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水滸》作者論
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
一
討論的前提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
這是杜甫的名句[1]。短短的十個字，寄寓著詩人的深沉的感嘆。我們可以借用這兩句詩來概括文學史上這樣一種常見的現(xiàn)象：歷史上有一些著名的文學家，盡管創(chuàng)作出了一些永垂不朽的杰構，生前或許也曾名噪一時，但是，在那個封建社會里，離他們的逝世才不過幾十年或一兩百年的光景，由于種種原因，他們的生平事跡已不為一般的人們所知曉，甚至他們的姓名也開始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地淡漠起來。
今天，許多偉大的古代文學作品上蒙覆著的塵土已被拭凈，重新閃耀出它們的光輝，許多偉大的古代作家的歷史地位也獲得了一致的確認?？上У氖牵麄兊纳绞论E卻很少能完整地、系統(tǒng)地保存和流傳下來。
一些詩人是這樣，一些小說家更是這樣。
而在小說家中，《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在這方面的情形最為突出。他的生平事跡不詳，他的名字也已佚失不傳[2]。過去，我們確實知曉于他的，除了他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這一點之外，實在不算多。約略地說來，不外是這樣兩點：
第一，他是元末明初人。在元末明初戲曲家賈仲明的《錄鬼簿續(xù)編》[3]中，有施耐庵的合作者羅貫中的小傳：
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與余為忘年交。遭時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復會，別來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終。
至正甲辰，即元末的至正二十四年（1364）。羅貫中既為編者賈仲明的友人，則這段記載當然有它的可靠性。而羅貫中是元末明初人，這一點間接地證明了施耐庵同樣也是元末明初人。
第二，他是錢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現(xiàn)存最早的關于施耐庵的記載見于明代嘉靖間（1522～1566）人高儒的《百川書志》[4]，其中寫道：
《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5]
其后，胡應麟（1551～1600）也說過：
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6]
武林即錢塘。另外，嘉靖間人郎瑛、田汝成、王圻和萬歷間人天都外臣等，也有《水滸傳》的作者是“杭人”[7]、“錢塘人”[8]、“杭州人”[9]和“越人”[10]的說法。從《水滸傳》來看，它的作者對山東、河南、陜西、甘肅等地的地理環(huán)境顯得不熟悉[11]；他還在書內(nèi)運用了宋元時期杭州一帶流行的方言土語[12]。這都和他是錢塘人的身份符合的。
對于判斷后世出現(xiàn)的有關施耐庵家世和生平事跡的“新材料”或“文物史料”的真?zhèn)螁栴}，以上兩點是至關重要的。它們出于明人的手筆，時間距施耐庵生活的時代較近，有它們的可靠性。凡后世出現(xiàn)的說法，如果和以上兩點有所違背的話，那都是值得懷疑的，需要加以剖析和辨別真?zhèn)蔚?。例如，有人說，施耐庵可能是明代正德、嘉靖間人郭勛（1475～1542）的化名。又如，有人認為，施耐庵是蘇北的興化縣或大豐縣人。這顯然與上述兩點相左，正像《九辯》上所說的：“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p>
問題的提出
施耐庵是否確有其人，老實說，這本來是一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四五百年以來，《水滸傳》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始終在人們的手上不停地傳閱著。難道作品的存在，還不能證明作者的存在？所以，今天提出施耐庵是否確有其人的命題，并加以論證，在我看來，是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的。
斷言“施耐庵實無其人”的僅僅是極個別的學者。隨著《水滸傳》研究的進展，這種發(fā)表于幾十年前的意見已很少有人再堅持，也不為人們所普遍接受。據(jù)我所知，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學術界，首先是戴不凡同志在《疑施耐庵即郭勛》一文[13]中，仍堅持這種見解。戴不凡同志的論文標有副題：“據(jù)1975年秋在學習小組會上的發(fā)言整理”。正標題中用了一個“疑”字。論文中帶有結論性的詞句又是這樣的：“因而，我懷疑這個‘施耐庵’會不會是郭勛（準確地說，該是郭勛所雇用的文人）的托名？”“施耐庵其實并無其人，極可能就是郭勛門下御用文人的托名。”連續(xù)使用了“疑”、“懷疑”、“會不會是”、“極可能”等詞，表明戴不凡同志下斷語時比較謹慎，沒有流露出十分肯定的語氣。何況，后來戴不凡同志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有了變化[14]。還有，張國光同志也認為“施耐庵只是《水滸》繁本作者的托名”[15]。此外似無他人在公開發(fā)表的論文中支持“托名”說。
相反的，斷言施耐庵是江蘇興化或大豐人的卻大有人在。尤其是自1980年以來，陸續(xù)發(fā)表了這樣一些論文：
劉冬：《施耐庵生平探考》[16]
張惠仁：《施耐庵墓志的真?zhèn)螁栴}》[17]
蕭相愷、劉冬：《關于施耐庵生平的通訊》[18]
王春瑜：《施耐庵故鄉(xiāng)考察散記》[19]
張袁祥、陳遠松：《施耐庵家世的新佐證——新發(fā)現(xiàn)施氏家譜簡介》[20]
歐陽?。骸秶O堂施氏家譜世系考索》[21]
劉冬：《施耐庵四世孫施廷佐墓志銘考實》[22]
盧興基：《關于施耐庵文物史料的新發(fā)現(xiàn)》[23]
何滿子：《施耐庵之謎——江蘇興化、大豐施氏家族文物考察記》[24]
王春瑜：《施讓地券及云卿詩稿考索——施耐庵史料研究之一》[25]
此外，1982年2月至5月間，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新華日報》、《鹽阜大眾報》、《興化報》等報紙上先后發(fā)表了許多消息和報道，它們幾乎一致斷言蘇北的施耐庵就是《水滸傳》的作者，只不過有的結論十分肯定，有的語氣稍顯游移而已。
三次調(diào)查的經(jīng)過和學術界的反響
把施耐庵說成是蘇北人，非自今日始。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有人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是，信者寥寥。
新中國成立以后，為了研討這個問題，曾在蘇北興化、大豐等地進行過三次調(diào)查。
