語系統(tǒng)不謀而合,它對人性與歷史之解釋,吻合了人們的普遍思維——中國社會、中國人一直如此。它如此聰明、如此消解、如此流暢,讓人感受不到人與歷史的質(zhì)感。

它把姜文推到一個奇特位置。自1985年出演第一部電影以來,他似乎能通過影像俘獲每一代中國人的心。在一個情感復蘇、重新理解傷痕的80年代,他是屏幕上的末代皇帝、飽受屈辱的右派知識分子、情欲熾熱的西北漢子……在那個電影是主要的娛樂與教育來源的時代,這些形象進入每一個家庭記憶,20歲出頭的他就成為全民偶像。在急劇轉(zhuǎn)變的90年代,他又成為倒賣衣服的小販、魯莽的書商、漂泊在紐約的音樂家,盡管此時電影院線衰落了,被錄像機、VCD取代,但姜文仍進入千家萬戶。更重要的是,他還蛻變成橫空出世的年輕導演,穿梭于威尼斯與戛納。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國際視野中的中國敘事不同,姜文逃離了那些熟悉的意象——黃土地、歷史創(chuàng)傷、被遺忘的邊緣人……他在慶祝青春與力比多,盡管隱去了幕布背后的殘酷與荒誕,在處理歷史創(chuàng)痛時,用的是一種戲謔、超現(xiàn)實的視角。他已被稱作“中國的馬龍·白蘭度”,也有潛質(zhì)成為中國的賽爾喬·萊昂內(nèi)或科波拉。

21世紀到來時,他遭遇了短暫挫折,如今卻又回到舞臺中央。電影再度成為大眾文化的中心,與20世紀80年代不同,涌入影院的觀眾不再來自一個匱乏世界,他們都飽受過剩信息之苦,培養(yǎng)出老練消費者的挑剔。這挑剔并不意味著直線進步,它可能是新的盲從,甚至失去了匱乏時代的樸素,他們以為自己無所不知,把陳詞濫調(diào)誤作聰明。

一個沉浸在自己世界的姜文,卻把握住了這股新潮流。這是令人驚異的成就,年輕一代的觀眾很少知曉《芙蓉鎮(zhèn)》與《紅高粱》,那是父輩記憶,按照時髦的說法,幾乎算是古代了,與清朝、明朝沒太多區(qū)別。姜文說“要站著把錢掙了”,他不容分說地把手摁在劉嘉玲胸脯上,他與周潤發(fā)的斗智斗勇,他高速的、無厘頭式的對白,快意恩仇后翩然離去的瀟灑,都讓年輕一代亢奮不已,這就是他們想過的人生,武斷又自由。時年47歲的姜文不僅回到中心,還毫不費力再度成為男性荷爾蒙的象征,這象征與22年前的西北漢子不同,后者是莽撞、血性、不顧后果,如今則精明過人、全身而退。

也因此,《一步之遙》尚在拍攝時,就引發(fā)高濃度期待,一家新聞雜志連片花也沒看過就評它為年度電影。姜文是始終蘊含高度矛盾又始終閃耀的存在,在一個迷戀大眾與數(shù)量的時代,他表現(xiàn)出某種個人英雄主義;在被高度工業(yè)化的電影業(yè)中,他以彰顯個性聞名;在娛樂人士都不同程度取悅媒體時,卻總傳來他激怒記者的消息;當崔健早已唱過“新的時代到了,再也沒人鬧了”時,他總是能以一種突兀的方式,引發(fā)議論與誤解,引來無窮的仰慕。

與眾人期待的不同,《一步之遙》引起的困惑要多于贊嘆。它是一個充斥各種戲仿、隱喻、詮釋、夸張、戲謔的后現(xiàn)代敘事,你必須了解足夠多的電影史、導演的個人感受與思考,才能更好地進入,否則就像是精美卻凌亂的拼貼,你要費力地與自己的分神糾纏。姜文以忠于自我著稱,但這一次,這個自我很難讓人區(qū)分,是華麗還是混亂。

人未出現(xiàn),聲已傳來,渾厚、富有穿透力,還帶著姜文式的不容置疑。我正在看那幅老北平地圖,密密麻麻的線條與胡同名,通往另一個時空。這是《邪不壓正》的發(fā)生地,經(jīng)由《讓子彈飛》中的鵝城、《一步之遙》的上海,姜文將民國三部曲的最后一站置于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一個俠客在暴風到來前夜的復仇與愛情。

