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輯 訪談

我成功，因為我感性

何建明說自己半年內(nèi)瘦了30斤，除了繁忙的采訪和寫作，還得益于每天從單位到家步行10里路。

當前報告文學應以歌頌為主

記者：作為獲獎無數(shù)的報告文學作家，本次由新世界出版社把所有獲獎作品結集出書了，您是怎樣定義報告文學這類文體的？

何建明：報告文學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有的字典里給它的解釋是：新聞、散文、特寫的總和，這顯然是對這種文體的極大誤會?！墩l是最可愛的人》《焦裕祿》當年都是當通訊來寫，因為傳播較廣泛，成了經(jīng)典作品，逐漸被劃歸為報告文學，今天看來也是不妥的。

我寧愿把它定義為用文學手法寫的新聞報告。央視《焦點訪談》《新聞調查》，包括我們倆正在做的“對話”，再深化些也是報告文學。

記者：一說到報告文學，讀者往往會聯(lián)想到打著紀實名義的吹噓之作，很多人甚至寧可讀虛構的小說也不愿意讀報告文學。包括您的作品，也是因為獲了獎有些人才讀過，為什么？

何建明：我完全理解。報告文學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種可笑的“廣告文學”，比如某些企業(yè)出點錢讓某作家寫篇歌功頌德的文章，再出點錢給報紙雜志就發(fā)表了，歸在什么欄目下都不合適，干脆就叫“報告文學”吧。這種情況太多了。

可是不能把它極端地歸于批評。沒錯，魯迅、巴金面對黑暗社會確實需要對其討伐和批評，但在人民當家做主的今天還是要以歌頌為主，如果還以批評為主調，就會犯錯誤。比如我準備寫三峽移民時，有人說你別去，聽說移民干部有貪污的，也有人不愿移民，可后來我的親眼所見是什么？那些個別的問題是有，但真是許多人在為大家舍小家，在采訪中無論是干部還是村民都深深打動了我。最后成書不僅領導認可老百姓也認可，關鍵是不走極端，要講話負責。

一篇當代報告文學，在二十年前可吃一輩子

記者：盡管報告文學并未出現(xiàn)繁榮景象，可《哥德巴赫猜想》《祖國高于一切》等作品似乎還是有其代表性的，而當代這樣的代表作卻更鮮見，作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您怎么看？

何建明：當代的報告文學作家不僅要有一定的政治駕馭能力，其作品中的信息量、創(chuàng)作起點、高度與深度都同過去不同了。當時也許視《哥德巴赫猜想》《誰是最可愛的人》為經(jīng)典代表作，如今你再讀一遍，真的是沒法同現(xiàn)代的報告文學比。可以說，我們當代任何一部稱得上真正報告文學的作品，如果拿到上世紀80年代都可以吃一輩子，而現(xiàn)在要想成功則要付出十倍努力。

原因很簡單，舉例說，如果讓《信報》這樣一張都市報在上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初問世，肯定會輕而易舉占領讀者市場，而處在現(xiàn)在這樣一個信息的海洋里，想出人頭地就很難。盡管如此，我們不少作家還都每年寫兩三部作品出來，也有些在社會上還流傳著。

記者：報告文學不可否認肩負著時代使命感，可它能起到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何建明：我認為一部文學作品的感召力有時并不比政策條文小，我希望自己的文字除了有普通讀者喜歡看，領導干部們也能從中受到啟發(fā)，從而對他們的決策有建設性。這是我想達到的目的。

事實上我的作品也起到了某種程度上的作用。比如《落淚是金》掀起了全國對貧困大學生的關注，據(jù)統(tǒng)計資助金額高達三千萬?！陡纠妗芬彩?，老有農(nóng)民背著包到單位找我?guī)退麄兇蚬偎?，政府也出臺了減輕農(nóng)民負擔的文件，這些都在支撐著我。

肩負的責任太重，寫報告文學的人越來越少

記者：寫作給您帶來了名聲，也有意想不到的麻煩，比如《落淚是金》一書就因為將某段學生的文字作為素材而成了被告，盡管您為了寫這本反映貧困大學生的書跑了40多個學校，走訪了350多位大學生。

何建明：說到1999年那場官司，我又想起我的奶奶，90歲的老人那天看到央視《東方時空》把我的“反面形象”進行“曝光”，吐了三口血后憤然離世了……

記者：這件事已經(jīng)過去了，法院已給了您相對公平的判決，后來又遇見過其他不公平嗎？

何建明：當下就有啊。我在《根本利益》中寫到了“百姓的好干部”梁雨潤，不僅山西省委發(fā)出了向梁雨潤學習的號召，中紀委也對他表示肯定并請他作報告，有人就又風言風語了：“這是梁雨潤給了何建明好幾十萬塊錢買通了，才樹了這么一個典型?！睂@些無稽之談我都一笑了之。