第一次調(diào)查是在1952年進行的。當時《文藝報》收到了劉冬、黃清江兩位同志的論文《施耐庵與〈水滸傳〉》[26]，里面提出了有關施耐庵的新材料?！段乃噲蟆樊敿崔D請有關方面設法在蘇北進行調(diào)查。9月中旬，蘇北文聯(lián)派了丁正華、蘇從麟兩位同志到泰州、興化、施家橋、白駒鎮(zhèn)、海安鎮(zhèn)等地調(diào)查施耐庵的家世和生平，歷時10天。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了更多的新材料，結果寫成《施耐庵生平調(diào)查報告》[27]。在這之后，文化部又派人民文學出版社聶紺弩、《人民日報》徐放等同志赴蘇北做進一步的調(diào)查，事后寫出了幾萬字的調(diào)查報告，但不知出于何種原因，該調(diào)查報告沒有公布。
劉冬、黃清江的論文斷定蘇北的施耐庵即《水滸傳》的作者。丁正華、蘇從麟的調(diào)查報告沒有直接說出他們的結論，但從行文語氣可以看出，他們實際上傾向于劉冬、黃清江的觀點，至于聶紺弩等人的看法，則可以從聶紺弩當時在北京大學等處所做的幾次關于《水滸傳》的學術報告中獲知。他在報告中公開宣布：那些材料不可靠，全是假的[28]。后來，他又在《中國古典小說論集》“自序”中分析宋江造反問題時說：
《水滸》決不是什么思想家、革命家的創(chuàng)作，我到蘇北調(diào)查過施耐庵的材料，所有關于施耐庵參加過張士誠的起義的傳說，以及別種傳說，全是捕風捉影，無稽之談，連施耐庵的影子也沒有，還參加什么起義呢？[29]
第二次調(diào)查是在1962年進行的。6月至8月間，興化縣委宣傳部派趙振宜等同志，大豐縣文教局派陳安智、倪云飛等同志，江蘇省文化局、文聯(lián)派周正良、尤振堯、丁正華等同志，參加調(diào)查工作。9月17日，趙振宜、周正良、尤振堯、丁正華、陳安智、倪云飛等同志寫出《清理施讓殘墓文物及繼續(xù)調(diào)查施耐庵史料報告》[30]。調(diào)查中，清理了施讓（相傳為施耐庵之子）墓文物，查訪和搜集到其他一些材料。這些調(diào)查的參加人員僅限于江蘇省和興化、大豐兩縣，加以調(diào)查報告又沒有公開發(fā)表，所以在全國范圍內(nèi)知者甚少。
從1952年的第一次調(diào)查開始，經(jīng)歷了1962年的第二次調(diào)查，直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為止，在這十余年間，幾乎所有的關于《水滸傳》的論文和專著都不引用這些材料，也就是說，它們的作者都不相信這些材料，或持存疑的態(tài)度。
在這里，我為什么要用“幾乎所有”這樣的字詞呢？因為1952年調(diào)查報告的作者之一丁正華同志還在堅持原先的看法，他在1961年發(fā)表了一篇題為《施耐庵為興化施族祖先應非假托辨》[31]。此外，我再也想不起這一時期在國內(nèi)的報刊上還公開發(fā)表過哪一篇持這種觀點的論文了。
至于專著，例如，何心《水滸研究》[32]、嚴敦易《水滸傳的演變》[33]，都表明了他們對這些材料持否定的態(tài)度。連《水滸研究論文集》[34]這樣一本已發(fā)表的論文的匯編性質的書，也拒不收錄劉冬、黃清江和丁正華、蘇從麟的調(diào)查報告。幾部重要的文學史著作，例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游國恩等同志主編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同學編寫的四卷本《中國文學史》等等，在論述《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生平時都毫無例外地擯棄蘇北施耐庵之說。
而在當時新出版的《水滸傳》各種版本中，例如70回的《水滸》、120回的《水滸傳》、會校本《水滸全傳》等，無論是序言或出版說明，也都沒有一字一句采用這些新材料所提供的說法。
上述事實，無可辯駁地說明，從1952年到1966年之間，關于施耐庵的新材料的真?zhèn)螁栴}，盡管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但在學術界，懷疑或不相信這些新材料的顯然占壓倒性的多數(shù)。當時并沒有人撰寫并公開發(fā)表專門的論文來討論這些新材料的不可靠性和可疑之點。原因很簡單，這些新材料不能作為論述或研究《水滸傳》作者施耐庵的依據(jù)——在大家的心目中，以為這是不成其為問題的。
誰知到了“文化大革命”之時，學術界許多人失去了發(fā)言權。1975年掀起所謂“評論《水滸》”的高潮以后，有的作者找到了1952年的《文藝報》，又把這些新材料翻了出來。一些不明底細的人跟著就把它們視為真實、可靠的史料，而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以援引了。最突出的是兩個例子：
《水滸資料匯編》[35]、
《水滸傳資料匯編》[36]。
這兩部書，我覺得編得不錯，對于治小說史或專攻《水滸傳》的研究者十分有用。但這兩部書卻收錄了這些新材料，讓它們混雜在其他大量的真實的、可靠的史料之中，有損于資料工具書所應具有的“翔實”。隨后，不少論文又不加抉擇地抄錄這些新材料，用以考證施耐庵的身世，甚至闡述施耐庵的思想。
1981年底和1982年初進行了第三次調(diào)查。結果在興化、大豐兩地發(fā)現(xiàn)了一些新的文物史料。1982年4月18～25日，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邀請國內(nèi)十余位《水滸傳》研究工作者對這些文物史料進行考察和參觀，并舉行座談。會后發(fā)表了《江蘇新發(fā)現(xiàn)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報告》和《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座談紀要》[37]。從考察報告和座談紀要本身，再結合報紙上發(fā)表的有關消息報道看，這次考察和座談基本上肯定了《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就是蘇北的施彥端。隨后，報刊上發(fā)表的一系列論文，也持這樣的觀點。
至此，施耐庵問題遂引起了國內(nèi)外學術界的廣泛注意。
施彥端是不是《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或者說，從新發(fā)現(xiàn)的文物史料中能不能肯定施彥端、施耐庵、《水滸傳》作者這三者是同一個人？——這就是我們需要探討的中心問題。怎樣分析和評價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文物史料？他們的發(fā)現(xiàn)，是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解決了幾百年沒有解決的懸案”，是《水滸傳》研究中的“重大突破”？——這也有必要加以商榷。
我相信，只要遵循“百家爭鳴”的方針，本著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大家充分發(fā)表和交換意見，關于施耐庵文物史料問題的探討一定能獲得科學的、有說服力的、明確的結論。
二
《文藝報》1952年第21號（11月10日出版）發(fā)表了兩篇文章：劉冬、黃清江的《施耐庵與〈水滸傳〉》，丁正華、蘇從麟的《施耐庵生平調(diào)查報告》。這兩篇文章介紹和列舉了一些新材料，在當時引起了學術界和一般讀者的注意。
它們介紹和列舉了一些什么樣的新材料呢？
為了便于說明問題和剖析疑點，同時也為了使讀者能有完整的印象，以做出比較準確的判斷，我在這里不得不花費一些篇幅，再一次移錄這些新材料，供讀者參考。
1952年公布的新材料
劉、黃一文共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的標題就叫做“幾種新材料”。它所介紹的“新材料”，計有四項：
