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身體”里的正義——當代文學的一種考察視角

劉小楓在《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中曾經這樣斷言：“從感覺崇拜到身體崇拜，構成了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的發(fā)展邏輯，身體成為在體論和認識論的關注焦點。審美意識逾越意識的意向性，進入身體的領域，身體被提高為意識本身，是當代審美主義論述的基本主題?！?sup>這一論斷在當下，已經成為顯在的事實?！吧眢w”不僅以美學的姿態(tài)無孔不入地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身體護理、整形、運動、時裝秀、保健品、健身舞、低熱量食品等等，而且在認識論的層面，“身體”正由一個被古德納稱為新階級的知識分子群體——詩人、小說家、戲劇家、造型藝術家、人文學者、媒體人士——合力構建成當下最顯著的文化景觀之一：哲學界有學者在確認哲學思潮的“身體轉向”，研究法國哲學的身體主題；史學界有學者繼承?？率降闹R考古學，探討身體與國族，與歷史，與文化甚至與中西藥史的多重關系；而在社會學領域，國外學者探討身體社會學的諸多著作被翻譯過來，快感、欲望、差異與游戲性等被認為是當代消費主義的特點，是后工業(yè)社會、后福特主義與后現代主義造成的文化環(huán)境的組成部分；在文學領域，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身體寫作”即進入創(chuàng)作與理論研究的高潮期，近年來，雖然“身體寫作”引發(fā)的關注熱度有所下降，但“欲望寫作”、“女性寫作”、“性政治”、“身體政治”仍然是較為持久的研究主題。

人們如此關注“身體”問題，直接的原因或許是身體與性、欲望、婚姻、愛情、生育、醫(yī)療乃至色情及倫理等都存在自然聯系，身體的存在方式（包括身體的觀念、處置方式、美學敘述等）因而也會直接、深刻地作用于社會、文化、制度等公共秩序以及個人內心秩序，并使之發(fā)生轉變。身體并不是僅僅局限于某種欲望敘事本身的命題，身體問題還關系到國家、社會、個體、他者、情感、意向等諸多問題，形成所謂“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s），即以人的身體作為“隱喻”（metaphor），展開針對諸如國家等政治組織之原理及其運作的論述。在這種“身體政治學”的論述中，“身體”不僅是政治思想家用來承載意義的隱喻，更常是一個抽象的符號，思想家向作為“符號”的身體注入了大量的意義與價值。對文學作品中的“身體政治”做出解讀，即在詩歌、小說、電影、廣告、建筑、神話、哲學、歷史、宗教研究中呈現政治、經濟、文化、性別等無意識層面的多重關系。

這十分類似于安東尼·吉登斯在論及個體的親密關系民主化對公共民主秩序的沖擊時的判斷：“親密關系的變革可能對作為一個整體的現代體制有著顛覆性的影響，因為在其中情感滿足取代了最大化的經濟增長的社會世界極其不同于我們眼前所知曉的世界，對性現在產生影響的這些變化是真正革命性的，而且方式深刻?！?sup>正因為如此，布萊恩·特納在《身體與社會》中提出建立一種身體社會學來討論人體的社會性，討論身體的社會生產、身體的社會表征和話語、身體的社會史，以及身體、文化和社會的復雜互動。而凱特·米利特在其著名的《性政治：兩性關系中的“爭斗”》中認為：雖然與身體直接相關的性行為本身是一種生物和肉體的行為，但它深深植根于人類事物的大環(huán)境中，是文化所認可的各種價值的縮影。而人類從古至今的兩性之間的狀況是“一種支配與從屬的關系”，即男人依據生物學性別獲得特權，并以此控制、支配女性。并且，這一統(tǒng)治權在父權制社會中被制度化。男性控制與支配女性的制度要比種族與階級間的壁壘嚴酷得多，是“我們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識、最根本的權力概念”。米利特的研究表明：對性行為的表述和研究也因此具有破解這種文化、權力關系的功能。

客觀世界中的身體影響著社會、歷史的變革，具有社會史的意義，而文學中對于身體的敘述則兼有文學史和文化史的雙重意義。一方面，文學的書寫史是身體的語言史，最優(yōu)秀的作品一定是有身體質感的——按照詩人于堅的說法，讀者與作品之間能形成一種“可以撫摸的形而下的關系”；另一方面，文學中身體的敘述也成為一種隱喻，間接折射出特定的歷史、文化信息，研究文學中的“身體敘事”其實也類似于一種文化解碼活動。有鑒于此，本書試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身體書寫做考察，也希冀從這些敘述中探求到更多社會、歷史、文化的信息。當然，這樣做并不意味著由此對社會、歷史進行簡單再現，而是希望對既往的歷史做更為細膩的觀測，以期顯現出文學與社會、政治歷史及個人世界的復雜關系。最近幾年，學界在談到新時期文學和重返1980年代話題時經常提到，應當重視對近六十年文學新傳統(tǒng)的發(fā)掘。我認為，對新的文學傳統(tǒng)的發(fā)掘有很多種路徑和觀測視角，比如權力、民族、性別、敘事結構、敘事語法、精神分析等等，而這些或多或少都會在文學的身體敘述中留下印記，由此視角進入文學史，無疑將擴展文學史表述的空間，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雙重意義。