這都不是最根本的痛苦，你知道為什么寫報告文學的人越來越少嗎？首先就是因為他要承擔的社會責任太重了，稍不注意就會把握不好局部現(xiàn)象與全局本質二者的尺度，有些作家在暴露不正之風時常常過于偏激，甚至夸大其詞，在社會上起到不良的誤導作用。我曾在中央黨校學習過，我在寫中國農(nóng)民問題系列的報告文學時就比較注意客觀公正，后來偶然碰到了梁雨潤，在寫《根本利益》時就力求把握住這一點，既反映了農(nóng)民問題又讓人們看到解決這些問題的希望，比如有梁雨潤這種代表黨員形象的典型人物。

其次，作為一個報告文學作家，投入太大，包括精力與金錢的雙重投入。

因為不像寫小說、散文或詩歌的作家，報告文學的素材都要親臨一線去采訪，所付出的精力非常人想象得出來。比如寫《國家行動》時我到三峽去采訪移民。平時在家里條件那么好了，我愛人還愛嘮叨說這兒不干凈那兒又怎么不合適了，可到下面去了卻是什么也沒有，去的第一天就受盡舟車之苦：早上5點多起床，8點鐘起飛，3小時后到重慶，剛落地就又坐了9個小時快艇到巫山，一上岸又上汽車顛簸兩個小時進山里，到移民點沒汽車了就搭拖拉機……20多個小時過去了，好不容易睡覺休息會兒，屋里熱得讓人透不過氣來，人和東西都搬走了，只能對著滿天星星喘氣——房屋只剩了空殼，窗子上一塊玻璃都沒了。后來去大昌，連著八天沒脫衣沒洗澡也沒人管我，干部們都到下面做移民工作去了。

記者：在經(jīng)濟上呢？應該說您的作品版稅也不低，應該沒什么問題呀，也許和暢銷書作家比可能有些差距。

何建明：因為前期投入的采訪太多，在金錢上也會付出不少，比如寫《落淚是金》，我前期就花了四萬多塊錢，都是自費的。寫《國家行動》時也有好幾萬的花費，因為是受上面的委派，才報銷了。你想想，如果一個沒有任何名氣的作者，一上來他是不太會輕易付出這么大經(jīng)濟代價的。

所以說當前只有十來個像我這樣的人在支撐著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力量太弱了。盡管非常辛苦，可我不寫也難受。

奇怪的是，有些獲獎作品讀者都沒聽說過

記者：報告文學往往關注非常態(tài)領域才有吸引力，是嗎？

何建明：與常態(tài)不常態(tài)其實無關，比如信息產(chǎn)業(yè)革命、三峽大移民，這都是時代中跳躍的話題，包括年輕人的就業(yè)問題、農(nóng)民工問題。問題是不能光寫出來就完了，還要有思辨性，要能給讀者帶來思考。我要求自己寫報告文學時首先得是政治家、思想家、社會學家，最后才是文學家。

某些現(xiàn)象我們不容回避，比如從社科院公布的農(nóng)民自殺的人數(shù)來看，農(nóng)民問題還是普遍的，但要看什么原因怎么解決，可進行建設性的善意的批評，而不應該否定一切。

記者：都知道小說作家要考慮發(fā)行量，寫報告文學也會考慮市場嗎？

何建明：要考慮發(fā)行與稿費，當今不可能再有像曹雪芹一樣死后才出名的作家了，即使有人說我死后再發(fā)表作品，那純粹是為了面子和虛榮心。

記者：您曾獲過那么多獎，怎么看當今的評獎？

何建明：我獲獎可能不少，但慢慢感覺一點也不重要，金杯銀杯不如百姓口碑，如果沒有讀者，獲什么獎都沒有意義，包括一些國家獎。

可是奇怪的是，有些作品讀者都沒聽說過居然也獲獎！某些獎里面操作性的東西太多了，同為獲獎者我感到可悲，也以和某些人同時站在領獎臺上為恥。這種現(xiàn)象可能避免不了，畢竟商業(yè)社會，許多東西的水分都太多，影響評委判斷，其實他們并非沒有判斷能力?？梢哉f，在所有文學獎中我認為茅盾文學獎是相對最嚴謹客觀的。

非常反感當前太多的私人化寫作

記者：寫作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畢竟像您這樣獲這么多獎的報告文學家不多。

何建明：我是比較投入感情的，有大學生常問我為什么那本書叫《落淚是金》，就因為我一路采訪一路掉淚。我成功可以說和我是個非常感性的人有關，婚前我與女友吵架，大冬天我一口氣從三里河跑到北京站過……

也許和我受的啟蒙教育有關：在我十來歲時在親戚家讀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因為書破舊得沒頭沒尾，以至于看完了我都不知道書名是什么，可保爾的形象卻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

記者：您是作家，同時還是《中國作家》雜志的副主編，對當前文學創(chuàng)作有什么看法？

何建明：從我個人的寫作看，我關注的是重大事件。從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來看，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太多私人化寫作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大有成為文學主流之勢，對此我很不滿意，因為真正反映社會主流層面的作品太少了。

（發(fā)表于《北京娛樂信報》2004年5月31日，記者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