（一）神主
大豐縣白駒鎮(zhèn)施家舍村上施姓家中有祭祀祖先用的神主。上面寫著他們的祖宗共十八世。他們的始祖，神主上這樣寫著：
考 公耐庵府君
元辛未進士始祖 施 之位
季
妣 門 太孺人
申
（二）墓碑
興化縣施家橋有施耐庵的墳墓。墳上有碑和牌坊各一，為1943年所立。碑文的作者是當時興化縣人民政府的縣長蔡公杰。關于碑文，請參閱丁、蘇調(diào)查報告所引的全文。這里僅僅抄錄其中的兩句：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先生為蘇人。
考施氏族譜所載，先生元末避張士誠之征而隱于此。
（三）墓志
《興化縣續(xù)志》載有明代淮安人王道生所撰寫的《施耐庵墓志》，全文如下：
公諱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貞丙申歲，為至順辛未進士。曾官錢塘二載，以不合當?shù)罊噘F，棄官歸里，閉門著述，追溯舊聞，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終。公之事略，余雖不得詳，尚可縷述：公之面目，余雖不得親見，僅想望其顏色。蓋公歿于明洪武庚戌歲，享年七十有五。屆時余尚垂髫，及長，得識其門人羅貫中于閩，同寓逆旅，夜間施燭暢談先生軼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與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國演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江湖豪俠傳》（即《水滸》）。每成一稿，必與門人校對，以正亥魚，其得力于羅貫中者為尤多。嗚呼！英雄生亂世，則雖有清河之識，亦不得不赍志以終，此其所以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與余墻一間，惜余生太晚，未親教益，每引為恨事。去歲其后述元（文昱之字）遷其祖墓而葬于興化之大營焉，距白駒鎮(zhèn)可十八里，因之，余得與流連四日。問其家世，諱不肯道，問其志，這又唏噓嘆惋；問其祖，與羅貫中所述略同。嗚呼！國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負，以鷹犬奴隸待之，將遁世名高。何況元亂大作，小人當?shù)乐涝?！先生之身世可謂不幸矣！而先生雖遭逢困頓，而不肯卑躬屈節(jié)，啟口以求一薦。遂閉門著書，以延歲月。先生之立志，可謂純潔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譜末焉。
（四）小傳
《興化縣續(xù)志》還在“文苑”中記載了施耐庵的小傳。全文如下：
施耐庵原名耳，白駒人，祖籍姑蘇，少精敏，擅文章。元至順幸未進士，與張士誠部將。士誠擅甲兵，將窺竊元室，以卞元亨為先鋒。元亨以之才薦士誠，屢聘不至。迨據(jù)吳稱王，乃造其門，家人不與見。士誠入內(nèi)，至耐庵室，見耐庵正命筆為文，所著為《江湖豪俠傳》，即《水滸傳》也。士誠笑曰：“先生不欲顯達當時，而弄筆以自遣，不虛糜歲月乎？”耐庵聞而擱筆，頓首對曰：“不佞他無所長，惟持柔翰為知己。大王豪氣橫溢，海內(nèi)望風瞻拜。今枉駕辱臨，不佞誠死罪矣。然志士立功，英賢報主，不佞何敢固辭？奈母老不能遠離，一旦舍去，則母失所依。大王仁義遍施，憐憫愚孝，銜結有日?！毖砸眩夭黄?。士誠不悅，拂袖而去。耐庵恐禍至，乃舉家遷淮安。明洪武初，征書數(shù)下，堅辭不赴。未幾，以天年終。
丁、蘇的調(diào)查報告所搜集的新材料，計有十四項，可分為兩類，一類為民間傳說，一類為文字記載。前者三項，后者十一項?，F(xiàn)僅介紹文字記載部分。
（一）《施耐庵傳》
原載《興化縣續(xù)志》卷十三，即劉、黃一文所引的第（四）項材料。
（二）王道生《施耐庵墓志》
原載《興化縣續(xù)志》卷十四，即劉、黃一文所引的第（三）項材料。
（三）關于施耐庵墓的記載
施隱士墓，在縣境東合塔垅內(nèi)施家橋，葬元隱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這些文字原載《興化縣續(xù)志》卷一。
（四）袁吉人《耐庵小史》
施耐庵白駒場人，與張士誠部將卞元亨友善。士誠初繕甲兵，聞耐庵名，征聘不至。士誠造其門，見耐庵正命筆寫《江湖豪俠傳》，士誠曰：“先生不欲顯達當時，而弄文以自遣，不亦虛糜歲月乎？”耐庵遜謝，以母老妻弱、子女婚嫁未畢辭之，因避去。其孫述元，應士誠聘，至麾下奉命招募，因見士誠驕矜，亦逸去。
這段“小史”原載《吳王張士誠載記》卷四。文前冠有“袁吉人編《耐庵小史》云”字樣。這段引文是不是袁吉人的原文，有沒有刪節(jié)或改動，均不詳。
（五）《施氏族譜》世系
第一世：彥端，字耐庵（行一）。元配季氏，繼配申氏。
第二世：讓，字以謙（生于明洪武癸丑，沒于永樂辛丑，隱居不仕，另有處士墓志）。元配顧氏、陳氏。
第三世：文昱，字景朧（明，文學）。文顥，字景順。文曄，字景明。文晊，字景華。文暉，字景清。文昇，字景旸。文鑒，字景昭。
第四世：蕓曙，字海霞（明、禮部儒士）。蕓士，蕓霞。蕓觴。蕓恭。蕓靖。蕓
。蕓芳。蕓祥。
世系表原載《施氏族譜》。這里僅僅移錄了其中的四世。第一世和第二世是全引。第三世略去了各人配偶的姓氏，第四世的蕓曙也略去了配偶的姓氏。據(jù)調(diào)查報告說，此《施氏族譜》“系咸豐四年所修，無刻本。白駒鎮(zhèn)西北二里港施氏后裔施蓮塘（已死）家曾藏有手抄本，連年戰(zhàn)爭中已散失無存。我們調(diào)查所得者為施氏十八世孫施熙及施氏二十世孫施祥珠根據(jù)施蓮塘藏本所抄之摘錄本。兩人所錄大體相同。據(jù)施熙談：凡原本有關施氏生平史料均已抄錄無遺”。
（六）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
處士施公，諱讓，字以謙。鼻祖世居揚之興化，后徙海陵白駒，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順辛未進士，高尚不仕。國初，征書下至，堅辭不出。隱居著《水滸》自遣。積德累行，鄉(xiāng)鄰以賢德稱。生以謙，少有操志。續(xù)長，先承家業(yè)。父母以孝，兄弟以友，朋友以信，人無間焉。自以耕學扁齋，潛德弗耀。娶孺人顧氏妙善暨陳氏妙真，皆自名門，淑德昭著。永樂辛丑歲，公上章困敦，甫及四十，以疾終。遠近聞者，罔不悼念，以為仁而弗壽，天佑不肖。浮柩于本場高源，未卜壽藏。今年以通利，遂為安厝。士人顧蘩，行狀請銘，以志悠久。予惟處士，生于太平文運之時，禮俗敦厚之鄉(xiāng)。素與友善，更相姻婭。其為人也，讀書尚禮，邪僻不干于心，出處不卑其志，理亂不聞黜陟不預。忘形林泉之下，娛情詩酒之間。此亦命之所得耶？厥后，孺人顧氏、陳氏悲慕弗忘，漸忽棄世，且二孺人與公結發(fā)后，相敬如賓。其為處子，閨門之間，女儀妍潔，敦持婦道，上下無忌。綜理家事，各從儉約。至時祭祀，調(diào)合滌濯，必盡豐美。孝養(yǎng)舅姑，始終弗怠。生子七：長文昱，字景朧，文學；次文顥，字景順，國學生；次文曄，字景明；次文晊，字景華；次文暉，字景清；次文昇，字景旸；次文鑒，字景昭。文曄、文暉，不幸早逝。而文昱等皆有能聲，□理家務，熾盛逾歸。女三：長適里人劉仲衡子鎰，次適邵文義子錢，次適劉宏義子堅，皆耆故之后也。公生于洪武癸丑，沒于永樂辛丑。顧氏生于洪武辛亥，沒于正統(tǒng)丙辰。陳氏生于洪武戊辰，歿于正統(tǒng)丙辰。嗚呼，生寄死歸，人之常也；信德既立，人之行也。故處士、孺人，各得其道焉；子文昱等又能繼述。請銘曰：嗟彼哲人，如金如璧。處士之賢，孺人之德。胡為不壽？遂致窀穸。父道母儀，鄉(xiāng)鄰是則。佳城蒼蒼，既松且柏。勒石志銘，千載弗易。景泰四年，歲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鶴道人楊新撰，里人顧蘩書，陳景哲纂蓋。