基于這樣的研究設想，在展開身體敘事史的過程中，筆者發(fā)現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命題，那就是當代文學始終關注、映射著的正義倫理的變遷問題。自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1971）出版以來，西方學術界對正義倫理的關注經久不衰，正義成為哲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學研究的核心命題之一。當代政治哲學大致衍生出三種正義論模式：其一是以羅爾斯、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正義論，他們強調平等、自由，提出“權利優(yōu)先于善”，其學說是對康德古典契約論的新發(fā)展；其二是以邁克爾·桑德爾、麥金太爾為代表的社群主義正義論，他們反對“權利優(yōu)先于善”，反對羅爾斯的道德主體論，認為善應內化于共同體，不存在脫離歷史環(huán)境的主體；其三是以利奧塔、福柯、德里達為代表的后現代哲學，他們從語言哲學、權力譜系中發(fā)掘出主體被建構的歷史，從根本上否定了現代文明的正當性。國外學術界對于正義倫理的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系統(tǒng)、完備的理論建構體系，并且不斷豐富和發(fā)展這一體系。例如，近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的著作《正義的理念》（2009）廣受關注，森提出的“全球正義論”正成為政治哲學研究的一個新熱點。

國內正義倫理研究在最近二十年開始起步，但研究狀況一直不慍不火，總體仍然處于翻譯、介紹、評價西方正義論研究階段。直到近年來，隨著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社會矛盾日益凸顯，公平、正義、平等成為當代社會最為核心的吁求，正義研究的理論與現實必要性才日益受到學術界重視。《學術月刊》雜志社與《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編輯部于2011年11月和2012年9月分別召開的“當代中國正義理論的建構”學術研討會和“馬克思主義與正義”學術研討會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的反應。

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而言，目前還很少有學者直接以“正義論”的名稱進行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研究——2007年上海學者楊揚、郜元寶、王宏圖等在《文藝爭鳴》以“文學與社會正義”為題組織過相關討論，但并沒有引起學界充分重視——但在當代文學研究中，正義視角從來沒有缺席過。并且，正是由于正義理念存在巨大差異，當代文學研究常常出現嚴重分歧：例如近年來“十七年”文學的重新評估、底層文學研究熱、純文學討論，乃至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都在國內思想界、文學評論界引起了截然對立的觀念沖突。筆者認為，這些爭論與論者的正義標準存在的差異有關：思想“左”傾的學者從人民正義論或國族正義論出發(fā)，肯定“十七年”文學乃至“文革”文學的正當性；而傾向于自由主義的學者從個體正義論和藝術自由論出發(fā)，否定工具論文學的價值，肯定藝術創(chuàng)作的獨立正當性。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很少有研究者對正義倫理的差異性給予特別的關注，或是對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正義觀念變遷史做過比較系統(tǒng)、全面的梳理，更遑論對影響深遠的人民正義論、功利主義正義論做過客觀、理性的反思和探討。

如果把六十年當代文學做一個分期，大致可以分為五個時間段。第一個時段是1949年末至1970年代末的革命文學時段。在這一時段的革命敘事中，“身體”作為一種政治的隱喻，面臨兩種矛盾的處境。一方面，人們幾乎看不到令人信服的基于個體經驗的身體存在，例如“文革”敘事對女性身體的壓制和“性”話語的遮蔽；另一方面，作為“大他者”的民族身體的欲望性又無限膨脹，標語、口號、政治抒情詩、革命樣板戲體現了集千萬人意志的民族自立、消滅剝削壓迫的人民公意。把身體的這兩種處境縫合在一起的邏輯，從民眾心理層面看是出于對平等、公義等現代理念的追求；從身體修辭層面來看，是依靠了隱喻和象征、領袖身體的借用、英雄敘事等敘事手法；從身體的欲望根性來說，則在于欲望是一種希望得到他者承認的欲望。平等的、民族獨立的、反抗壓迫的身體話語，既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欲望想象，又折射出它只是西方現代話語的附屬形式。

第二個階段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新啟蒙思想主導的十年。這一時期新啟蒙主義借助“人道主義”和“人性論”、“主體性”、“向內轉”完成了對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顛覆，“文學＝人學”成為主流文學觀念，個體的精神需求得到尊重和解放。而在此之前的“文革”敘事中，革命意識形態(tài)在民族性和現代性的欲望訴求之下，對個體的身體進行規(guī)訓和整飭。個體的身體（包括女性的身體）和欲望被民族身體的想象所同化，處于被監(jiān)禁、被遮蔽的地位。

