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邊本導言

少年伯勒斯

在自己的文字以新版面世之際，面對結(jié)識已久的讀者，我能說些什么來讓我們更好地了解彼此？也許什么也說不出。我們已然相知至深。我把自己交與我的讀者，作為他在某些戶外活動以及少數(shù)室內(nèi)活動方面的向?qū)?，他亦已如此這般地接納我，而且總體而言，與我為伴他感到愉悅舒暢，這方面超出我所有的期待。對此，我深為感激；何須多言？然而，鑒于如今我也算是上了道，且贅言畢竟是慣例，我就再啰嗦片刻。

自我的第一本書《醒來的森林》出版至今，已經(jīng)過去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了。從那時起，我在這世上走過的年頭，已經(jīng)接近我寫作此書大部分章節(jié)時的歲數(shù)。其他書隨后陸續(xù)出版，數(shù)量不斷增加。當被問及一共寫了多少本書時，我常常得停下來數(shù)一數(shù)才行。我猜一位多子的母親肯定用不著計數(shù)就能說出她到底有幾個孩子。孩子們的樣貌全在她眼里。據(jù)說有些野蠻部族計數(shù)最多不過五，可是他們養(yǎng)著牲畜，每個土著都清楚自己的牛是不是都在——不是靠數(shù)，而是因為他們腦海里記著每一頭牛的模樣。

野蠻人和他的畜群天天在一起；母親對孩子愛在心間永不停歇；可一個人寫的書一旦脫離了他，某種意義上說，就永遠不會回來。好比從枝頭掉落的果實。然而，要坐下來談論自己的書，像一位父親談論他已經(jīng)離家自闖天涯的兒子那樣，并非易事。與父子關系相比，作者與書的關系總歸是更直接、更私人化一些，更傾向于意志與選擇。書不會變，無論其命運如何，它始終保持著作者初創(chuàng)時的模樣。人子是綿長族系的傳承演變，對其身上或此或彼的個人特征，人父應擔之責通常極少；相反，書乃作者思想的真切寫照，是智是愚，全看作者如何造它。因此，關于我的這些智力之子，無論我是有意避免談論它們的品性優(yōu)劣，還是一心圍繞它們私語不斷，我相信讀者都會諒解。

我無法讓自己把這些書看成“作品”，因為書寫它們的過程中我?guī)缀鯖]怎么“工作”。全是游樂。我去釣魚，去野營，或是去泛舟，新鮮的文學素材就生成了。在我閑逛或休憩時，我的玉米就長成了。書寫，只是再一次地、更精細地回味我在田野或林間度過的假日。似乎直到書寫之時，它才真正深入，成為我的一部分。

我的一位友人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了，他少年時期是在俄亥俄州北部的森林里度過的，后來也寫了挺多書。他曾說：“在自我放逐之前，我從沒想過寫書，而寫書帶來的唯一結(jié)果，是為我自己重現(xiàn)了舊日生活?！睂懽饕苍S治愈或減輕了他的某種鄉(xiāng)愁。我自己的情況也大抵如此。第一本書《醒來的森林》寫于我在華盛頓擔任政府職員期間。它讓我得以重溫與鳥為伴的日子，重現(xiàn)我年少時的生活情景。我坐在一張桌子前，寫我的書，面前是一道鐵墻。我是金庫的保管員，金庫里存放著上億元的鈔票。在大把大把的空閑時間里，我借著書寫聊以自慰。我的思緒游離面前的鐵墻，從對鳥類，對夏日田野和森林的回憶里找到了多少慰藉?。　抖贞柟狻防锎蟛糠制乱彩窃谀菑堊雷优詴鴮懙?。我所說的陽光，要比紐約州或新英格蘭的陽光更加燦爛豐富。

一八七三年離開華盛頓之后，我書桌前不再是一面鐵墻，而是一扇俯視著哈得孫河及遠方蓊郁山峰的大窗戶，金庫也被我換成了一座葡萄園?；蛟S，我的心對前者的抗拒程度要甚于對后者的程度。葡萄園的卷須纏繞著我，牽絆著我，沉甸甸的葡萄架在我看來可比錢柜悅目得多。

唯一讓我感覺面前好似一道鐵墻的季節(jié)是冬季。那時冰雪封堵了外面的風景，而我發(fā)現(xiàn)，恰恰是在這個季節(jié)，我的心思會極殷切地流連于那些我最心儀的主題。冬季迫使人回歸自身，檢驗著人自娛自樂的能力。

我的這些書是否給人一種關于自然的錯誤印象，讓讀者期待從一次林間散步或者野營中收獲比他們平時所能得到的更多的快樂？有那么幾次，我有理由認為，是的。我自己并非時刻自知，唯有在嘗試與讀者分享時，才意識到自己從散步當中獲得了多少愉悅。遣詞造句時的熱情引出了色彩與香味。我們不應忘記一切藝術都有幻象。倘若我的讀者認為他并未從自然當中獲取我從中獲取的東西，請容我提醒他，他只有像我一樣向自己定義這種“東西”，對它施以詞語的魔法，才能明白他到底收獲了什么。文學不會在森林里瘋長。每一位藝術家所做的都不止于模仿自然；他的敘述所帶來的，要多過在最初體驗時所吸收的。

多數(shù)人認為蜜蜂是從花朵上采擷蜂蜜，但事實并非如此：蜂蜜是蜜蜂釀造的；那是花蜜加上蜜蜂作用的結(jié)果。蜜蜂從花朵中獲取的是甜的汁液：她依照自己的一套程序進行加工，為其添上自己的特質(zhì)；她將甜液濃縮，再加上一小滴甲酸。正是這一滴來自她自身的物質(zhì)，讓蜂蜜具備了美味的關鍵。因此可以說，蜜蜂是那種真正的詩人，真正的藝術家。她的作品始終反映著她所處的環(huán)境，同時也反映著環(huán)境并不了解的某些東西。我們在品嘗苜蓿蜜、百里香蜜、椴樹蜜、漆樹蜜的同時，也嘗到了某種源自這些植物花朵之外的東西。

從事寫作的自然主義者不會隨意擺弄事實；事實是他賴以生存的植物群（flora）。事實愈多、愈新鮮，則愈佳。離了事實，我將無所作為，但我必須給它們添上我自己的味道。我必須賦予它們一種特征，使其更為精煉、濃郁。

解讀自然并不是為了改進她：而是要提取她；是要與她情感交融，吸收她，再用自己靈魂的色彩重新創(chuàng)造她。

假如我一一列出散步時見到的鳥兒，描繪其身體顏色、動作情態(tài)等，給出有關這只鳥的大量事實或細節(jié)，我很懷疑讀者會產(chǎn)生興趣。但是，如果我以某種方式將這只鳥和人類生活、和我的生活聯(lián)系起來，展示它在我眼中的面貌，以及在特定景域中、特定時令下的面貌，那么確實可以說，我為讀者奉上的是一只鮮活生動的鳥，而不是標本。

約翰·伯勒斯

一八九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