這篇墓志銘原載《施氏族譜》。
（七）陳廣德《施氏族譜序》
序文寫于咸豐四年（1854），原載《施氏族譜》。略。
（八）施埁《建祠記述》
記述寫于咸豐五年（1855），原載《施氏族譜》。文中說到了兩次建立祠堂的經(jīng)過。第一次在乾隆戊申（乾隆五十三年，1788），“先君文燦公與族伯美如公盡族祖奠邦公宅所改建者也”。第二次在咸豐壬子至乙卯（咸豐二年至五年，1852～1855），由施埁本人倡捐，他的族侄永昌、兒子鐸共襄其事。
（九）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
這篇文章系施氏十八世孫施熙、二十世孫施祥珠二人所抄。施祥珠認為是族譜所載，施熙則說是錄自《申報》的“快活林”欄。文內(nèi)有一節(jié)題為《施氏族譜》，全文如下：
據(jù)施氏后人云：家本淮安籍，自耐庵公因避張士誠曾引去東京尋舊，無疾終。至十七世祖述元公，遷于現(xiàn)里。并謂：述元公出身武士，張士誠亦聘征之，效命麾下，后以故亡去。又施氏族譜云：隨士誠效命，奉命招募。因見士誠驕矜，不久必敗。述元公重返故墟，遷其祖墓而葬焉；更出所積，購置田畝。后人名其地為大營，距白駒可二十里。因述元公曾欲在此地招募也。徑由小溪駕橋達道衢，即名其地為施家橋。
另外，該文還有兩節(jié)，一題《耐庵小史》，一題《耐庵墓志銘》。前者引錄的也是袁吉人的《耐庵小史》，但和前第（四）所引錄的略有差異。后者引錄的實即王道生《耐庵墓志銘》。和劉、黃一文所引錄的第（三）項比較起來，有這樣幾點重要的不同：
（1）劉、黃所引，有云“生于元貞丙申歲”，“歿于明洪武庚戌歲”，而胡瑞亭所引，則無此二語。
（2）關于中進士的年份，劉、黃所引明確地指出，“為至順辛未進士”；而胡瑞亭所引，改成了一句籠統(tǒng)的話：“元末賜進士出身”。
（3）末句，劉、黃所引作“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譜末焉”；而胡瑞亭所引，則無此句，而代之以它的小注：“墓志只此，下已剝蝕”。
（十）施耐庵墓碑
正面題曰：“大文學家施耐庵先生之墓”。上款：“民國三十二年（1943）春興化人民公建”；下款：“陳同生敬書”。反面為碑文，略。
（十一）施熙祭文
祭文作于“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二月谷旦”，作者系施氏十八世孫。祭文中關于施耐庵的幾句話，抄自陳廣德《施氏族譜序》和施埁《建祠記述》。其余全是浮辭的堆砌。
以上便是《文藝報》1952年第21號發(fā)表的兩篇文章所引錄的關于施耐庵家世和生平的文字材料。
三
這些新材料能不能作為《水滸傳》作者施耐庵是蘇北人的證據(jù)呢？
我認為，不能。
如果我們把“《水滸傳》作者施耐庵是蘇北人”看作學術研究中的結論，那么，引出這個結論的那些新材料，作為學術研究工作中正常使用的證據(jù)，是遠遠不夠的。甚至某些材料是否可以被稱為“證據(jù)”，某些材料有沒有出于后人偽造或附會的可能，那都是大可懷疑的。
新材料的破綻和疑點
從這些新材料的內(nèi)容來說，它們各自表現(xiàn)出眾多的矛盾和混亂的現(xiàn)象，存在著種種的破綻和疑點。不妨指出以下六點，并做些粗淺的說明和分析。
第一，關于施耐庵的名字。
它們所說的施耐庵的名諱不同，彼此不一致。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說是：“公諱子安”?！杜d化縣續(xù)志》的文苑傳說是：“原名耳”[38]?！妒┦献遄V》則說他名“彥端”。僅僅名諱一項就出現(xiàn)了三種不同的說法，令人莫知所從。
對于同一個人的名諱有不同的說法，這在口頭傳說和某些無關緊要的文字資料中出現(xiàn)，是不難理解的；但在墓志、族譜中出現(xiàn)兩歧的記載，卻是不可理解的。在墓志和族譜中，一個人的名諱恐怕算是頭等重要的一個項目了吧，照理應該明確而不容許半點兒含混，應該一致而不容許產(chǎn)生巨大的歧異。退一步說，即使有抄錯、寫錯的可能，那也不至于會錯成讀音、字形都不大相同的“子安”和“彥端”。
大概由于“耐庵”二字是唯一能使人聯(lián)想到《水滸傳》作者身上去的線索，所以“字耐庵”的說法，在這些新材料中倒還是比較一致的。但是，根據(jù)種種情況來判斷，“耐庵”恐怕是號，而不是名或字。
在我國封建社會，在通常的情況下，男子取名有著一般的規(guī)律。當他誕生的前后，他的父親或祖父要給他取一個正式的學名；當他成年之時，他的父親或祖父又要給他取一個和學名在意義上有一定聯(lián)系的表字；在這之后，他又可能會給自己取一個或幾個表明志向、意趣的別號。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說的，當然會有例外。
施耐庵作為一個著有文學杰作的知識分子，相信他的取名不會有異于這一般的情況。而“耐庵”二字，實際上不像是表字。試想，有哪個父親或祖父會讓自己的孩子以什么“庵”之類的為表字呢？況且，這個“耐”字，如果不是人到中年以后，“翻過筋斗”[39]，怎么會單單選擇上它呢？據(jù)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和《施氏族譜》世系，施耐庵之子名讓，字以謙，孫名文昱，字景朧，曾孫名蕓曙，字海霞，玄孫名孟蘭，字湘浦。他們的名字和字，正互相有所關合，完全符合于那時取名的一般規(guī)律?；剡^頭來再看施耐庵的名字，在“彥端”、“耳”、“子安”和“耐庵”之間，很難找到它們之間在意義上的聯(lián)系，竟和他的子孫取名的情形大相徑庭，豈非怪事！
“子安”之名，見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極為可疑。在《施氏族譜》世系上，確有一位施子安，但他卻被列于第十二世，而施耐庵則為第一世。如果施耐庵名子安，則他的十二世孫不可能再名子安，否則將在施氏家族中被視為大不敬之事。而《施氏族譜》世系止于第十二世，說明其時與族譜的纂修靠近，則第十二世之名似不應出現(xiàn)舛錯，揆諸情理，第十二世名子安比較可靠，第一世施耐庵名子安不大可靠。
第二，關于施耐庵的籍貫。
它們所說的施耐庵的籍貫也不同，這方面記載的矛盾和混亂不亞于施耐庵的名字。
袁吉人《耐庵小史》說施耐庵是“白駒場人”，沒有指出縣名。《興化縣續(xù)志》的文苑傳也說是“白駒人”，但又說他“祖籍姑蘇”。陳廣德《施氏族譜序》、施埁《建祠記述》和施熙《祭文》的說法相同?！缎颉氛f：“白駒場施氏耐庵先生，于明洪武初由蘇遷興化，復由興化徙居白駒場?！薄队浭觥氛f：“吾族始祖耐庵公，明初自蘇遷興，后徙居白駒場?！薄都牢摹吠瑯诱f：“粵之我祖，于明初自蘇遷興，后徙海陵白駒?！比咄鲆晦H，輾轉抄襲，字句幾乎全同。此外，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則沒有明確交代他的籍貫，而僅僅說他“家淮安”，“葬于興化之大營”。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引述“施氏后人”的話說，“家本淮安籍”，“自十七世祖述元公，遷于現(xiàn)里（按：指興化白駒鎮(zhèn)施家橋）”。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鼻祖世居揚之興化，后徙海陵白駒，本望族也”，說的是施讓，當然包括他的父親施耐庵在內(nèi)。
這些說法彼此全不一致。籍貫有興化、淮安二說，一見于族譜，一見于墓志。族譜為本族、本房之人自修，或請人主持纂修，墓志一般由死者之子孫請著名的文人撰寫，還要親送行狀等具體資料供撰寫時參考。因此，在族譜或墓志中，同一個人的籍貫萬無訛錯之理。