然而，在階級斗爭工具論中被監(jiān)視和馴化的身體在“人道主義”、“人本主義”的高調中同樣沒有擺脫成為反抗意識形態(tài)的意識形態(tài)工具的宿命。身體的本體性仍然受到理性精神的壓抑。究其原因，新啟蒙主義文學中的身體建構，仍然延續(xù)著民族/國家身體的現代性想象，如眾多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依然直白地宣告?zhèn)€體身體與國家身體的自然統(tǒng)一。而在建構人的“主體性”的名義之下，另外一些試圖為愛正名的作品，如《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王安憶的“三戀”等作品中，作者往往由于無法擺脫理性啟蒙的話語控制，而表現出理性愛對欲望愛的壓抑。另一部分先鋒作家則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敘事的影響，用符號搭筑了荒誕、斷裂、破碎的想象世界。他們或表達生命和死亡的變化莫測，如余華的《世事如煙》、孫甘露的《信使之函》、格非的《褐色鳥群》；或表達精神的絕望感和孤獨感，如殘雪的《山上的小屋》；或表達生活的破碎感，如洪峰的《極地之側》。然而，只要仔細觀測先鋒敘事中的身體就會發(fā)現其敘事背后的虛空、無質感和概念主導性。進入1990年代后先鋒作家紛紛轉向與世俗的融合，愈發(fā)顯現出此前的先鋒寫作的虛幻特征。

第三個時段為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末。這一時段文學最富有生命力的表現是新生代作家的出現。新生代敘事是真正從個體肉體層面展開的敘事。新生代作家以解構的姿態(tài)試圖顛覆工具論場域中的權力機制，他們以“弒父”的勇氣與傳統(tǒng)的道德理想主義和理性霸權主義的“龐然大物”（于堅語）告別，徹底斬斷了與父性身體的血脈聯系，拒絕了作為“大他者”的父性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完成了共性身體向個性身體的最終轉化。從新生代作家開始（或許可以加上1980年代的徐星、王朔），我們聽到的是作家與異化之我的“小他者”對話的聲音，看到的是作家對生命鏡像中的自我的審視。韓東、朱文、于堅、翟永明等以沉靜的心態(tài)對生命、身體、存在進行凝視和追問。他們用身體敘事、欲望敘事揭穿了所謂精英神話、愛情神話的謊言，將日常生活的問題上升到生命平衡的哲思層面，體現出身體實體的源出意義，發(fā)現了日常生活中的身體正義。他們的作品常常表達本能的沖動、欲望的壓抑以及快感釋放以后無法挽回的失落感、荒誕感、虛無感，因此他們的文本是感傷、虛無、絕望但又富有詩性的身體文本。

第四個階段是1990年代末至21世紀初。表達消費主義傾向的“70后”作家的“身體寫作”是這個階段最為激進的代表。其贊賞者認為身體的價值可以體現在對陳舊的倫理傳統(tǒng)和宏大的意識形態(tài)的顛覆之中。如鄧曉芒這樣肯定地認為：“她們的思想本身是一種叛逆（‘另類’即異端），她們要在作品中理清自己的思想，當然，是以‘女作家’的特有的方式，即情感體驗的方式。她們是‘用身體思想’?！薄八齻兊膶懽鞫际巧眢w化的和自傳性的，都有一種對過去的決絕和對未來的沖刺，但也都由于割舍不下自身血液中所滲透著的古典式愛情理想而體驗到青春的殘酷。由此而得出結論，她們都觸及了共同的時代精神的脈搏，即超越中國人千百年來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向人性更高層次的自由解放作艱苦的攀升?！?sup>但是在筆者看來，在消費社會的文化場域中，身體擺脫了工具理性的束縛，也擺脫了純粹本能的訴求，身體不再被當作工具，而轉化成了消費資本。身體是資本，而且是一種作為價值承載者的資本，積聚著社會的權力和社會不平等的差異性。通過購買、傳遞、交換、炫耀，身體因習性、地位、品位、評價機制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姿態(tài)和價值。一切文化形態(tài)如房地產廣告、音像制品、護膚品、服飾、交通用品、行為藝術把經濟資本和身體緊密地聯系起來，成為當代社會最顯著的景觀。在物的世界中，身體得以獲得壓抑性升華，得以在物的異化堆積中享受資本價值的快感幻象。

第五個階段是21世紀初至今，這一階段里，值得重視的一種創(chuàng)作現象是底層敘事的升溫。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資本全球化的進程，中國經濟越來越快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同時中國社會也衍生出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底層敘事是對處于這些矛盾沖突中的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和情感世界的真實呈現。不同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革命敘事書寫人民倫理時的昂揚樂觀，新世紀以來的底層寫作更多體現出受侮辱與受損傷的創(chuàng)作主體情感受創(chuàng)之后無可奈何的悵惋和向死而生的絕望、悲憫情緒。