研究地圖也是為了去除不安。這個一推再推的采訪,令我心生不滿。姜文任性,他總是在一個時間確定之后,又推翻了它,不羈的心情,似乎連他自己都無能為力。而他身邊的人,也樂于縱容這種任性。

作為一個媒體人、一個知識分子,或許還有男性身份,我對他有一種下意識的抵觸,一方面想反抗他的優(yōu)越感與驕傲和那種溢出的權(quán)力感,另一方面又對他充滿欽佩。在重看他的一些影片時,我為他的才華驚嘆,他如此年輕時就可以處理如此復雜多樣的感受。你當然可以批評他的某些切片,卻不能不驚嘆他多年來創(chuàng)造力壘砌的高地。不過年長13歲,他好像比我多經(jīng)歷了好幾個人生,在一個又一個經(jīng)典形象和動人畫面中自如穿越。

隨著聲音的傳來,屋內(nèi)氣氛陡然變化。工作室和宣發(fā)公司的人頓時陷入慌亂,他們不清楚姜導將從屏風的左側(cè)還是右側(cè)穿過,場面失序,仿佛一場龍卷風將至。我突然想起曾看到過的一個描述:姜文在片場時像個“暴君”。

眼前的姜文不如印象中那么高,仍強壯有力,深藍色的短袖T恤被撐滿,少許的胡茬兒和鼻梁上架著的圓框眼睛又給人一種別樣的氣息。我們握手,寒暄,我的緊張突然消失了,刻意保持的鎮(zhèn)定變成了真實的鎮(zhèn)定,不知為何,我覺得這必定會是一次不糟糕的采訪。

姜文表現(xiàn)出某種老派的周到,聽聞我與張北海一起喝過威士忌,特意準備了一瓶Lagvulin 8年,它的泥煤味讓我著迷。他還邀來我們共同的好友以使見面更為自然。不過,他主導性的風格與傳聞中的一樣,從壽司的吃法、伊頓公學、夏威夷的酒店管理到癌癥治療,他無一沒有看法。所有人也習慣性地附和,他龐雜(未必準確)的知識、確信無疑的口氣,讓人不知如何應對,況且,人人也都知道與他爭辯的結(jié)果。

訪談設置在客廳的窗前,我們并排坐在高腳凳上,前臂正好搭在長條案上,眼前是三里屯那些沉悶的高樓,午后的陽光正燦爛。這也是姜文的安排,他希望鏡頭對著他的后側(cè)面。他把殘存的威士忌倒入我的咖啡杯里,說鏡頭中有酒不好,訪問就開始了。

我們的談話從對時間的感覺開始?!澳憧?,那是尼泊爾使館,有各種塑料盆,養(yǎng)花、種菜。那邊是沙特,他們連樹也沒有一棵?!苯闹钢巴庹f。這座涉外公寓與這些使館一樣,帶著另一個時空的氣息。

如何處理另一個時空,則是姜文創(chuàng)作中的永恒主題,不管是演戲還是導演,他都在展現(xiàn)一種歷史意識。他卻說,自己的時空是混亂的?!拔覜]覺得時間重要,”他說,“我有時候在想,是不是拍電影把自己的腦子、把時間給拍亂了?!睂膩碚f,主觀的感受比客觀的存在重要?!蛾柟鉅N爛的日子》拍攝于冬天,他讓人用噴火器融化掉地上的冰,然后讓演員脫下大衣,穿上夏裝,盡管耿樂與夏雨背后的樹甚至沒有葉子,“你還是覺得很熱,這已經(jīng)擾亂你對時間的認知了”。真實很容易擺布,主觀感受反而更為真實。對姜文來說,他的人生是按照參與的電影來編排的,所謂的現(xiàn)實生活倒退隱了。

他還說起新電影的創(chuàng)作源起,對老北平的看法,對民國的理解,他的歷史意識的形成……總之,歷史是一種不真實,是一個借口,你借用它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我熟悉他的語氣,它滿不在乎,又在不經(jīng)意間流露出自己智識與經(jīng)驗上的優(yōu)越感。它是皇城人的自得與新貴們中心感的雙重混合,一種下意識的俯視感,一種“這都不叫事兒”的勁頭。少年時,我和同學們都曾刻意模仿。