第三，關于施耐庵的科第和宦歷。
白駒鎮(zhèn)施姓家中的神主上寫明施耐庵是“元辛未進士”。只有紀年的干支，沒有年號。元代以辛未紀年的不外兩年，一為世祖至元八年（1271），一為文宗至順二年（1331）。前者遠在宋亡之前，當指后者而言。王道生《施耐庵墓志》、《興化縣續(xù)志》文苑傳、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果然都說是“元至順辛未進士”。
查《元史·選舉志》，元太宗“始得中原”之時，曾“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天下”之后，“事未果行”；后至仁宗延佑年間，“始斟酌舊制而行之”。一共開科七次：延佑二年（1315），延佑五年（1318），至治元年（1321），泰定元年（1324），泰定四年（1327），天歷三年（即至順元年，1330），元統(tǒng)元年（1333）。施耐庵中進士的年份，至順辛未（1331），恰恰不在其內(nèi)。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七次開科的年代是有一定的規(guī)律可循的，即每科相隔三年，而毫無例外。所以，在這方面不存在記載有遺漏的問題。
再查《興化縣志》等書，其中記載了當?shù)厝耸恐羞M士的年份和全部名單，根本就沒有“元至順辛未”一科，也找不到施耐庵姓名的蹤影[40]。
這雄辯地說明了施耐庵為“元至順辛未進士”的說法是沒有根據(jù)的，因而也是不足憑信的。
還有兩點，也很值得注意。
一點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小說和小說作家并不受到重視。宋、元、明、清四代，還沒有發(fā)現(xiàn)過進士撰寫白話通俗小說的記錄。為什么唯獨《水滸傳》作者施耐庵會變成例外？
另一點是，施耐庵如果真是進士出身，那么，他應該是一個“詩書繼世”的家族的始祖?？墒?，我們從《施氏族譜》世系中仔細檢索，結果發(fā)現(xiàn)在他的眾多子孫中，連個舉人也沒有，更不要說是第二個進士了。
這兩點都可以作為施耐庵不可能有進士身份的旁證。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還說，施耐庵“曾官錢塘二載，以不合當?shù)罊噘F，棄官歸里”。這個記載同樣十分可疑。我們在《錢塘縣志》和《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書中也查不到在元代至順二年之后的官員名單中有施耐庵其人。另外，《施氏族譜》對“禮部儒士”、“邑怏庠生”之類的頭銜都不肯輕易放過，為什么纂修者對“曾官錢塘二載”這樣更大的頭銜、令子孫們感到更光榮的事情卻很吝惜筆墨呢？
況且，施耐庵曾出任錢塘地方官員的說法也和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所說的“高尚不仕”顯然不合。
第四，關于施耐庵的兒子。
據(jù)《施氏族譜》，施耐庵之子名讓，字以謙。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也這樣說。它們還明確地記載著施讓的生卒年：“生于洪武癸丑，沒于永樂辛丑?！焙槲涔锍蠹春槲淞辏?373），永樂辛丑即永樂十九年（1421）。
從這個生卒年可以推算出，施讓享年四十九歲。然而《墓志銘》卻說，“永樂辛丑歲，公上章困敦，甫及四十，以疾終。”相差九歲之多。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有人解釋說，“四十”可能是“五十”的訛誤，也許勉強可通。但我們要指出另外一個更大的矛盾，那恐怕就很難強為之說了。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指出，施耐庵“生于元貞丙戌歲”，即元貞二年（1296）；“歿于明洪武庚戌歲”，即洪武三年（1370）；“享年七十有五”。這三個數(shù)字本身倒是吻合一致的。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若把施耐庵的卒年和施讓的生年放在一起，奇怪的現(xiàn)象立刻迎目而生：父親在洪武三年（1370）已然離開了人世，兒子卻在洪武六年（1373）呱呱墜地！這樣的事理恐怕是無法令人相信的。
又有人解釋說，施讓不是施耐庵親生的兒子，而是過繼的。這個解釋，在我看來，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在宗法制的封建社會里，對親生子和繼子的區(qū)別是相當重視的，一般不容混淆。在家譜或族譜上按照通例，過繼的關系也是要特別注明的?，F(xiàn)在從族譜上看不出在施耐庵和施讓之間有過繼關系的痕跡，施讓本人的墓志銘上也無只字提及，反而說是“生以謙”。這只能有一種合理的解釋：施讓是這位施耐庵親生的兒子。
其次，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中有一句“兄弟以友”，不應忽略。這句話是用來贊美施讓生前的操行的。如果施讓根本沒有“兄弟”，那么，贊美就落了空，這句話自然失去了存在的依據(jù)，既然施耐庵的兒子不止一人，則施讓為過繼之說就更加不能成立了。
在墓志銘中，和“兄弟以友”并行，還有一句“父母以孝”，同樣也是贊美施讓生前操行的話?？梢娛┳屧谒母赣H、母親跟前盡過孝道。換句話說，當施讓出生后，他的父母依然健在。《故處士施公墓志銘》下文還稱頌了施讓之妻顧氏、陳氏的美德，其中有云：“孝養(yǎng)舅姑，始終弗怠?！彼^“舅姑”，當然是指施耐庵夫妻。所以，直到施讓結婚之后，這位施耐庵即施彥端還頑強地活在世上。
《施氏族譜》世系和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中關于施讓生年的記載，和袁吉人《耐庵小史》也是抵牾的。袁吉人說，張士誠曾登門拜訪施耐庵，準備加以征聘，而施耐庵“以母老妻弱、子女婚嫁未畢辭之”。其事發(fā)生于張士誠“初繕甲兵”之際，當是元末至正（1341～1368）年間。此時施耐庵已有“子女”，而且到了即將議論“婚嫁”之事的年齡。袁吉人所說的施耐庵的“子女”，理所當然地不可能包括《施氏族譜》和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所說的生于洪武六年（1373）的施讓在內(nèi)。
第五，關于施耐庵的孫子。
對施耐庵之孫的說法，幾篇新材料互相矛盾，彼此無法合攏。袁吉人《耐庵小史》說是“其孫述元”。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引施氏后人的話說，在“耐庵公”之后，有他們的“十七世祖述元公”。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含糊地提到“其后述元（文昱之字）”，沒有明說是施耐庵之孫，而下文又把施耐庵稱為“其祖”。可是在《施氏族譜》世系和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中，無從尋覓述元之名。它們都說施耐庵有孫七人。長孫雖名文昱，其字卻是景朧，與“述元”了不相涉。
關于施耐庵之孫，還有一個年代的問題。這涉及施耐庵祖孫二人和張士誠的關系，《興化縣續(xù)志》的文苑傳、袁吉人《耐庵小史》都說到了張士誠曾親臨施家，聘請施耐庵出山，遭到了施耐庵的拒絕。袁吉人《耐庵小史》接著又說：“其孫述元，應士誠聘，至麾下奉令招募，因見士誠驕矜，亦逸去。”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引施氏后人之語：“述元公出身武士，張士誠亦征聘之，效命麾下，后以故亡去?！庇忠妒┦献遄V》說：“述元公隨士誠效命，奉令招募，因見士誠驕矜，不久必敗，述元公重返故墟，遷其祖墓而葬焉?！彼鼈儼咽┠外值膶O子說成是張士誠的同時代人，言之鑿鑿，似乎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
