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青年》與文學革命

《新青年》成為北大一般新教授發(fā)表思想的地方，而文學革命的大旗便也在民國六年由這般人打了起來，首先舉起這面旗子的是陳獨秀，而使這面旗子忽然打了起來的，則是其時尚遠在美國的胡適。

胡適有一篇《逼上梁山》，關(guān)于他當時如何會從事于這么一個嘗試說得非常明白，他當時與留美的幾個朋友已不斷的討論著中國文字的問題，在這些朋友中最新的是趙元任，他主張中國文字根本應當改用音標拼音，最舊的是梅光迪，他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這白話文的運動便在這樣情形之下漸漸醞釀著。關(guān)于這問題，當時與胡適討論得最多的則為梅光迪與任叔永，任叔永曾有過一首游戲詩贈胡適：

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

索虜與霍桑，“煙士披里純”；

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

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胡適亦有過一首白話打油詩贈梅光迪：

“人閑天又涼”，老梅上戰(zhàn)場；

拍桌罵胡適，說話太荒唐！

說什么“中國須有活文學！”

說什么“須用白話做文章！”

文字那有死活！白話俗不可當！

……

老梅牢騷發(fā)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么論調(diào)！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并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號”；

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嘗不妙？

至于古人乘輿，今人坐轎；

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

這都是古所沒有，而后人所創(chuàng)造。

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

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

這樣的互相抬杠，各不相讓，直到一九一六年十月間，胡適才將他的白話主張整理出來成為八條，寄給陳獨秀，登在《新青年》二卷二期的通信上，次年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五期又登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這白話文學的運動才開始了端倪。

所謂“文學改良芻議”，仍不外以前所提的八項主張，不過對于每項均加以詳細的解說，此八項主張即：

一曰，須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須講求文法。

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diào)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陳獨秀對于這《芻議》非常贊同，即在《新青年》下期中寫了一篇《文學革命論》，首先正式揭起文學革命的旗幟，他說：

文學革命之氣運，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shè)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shè)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shè)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從此文學革命的口號就從北大與《新青年》中喊了出來，教授中如錢玄同、劉半農(nóng)亦均加入了陣線，學生中如傅斯年也寫了《文學革新申議》《文言合一草議》一類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