我發(fā)現(xiàn)自己立刻被這語氣所裹挾。就像馬小軍被那些更年長、果斷的小混混吸引一樣,我也希望自己和姜文來一番對答,充滿北京大院子弟式的機鋒。這令人愉快卻也危險,彼此哈哈一笑后,往往什么也沒說。比如說,我問他是否做自我分析,他說做,但比較難,就像揪著自己的頭發(fā)向上拽,我又問他拽得怎樣,他指著自己的光頭說,這不是特意把頭發(fā)剃了嘛。

這種機智把問題輕松劃過,也回避了真實自我。這也是姜文令人好奇之處,在熒幕上表現(xiàn)出的一以貫之的才華、荷爾蒙與傲慢背后,真實的他到底是何樣?他是用驕傲來掩飾不自信,用沖突來消除羞澀,用不斷展現(xiàn)男子氣概來壓抑住自己的男孩氣嗎?

當說起母親時,姜文突然溫柔起來,他對無法處理好母子關系感到無奈與遺憾?!蛾柟鉅N爛的日子》中的小軍媽,《太陽照常升起》中的瘋媽,她們都強悍有力,令兒子不知所措。這或許也是姜文對現(xiàn)實困境的另一種表達。當他興沖沖地拿著中戲錄取通知書到家時,媽媽只是提醒,他還有一盆衣服沒洗;當他想買一套新房給她住時,她拒絕搬出平房。他的所有努力與成就,似乎都贏得不了她的心。有那么一瞬間,我都想拍拍他肩膀,說一聲,兄弟沒事,都過去了。

這個柔軟瞬間轉(zhuǎn)瞬即逝,他立刻又變成了滿不在乎、一切皆知的姜文。他不關心電影票房、不關心觀眾的反應,不關心媒體的批評,不關心傳統(tǒng)的影響,一切皆是誤讀,藝術(shù)家只能表達自己。

我們在“傳統(tǒng)”的問題上產(chǎn)生了爭執(zhí)。姜文以一種充沛的自信著稱。他29歲前往美國,見到馬丁·斯科塞斯、羅伯特·德尼羅時,沒表現(xiàn)出任何不安,在與正當紅的邁克爾·道格拉斯的合影上,身穿白色T恤的姜文挺著胸脯,帶著自信的微笑。這是1992年,中國仍處于開放的初期,幾乎所有中國藝術(shù)家與知識分子都處于嚴重的“西方焦慮”中。

這自信令人欽佩,或許也會導致某種封閉。姜文很少承認他人給自己的影響,除去贊揚過于是之的表演,他幾乎從未提及傳統(tǒng)——不管是中國的電影、戲劇傳統(tǒng),還是歐洲、美國的電影傳統(tǒng)——對自己的影響。他的角色被謝晉、謝飛、張藝謀所塑造,他深受《美國往事》與《教父》的影響,《一步之遙》片頭更是對它的戲仿,但他總致力于傳達這樣一種印象:他就是他,他孤立于時間之外。只是偶爾,他承認奧遜·威爾斯是天才,因為他25歲就拍出了《公民凱恩》,而他自己29歲才開拍《陽光燦爛的日子》。

當我追問傳統(tǒng)對他的影響時,他反問說,什么是傳統(tǒng),是裹腳、不洗澡、賣孩子嗎?當我說于是之、英若誠就是傳統(tǒng),他又反駁說,這在他心目中是“傳奇”,是打破傳統(tǒng)的“傳奇”。我理解他的觀點,又覺得他陷入了某種蒙昧。這與一代人的成長經(jīng)驗有關,他們的青春是在破壞,一種對傳統(tǒng)的藐視中成長的,這給予他們一種特別的生命力,不為固有觀念所困,敢于用各種“拿來主義”,尊重自我經(jīng)驗??墒钦l也無法回避問題的另一端:他們往往誤以為自己的經(jīng)驗就是全部經(jīng)驗,對更大的、可能迷失的世界心懷抵觸。再與眾不同的自我,最終都將進入一個傳統(tǒng)的河流,所有人,不管你多么富有天才,都是在共同寫一本世界之書。一個藝術(shù)家最成熟的階段,不是在彰顯自我,而是消除自我,融入人類文化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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