張士誠在歷史上實有其人。他的生平事跡是有具體、確切的年代可考的。現(xiàn)根據(jù)有關的歷史資料，將他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列一簡明的年表于下：
至治元年（1321）生。
至正十三年（1353）起兵，攻下高郵等地。
至正十四年（1354）稱誠王，國號周；后渡江，攻下常熟、湖州、松江、常州等地。
至正十六年（1356）定都平江（蘇州）。
至正十七年（1357）降元。
至正二十三年（1363）攻安豐，殺劉福通，自稱吳王。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平江城破，為朱元璋軍隊所俘，至金陵，自殺而死。
試用這個可靠的時間表去檢驗袁吉人的《耐庵小史》和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就不難發(fā)現(xiàn)，它們的說法大有問題，虛構和捏造的痕跡非常明顯。據(jù)《興化縣續(xù)志》文苑傳，張士誠拜訪施耐庵的時間是在“據(jù)吳稱王”之后。而張士誠的稱王，在至正十四年（1354）；據(jù)吳，則在至正十六年（1356）。其時，按照王道生《施耐庵墓志》關于施耐庵生卒年的說法來推算，施耐庵為五十九歲或六十一歲。而袁吉人《耐庵小史》說他當時的情況是：“母老妻弱，子女婚嫁未畢”。從這兩句話看，施耐庵的兒子尚未娶妻，他當然不會是已經(jīng)抱了孫子。退一步說，縱令他有了孫子，最多也不過是個不懂事的童子。由至正十六年往后數(shù)，再過十一年，張士誠就自殺了。而這十一年之中，施耐庵的孫子生長的速度再快，也達不到有資格接受張士誠聘請的年齡。
第六，關于施耐庵的著作。
施耐庵的著作，我們目前僅知有《水滸傳》一種。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卻提供了多達五種的名單：《志余》、《三國演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江湖豪客傳》。最后一種注明“即《水滸傳》”。
我們不能不承認，《江湖豪客傳》這個名稱是生平第一次在王道生的筆下見到的?，F(xiàn)存各種明代的《水滸傳》的版本，沒有一種以《江湖豪客傳》為書名，現(xiàn)存所有的關于《水滸傳》的文字記載，也沒有一處提到它有這么一個罕見的別名。至于“水滸”，用作《水滸傳》一書的簡稱，那也是晚明以后的事。施耐庵去世之際，王道生已屆“垂髫”之年。如果世上真有這么一位姓王名道生的作者，而他的時代又確與施耐庵相及，他當為明初洪武（1368～1398）時人。而據(jù)我們所知，在明代萬歷之前，《水滸傳》的正式書名是《忠義水滸傳》或《京本忠義傳》。
《志余》不知為何種書？施耐庵的這部著作也是我們生平第一次在王道生的筆下見到的。
《三國演義》的書名同樣是晚起的?，F(xiàn)存各種明刊本，它們的作者都署羅貫中之名[41]。《隋唐志傳》現(xiàn)存明萬歷姑蘇刊本，《三遂平妖傳》現(xiàn)存明萬歷錢塘刊本，它們的作者也都署名羅貫中，我們從來還沒有見到這三種小說的任何一個版本曾把它們的著作權歸之于施耐庵，也沒有見到過任何一則文字記載這樣說。有之，則自王道生始。
僅憑單文孤證，坐實施耐庵為《志余》、《三國演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等書的作者，那是欠慎重的，而且不免要上當?shù)摹?/p>
新材料能成為施耐庵是蘇北人的證據(jù)嗎？
把這些新材料放在一起加以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有許多的矛盾、混亂，也有不少的破綻、疑點。此外，還必須指出，在學術研究工作中，這些新材料絕大部分不是信史，是不能被當作堅強的證據(jù)來使用的。
拿神主來說，它到底寫于什么時候？它這樣寫的根據(jù)又是什么？——這些都是令人難以釋懷的問題。如果它竟像“施耐庵第十八代孫施熙”的祭文那樣，作于“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那還有什么考據(jù)的價值可言呢？[42]
胡瑞亭的《施耐庵世籍考》一文，同樣也是20世紀20年代的產(chǎn)物。據(jù)查，它原載1928年11月8日上海《新聞報》的“快活林”副刊[43]。
袁吉人《耐庵小史》的一段文字，出于《吳王張士誠載紀》一書所引。《吳王張士誠載紀》又是什么時候的書呢？它現(xiàn)存民國年間鉛印本，共五卷。卷首有韓國鈞民國十九年庚午（1930）2月序，卷2署“泰縣韓止叟鑒定，丹徒支偉成輯”，卷3、卷4署“泰縣韓止叟鑒定，旌德任致遠述”。此書原為支偉成所編，支偉成1929年去世后，由任致遠續(xù)編。
至于施耐庵的牌坊，則為1943年所建，蔡公杰撰寫的碑文也作于同一年。
這些材料的年代距離《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如此遙遠，不能用為考證生平事跡的憑據(jù)，自不待言。
《興化縣續(xù)志》的年代比“施耐庵墓”的牌坊、碑文早不到哪里去。它有關于“施隱士墓”的記載，補撰了施耐庵的小傳，并且收錄了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全文。單純作為材料來看，是相當重要的?？墒牵鞘裁磿r候成書的呢？劉冬、黃清江的《施耐庵與〈水滸傳〉》一文對此沒有做絲毫的交代。丁正華、蘇從麟的《施耐庵生平調(diào)查報告》僅僅籠統(tǒng)地說為興化汪偽縣長李恭簡所修。考《興化縣續(xù)志》現(xiàn)存20世紀40年代印本，它實由興化李詳（字審言，1859～1931）于1919～1927年間主纂，因經(jīng)費問題當時未能刊行；1942年，由邑人魏雋（字克三，1878～1949）主持完成。他們的助手為劉麟祥（字仲書，1880～1955）。劉麟祥1927年任縣志編修，1942年任興化續(xù)修縣志委員會坐辦。據(jù)當?shù)厝耸空f：
他（按：指李詳）主持修撰《興化縣續(xù)志》時，委托邑人劉仲書住劉莊、白駒采訪古跡人物，發(fā)現(xiàn)有關施耐庵的史料、傳說。李詳先生在興化修志局聽劉匯報后，便說：“施耐庵以著《水滸傳》獲罪，也以著《水滸傳》得名，其生平事跡不獨前志所不能載；即其子孫亦諱不肯言，進民國成立，無所顧忌，可以補遺。”遂將施耐庵生平載入《興化縣續(xù)志》。[44]
可見這些材料是經(jīng)劉麟祥之手入書的。由于它們屬于“補遺部分”，非原書所有，所以實際寫定和入書的時間當在1942年他出任“坐辦”以后。
出現(xiàn)在20世紀20～40年代、根據(jù)民間傳說寫成的材料，恐怕是不會被治學謹嚴的專家、學者當作研究14世紀偉大作家施耐庵生平事跡的確鑿史料使用的吧。
在這批新材料中，最奇怪的要算那篇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了。除了上文已經(jīng)揭示的幾點之外，還可以指出：它違反了一般墓志的體例和寫法，內(nèi)容空洞無物，閃爍其詞，有些議論和牢騷不是明初洪武年間的人所能有的；篇末兩句：“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譜末焉?！眱H僅附在族譜后面，怎么能叫做“墓志”？由種種情況來判斷，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它是后人杜撰出來的游戲筆墨。在明代歷史上，到了嘉靖、萬歷年間，通俗小說方始普遍地、大量地印刷、流行。我認為，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不會出現(xiàn)在這之前。它很可能是金圣嘆評點的《水滸傳》流行之后的產(chǎn)物。