以上只是筆者對當代文學中“身體敘事”及正義倫理變遷的粗略的印象概括，帶有個人的主觀性。在下文的論述中，無論是評述文本的選擇還是分析認知料想也難以擺脫“六經注我”式的偏頗和尷尬。然而自?？隆⒌吕镞_代表的后現代主義橫空出世以來，人文科學很難不被看作一種具有強烈主觀性的知識體。對于歷史敘事來說，本身更難以擺脫這種主觀性，科林伍德在他的《歷史的觀念》中表示：“歷史學并不像它常常被錯誤地描寫成的那樣，是連續(xù)事件的一篇故事或是對變化的一種說明……對于歷史學家來說，他所正在研究其歷史的那些活動并不是要加以觀看的景象，而是要通過他自己的心靈去生活的那些經驗；它們是客觀的，或者說是為他所認識的，僅僅因為它們也是主觀的，或者說也是他自己的活動。”對六十年當代文學身體敘事的回顧，其實也是筆者自身對前人精神軌跡的一次尋訪，更是自我認知的一種路向。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曾引用法國科學家居維葉的話說：“有機體的所有各部分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以致人們只要接觸到其中之一分解出來的一個部分，便能恢復整體?！?sup>以后現代主義的眼光看來，這里所說的整體的必然性顯然不合時宜，但就本書的價值而言，如果能夠敞開文學敘事中身體世界的一角，能夠為身體敘事先驗性的孤獨和虛無提供一個新的注腳，將是筆者所樂于看到的。

在寫作體例上本書依從“文革”、新啟蒙、新生代、消費主義、底層敘事這樣的歷史性體例。其中，革命敘事集中于1970年代的“文化革命”敘事。盡管“革命文學”在正統(tǒng)的文學世家看來，當指的是20世紀20年代以降的左翼文學思潮的發(fā)端，但依據洪子誠先生的“當代文學一體化”之觀點，自1920年代左翼文學始，至1942年為起點的工農兵文學，及至“文革”文學這個大范圍內，其題材、風格、評價體系與方法等，可以說是革命文學發(fā)展的一個大時間段的譜系。盡管這個整體性譜系本身的發(fā)展演進、結構遞進完結之關系尚待后來之文學史專家予以填補，但在本書中，為了與新啟蒙、新生代、消費主義、底層敘事相比評，筆者把這個譜系的節(jié)點——也是革命思想發(fā)展到登峰造極時的“文革”文學單獨拎出來，加以解析，是力圖給20世紀八九十年代身體敘事轉型一個更為清晰、切近的歷史脈絡。

1. 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47頁。
2. 艾爾文·古德納：《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1頁。
3. 參見汪民安、陳永國《身體轉向》，《后身體文化、權力和生命政治學》，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頁。
4. 參見楊大春《語言、身體、他者——當代法國哲學的三大主題》，三聯書店2007年11月版；姜宇輝：《德勒茲身體美學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5. 參見黃金麟《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y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6. 特納：《身體與社會》，春風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另參見春風文藝出版社在2000年推出的14種在西方產生一定影響的身體研究的譯作，如《身體與社會》《身體意向》《身體與性屬》《身體史話》《身體思想》《身體與情感》等。2002年6月，華齡出版社推出“生理人文系列圖書”，其中包括《接吻的歷史》《乳房的歷史》等西方身體研究的譯作。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沐浴的歷史》等。
7. 筆者在中國學術期刊網上以“身體寫作”進行逐年檢索，得出的直接相關論文每年仍以二三十篇計。
8. 安東尼·吉登斯：《親密關系的變革——現代社會的性、愛和愛欲》，陳永國、汪民安等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頁。
9. 特納：《身體問題：社會理論的新近發(fā)現》，汪民安、陳永國編《后身體、文化權力和生命政治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頁。
10. 凱特·米利特：《性政治》，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頁。
11. 于堅、謝有順：《寫作是身體的語言史》，《花城》2003年第3期。
12. 參見《文藝爭鳴》關于“新世紀”文學研究專欄，陳曉明、程光煒、李楊等發(fā)表于《當代作家評論》《當代文壇》等關于新時期文學、重返1980年代的系列研究成果。2008年4月11日上海市作協(xié)舉行的“新時期文學三十年”學術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對于近三十年文學的經典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的比較等都有所探討。參見傅小平《當代文學：有大作無大師？》，《文學報》2008年4月25日。
13. 鄧曉芒：《文學與文化三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614-633頁。
14. 科林伍德：《歷史的觀念》，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306-307頁。
15.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序言第ⅶ頁。
16.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87-1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