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檔案叢刊”總序^[*]

2002年8月，國家批準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11月成立由14部委組成之領(lǐng)導(dǎo)小組，12月12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14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領(lǐng)導(dǎo)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jīng)濟發(fā)展，建設(shè)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采納眾見，決定啟動此新世紀標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為我國最后之封建王朝，統(tǒng)治中國268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眾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guān)。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wù)，首在采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為依據(jù)。必借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為歷史研究之基礎(chǔ)，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進行從科學之抽象，上升為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guī)律。史料之于歷史研究，猶如水之于魚，空氣之于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于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chǔ)之上，不能構(gòu)建于虛無縹緲之中。吾儕于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zhì)量；二為搶救、保護、開發(fā)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chǎn)。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tǒng)治較久，文化發(fā)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jīng)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shù)、詩文小說，遠逸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shù)，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14萬卷于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于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shù)，是5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shù)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shù)推廣，載籍日眾，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9 633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10 438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shù)。彭國棟亦有《重修清史藝文志》，著錄書18 059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10余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54 880種，增加書目超過原志4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鼻宕鷷倲?shù)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于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fā)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guān)（內(nèi)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nèi)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2 000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fā)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當事人親身經(jīng)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了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jīng)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shù)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zhèn)渭皟r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guī)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jīng)師大儒，聯(lián)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wù)。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3 000多種書籍和未收之6 000多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nèi)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shù)是非，敘其版本源流，編成200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后學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shù)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眾懷昆岡之璧，千舸齊發(fā)，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唯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做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shù)，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yīng)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澌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于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gòu)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1 000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zhàn)爭時期流離播遷，現(xiàn)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陽遼寧省檔案館之圣訓(xùn)、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于大連市檔案館之內(nèi)務(wù)府檔案，藏于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折、錄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后殘余，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shù)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wù)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歷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nèi)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guān)檔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分別藏于全國各省市自治區(qū)，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被英法聯(lián)軍搶掠西運，今藏于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shù)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于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shù)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及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shù)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內(nèi)地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qū)域內(nèi)，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xiàn)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攜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20世紀內(nèi)，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tǒng)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于中西文化沖突與交融之中，產(chǎn)生一大批內(nèi)容新穎、形式多樣的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攜來自然科學、藝術(shù)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制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后嚴復(fù)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吁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斗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shù)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tǒng)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nèi)容、形式，超經(jīng)史子集之范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fā)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xiàn)眾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nèi)容。

清朝實現(xiàn)國家之大統(tǒng)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xiàn)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gòu)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chǎn)，其數(shù)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nèi)容之豐富在全世界的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wǎng)絡(luò)，設(shè)數(shù)據(jù)庫，運用現(xiàn)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唯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guī)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嘆。切望后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xù)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愿也。

注釋

[*]原載《戴逸自選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末署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