1952年公布的《施氏族譜》是一個輾轉抄錄的本子，內(nèi)容龐雜，甚至收錄了1926年所寫的祭文、1928年發(fā)表在報紙上的文章。對它的真?zhèn)位蚩煽颗c否的問題，必須細加甄別。大體說來，世系表、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基本上是可信的，但其中羼入了后人的一些附會之詞，特別是關于施耐庵的記載。剔去這些附會之詞后，可以運用它們來檢驗其他材料真實、可靠與否。例如，陳廣德《施氏族譜序》所說“于明洪武初由蘇遷興化”，施埁《建祠記述》所說“明初自蘇遷興”，都與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所說“鼻祖世居揚之興化”不符，因而不能信從。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是一篇偽作，所以它和族譜世系、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矛盾之處也就更多、更顯眼。
在《施氏族譜》中，明確地把施耐庵和施彥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族譜世系：陳廣德《施氏族譜序》和施埁《建祠記述》只提到“耐庵”，意思是指彥端其人，它們都沒有聯(lián)系到《水滸傳》。只有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中提出了唯一的把施彥端、施耐庵、《水滸傳》作者三者合為一人的說法[45]。因此，我認為，楊新文中這一段話是探討施耐庵問題的關鍵。但《施氏族譜》系咸豐四年（1854）所修，原抄本已佚，丁正華、蘇從麟二人1952年見到的摘錄本原件也已散失不存。這給我們的探討帶來了困難。只有等到發(fā)現(xiàn)了更多的真實可靠的新材料之后再來下進一步的結論了。
四
自1952年以來，在興化、大豐兩地又繼續(xù)發(fā)現(xiàn)了一些有關施耐庵問題的文物史料。興化縣施耐庵文物史料陳列室于1982年5月編印了《施耐庵資料》（一），大豐縣施耐庵紀念館籌建委員會于1982年5月20日編印了《施耐庵文物、史料調(diào)查報告》（校正本）。
近年來發(fā)現(xiàn)的文物史料
那些口頭傳說可以不計在內(nèi)，同時，那些和施耐庵問題無直接關聯(lián)的也可以暫且撇開，文物史料主要有以下五項。
（一）《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
墓志銘系磚刻，1978年秋天出土，1979年8月在興化縣新垛公社施家橋發(fā)現(xiàn)。正文19行，每行21字至23字不等，共四百余字。此墓志銘出土后，未能及時征集保管，以致?lián)p傷嚴重，字跡模糊。銘語除一二字依稀可辨外，都已磨滅。正文可辨認者，有一百六十余字。據(jù)“施耐庵文物史料參觀考察座談會”1982年4月23日的校錄[46]，前五行如下：
施公諱□，字廷佐，□□□□□□□祖施公元德于大元□□生（曾）祖彥端，會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懷故居興化，（還）白駒。生祖以謙。以謙生父景□。至宣德十九年辛丑，生公□（施）亮（風）□□于公歷□□戶使，官臺州同知施錦□□□公之兄弟也。公□□□□之□生男八、女一□□□
中間十行已難辨認，最后四行如下：
公□□仁者之□也，先于弘治歲乙丑四月初二日老（病）□而卒，后于正德丙寅歲二月初十日歸葬未成，迄今□卜吉（露）丘久矣□□亡穴□善□□風水悲思孝心感切□□嘉靖歲甲申仲冬壬申月朔□葬于白駒西□（落）湖。
文末所署的嘉靖甲申，即嘉靖三年（1524）。從墓志銘可知，施廷佐生于宣德十九年辛丑，卒于弘治乙丑四月。弘治乙丑，即弘治十八年（1505）。宣德為明宣宗（1426～1435）年號，首尾十年，無十九年，其中亦無辛丑之年。此前的辛丑為永樂十九年（1421），此后的辛丑為成化十七年（1481）?！靶隆倍之敒椤坝罉贰敝`。則施廷佐生于宣德十九年（1421），享年85歲。
另據(jù)曹晉杰同志說，1979年8月間，他見到此墓志銘時，曾隨手記下其中的一些字句[47]：
公諱翔，字廷佐，祖籍姑蘇。生高祖公元德，字大元。生曾祖彥端，會元季兵起，亂及蘇，……故遷興化遂白駒，生祖讓，字以謙，生父文昱，字述元……
凡行下標有著重點的字句，都是和上述座談會的校錄文字不同的地方。
（二）《施氏家簿譜》
有人稱此譜為《施氏長門譜》，或《施氏家譜》?，F(xiàn)根據(jù)“名從主人”的原則，仍用該譜封面所寫的名稱。
此譜為民國七年（1918）抄本，1981年10月征集，共56頁。封面左上側：“施氏家簿譜”。右下側：“國貽堂”。中間兩行：“中華民國七年桃月上旬吉立，十八世釋裔滿家字書城手錄于丁溪丈室”。封面之前的外皮上書“設其上裔”四字。封面之后，第2頁為空白頁，第3頁至第4頁為施封《施氏長門譜序》，第5頁至第10頁為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第11頁至第56頁為世系。
施封《施氏長門譜序》全文如下：
族本寒微，譜系未經(jīng)刊刻，而手抄家錄，自明迄清，相延不墜。繼以雷夏、甘濤二公纂修增訂，料應詳備無遺。雷夏公沒，譜傳康侯，康侯傳圣言。奈何遭家不造，圣言被祿，而因銷亡。維時為有繼述之人，封系長門，出自文昱公之裔，訪諸耆老，考諸各家實錄。亟從而修輯之。迄于今，廢墜已久，蓋
族之譜難以考證，惟長門之譜尚屬可稽。自文昱公以后，分派支別，秩然有序。誠恐日復一日，又將遠而易失，謹為序次略跡，藏諸一家，以候后之有志者從而搜輯之云爾。乾隆四十二年，歲次丁酉，桂月中浣，第十四世孫封敬序。
《施氏家簿譜》上所載的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和1952年公布的《施氏族譜》上所載的楊新《故處士施公墓志銘》實際上是同一篇文章。不過，兩者在字句上有一些出入，約20處。有的出入甚至是非常關鍵的。最大的出入在于，《施氏族譜》本提到施讓之父時寫道：
先公耐庵，元至順辛未進士，高尚不仕，國初，征書下至，堅辭不出，隱居著《水滸》自遣。積德累行。鄉(xiāng)鄰以賢德稱。
而《施氏家簿譜》本卻是這樣的：
先公彥端，積德累行。鄉(xiāng)鄰以賢德稱。
根本沒有出現(xiàn)“耐庵”其人，同時也根本沒有提及“著《水滸》”其事。除此之外，兩個抄本還有重要的出入多處。這里不一一列舉。
《施氏家簿譜》的主要內(nèi)容是世系。從第一世起，至第十八世止。現(xiàn)從第一世到第十七世各列舉一人，移錄如下：
元朝辛未科進士。第一世：始祖彥端公，字耐庵。元配季氏、申氏。生讓。
第二世：諱讓，字以謙。彥端公子。元配顧氏、陳氏。生文昱、文顥、文曄、文晊、文暉、文昇、文鑒。
第三世：諱文昱，字。以謙公長子。元配陸氏。生蕓曙[48]、蕓士。
第四世：諱□□[49]，字蕓曙。景朧公子。元配季氏。生孟蘭。
第五世：諱□□，字孟蘭。蕓曙公子。元配夏氏。生詠棋。
第六世：諱□□，字詠棋。孟蘭公子。元配陳氏。生德潤、德照、德履。
第七世：諱□□，字德潤。詠棋公長子。元配吉氏。生古泉。
第八世：諱□□，字古泉。德潤公子。元配陳氏、李氏。生奉橋、隆橋、石橋、板橋、柳橋。
第九世：諱□□，字奉橋。古泉公[50]長子。元配葛氏。生翊明、惟明。
明鄉(xiāng)飲大賓。第十世：諱□□，字翊明。奉橋公長子。元配楊氏。生雷夏、甘濤、景素、結士、二儀。
廩膳生，大清。
第十一世：諱澤，考名正輅，字雷夏。翊明公長子。元配冀氏。生康侯、建侯。
第十二世：諱□□，字康侯。雷夏公長子。元配陳氏。生圣言。
第十三世：諱□□，字圣言?？岛罟印Ｔ洹跏?。生雍如。
第十四世：諱□□，字雍如。圣言公子。元配陳氏。
第十五世：諱□□，字天彩。兆先公子。元配楊氏。生文忠。
第十六世：諱□□，字樹生。占魁公長子。元配朱氏。生真全、萬全。
第十七世：諱□□，字真全。樹生公長子。元配許氏。生恒遠、僧滿家。
（三）施讓地券
施讓地券[51]為方磚一塊，1958年出土。原物已于“文化大革命”中佚失，現(xiàn)存拓印本。有關字句節(jié)引如下：
維大明景泰四年，二月乙卯朔，越十有五日[52]壬寅，祭主施文昱等，伏緣父母奄逝，未卜塋墳，夙夜憂思……
施文昱即施讓的長子，見族譜和家譜世系。施讓則為施彥端之子。
（四）施奉橋地券
施奉橋地券為方磚一塊，1955年出土，1981年10月征集。字跡基本上完整、清晰，一小部分模糊難認?，F(xiàn)將有關字句節(jié)引如下：
大明國直隸揚州府高郵州興化縣白駒場街市居住……孝子施應昌等……故先考施公奉橋存日□年五十一歲，丁卯□三月二十二日戌時生，大限不祿，卒于萬歷四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丑時身故……今卜萬歷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午時開山破土，二十一日辰時發(fā)□，午時安葬……萬歷四十七年，歲次己未，季冬月庚午吉旦立券。
施奉橋之名，見于《施氏族譜》和《施氏家簿譜》，系第九世。從地券可知，他生于隆慶元年丁卯（1567）三月，卒于萬歷四十五年（1617）十二月。
（五）“施子安”殘碑
殘碑1954年發(fā)現(xiàn)于白駒施氏宗祠遺址，1981年9月征集。殘碑上，“子安”二字完整無缺，“施”字少右上方[53]，篆書。
五
近年來新發(fā)現(xiàn)的文物史料本身是否可靠呢？
它們能證明什么，又不能證明什么呢？
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對它們進行具體的、分別的考察。
它們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文物；另一類為文字記載。前者或是出土的，或是歷代保存下來的實物。后者大都是晚近的手抄本。簡單地說，前者是真實可靠的，可以作為考證施耐庵問題的依據(jù)，但要細致地審讀文字；后者往往存在矛盾和可疑的情況，需要進行甄別真?zhèn)蔚墓ぷ?，去偽存真，然后才能用為研究問題的證據(jù)。
鄙見以為，《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屬于前者，《施氏家簿譜》屬于后者。
施廷佐墓志銘能證明什么和不能證明什么
《處士施公廷佐墓志銘》作為出土文物，它的真實性是不容懷疑的。文中寫出墓主的高祖元德至施廷佐本人五代的世系：
元德—彥端—以謙—景□—廷佐
這就證明了《施氏族譜》和《施氏家簿譜》世系中關于第一世施彥端、第二世施讓（以謙）、第三世施文昱（景朧）兄弟的記載的真實性。同時，這也證明了《施氏族譜》和《施氏家簿譜》世系的不完整性。因此，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有很大的缺漏。它們都以施彥端為“始祖”，殊不知施彥端之父施元德的名字在明代嘉靖三年（1524）左右還為施姓族人所熟知?！妒┦献遄V》世系所記載的第四世共有蕓曙（海霞）、蕓士、蕓霞、蕓觴、蕓恭、蕓靖、蕓
、蕓芳、蕓祥九人，《施氏家簿譜》世系中的第四世只舉了蕓曙一人。兩者都失載施廷佐之名。僅僅從一篇墓志銘來比較，僅僅從五代來對照，就已使它們顯露出這樣重大的差異，可知它們的缺漏遠不止此。
有人認為，“施耐庵四世孫施廷佐墓志銘刻磚，乃是施耐庵確有其人，是興化、大豐兩地施氏始祖的鐵證；也是1952年《文藝報》所公布的有關施耐庵一系列資料如《施耐庵墓志銘》（王道生作）、《施讓墓志銘》（楊新作）、《施氏族譜世系表》等待真實可信的鐵證”[54]。這話未免是失之夸大的。
在文物史料的考證中，我們所下的任何結論都必須要有根據(jù)，要有真實可靠的根據(jù)。證據(jù)有本證與旁證之分，應以本證為主，以旁證為輔。沒有證據(jù)，或證據(jù)不足，就不必匆促下結論，更無必要輕易地指為鐵證。
試想，施廷佐墓志銘沒有出現(xiàn)“施耐庵”的字樣，怎么它就變成了“施耐庵確有其人”的鐵證呢？它雖然提到了施彥端，但沒有指明他就是施耐庵，更沒有指明他就是《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如果要想論證施彥端即施耐庵的話，那必須另尋途徑，施廷佐墓志銘本身并未為此問題提供任何“鐵證”。
至于說到“施氏始祖”的問題，我在上文已經(jīng)指出，彥端之上還有元德一世。施元德似比彥端更有資格充當施氏的“始祖”。所以，在我看來，施廷佐墓志銘倒恰恰是施耐庵非“興化、大豐兩縣施氏始祖”的“鐵證”。
施廷佐墓志銘是不是證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真實可信”的“鐵證”呢？我看也不是。王道生《施耐庵墓志》開頭第一句話就說得十分明白：“公諱子安，字耐庵”。而在施廷佐墓志銘中，既無“耐庵”二字，又無“子安”二字。它何從證明王道生的話“真實可信”呢？退一步說，即使承認施耐庵即施廷佐的曾祖施彥端，仍然無法證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的“真實可信”。因為王道生筆下關于施耐庵的幾乎所有的事跡，在施廷佐墓志銘中都尋不見蹤影，找不到呼應。
有人說，其中第2行“會元季兵起”五字之后，有“播浙”二字，證明“元末明初在江蘇興化白駒一帶，有一位施耐庵的存在是可信的”，“年代與地望亦均吻合”[55]。這是大可商榷的。我在1982年6月下旬曾專程前往興化目驗施廷佐墓志銘磚刻的原文，發(fā)現(xiàn)把這兩個字指實為“播浙”是缺乏根據(jù)的。上一字由左右兩部分構成，左部為“扌”偏旁，右部一片模糊，可以猜是“播”字，也可以猜是其他的字。下一字由左、中、右三部分構成，左部是“氵”偏旁，右部磨損不清，中部依稀可辨，但絕對不是“浙”字中部的“扌”，因為當中一豎只到一橫為止，上邊呈“六”形，下邊看不清。既然難說“播”，又肯定不是“浙”，這無異于切斷了它在“地望”上和明人記載中的“錢塘施耐庵”、“武林施某”的聯(lián)想。
盡管有些同志所辨識的“播浙”二字，非原文所有，但上文“曾祖彥端，會元季兵起”，以及下文“家之，及世平，懷故□興化，□白駒”，都清晰可認。把這幾句聯(lián)系在一起，意思是說：在元末兵荒馬亂之際，曾離鄉(xiāng)外出，天下太平之后，方才回到了故里。這段話符合于元朝末年社會動亂、人民飽受顛沛流離之苦的情況。反之，我們看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它雖也同樣說施耐庵為元末人，卻有這樣的話：“曾官錢塘二載，以不合當?shù)罊噘F，棄官歸里……”把離鄉(xiāng)外出的原因，歸結為到錢塘去做官，這是完全和施廷佐墓志銘的說法矛盾的。由于施廷佐墓志銘是出土文物，它的文字記載是可靠的。既然如此，則來路不明、破綻百出的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更是偽作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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