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作為中國古典抒情詩體之一種的詞，以其波瀾漣漪而又璀璨絢麗的流變歷程，在我國文學發(fā)展史上有無可置疑的重要地位。當人們目接這一叢叢霞飛彩流、動人心魂的詩國奇葩時，不能不為民族文化曾呈顯過如此豐腴瑰美的景觀深感驕傲自豪。

詞自晚唐五代發(fā)展到兩宋之際，出現(xiàn)過一個極為燦爛的黃金時期。接著基于時代社會變遷所導致的種種歷史原因，加之視詞為“小道”、為“艷科”的觀念的羈縛，一度日漸趨于衰落。

繼元明兩代詞風趨入委靡勢態(tài)之后，清詞復振頹起衰，艷稱“中興”。似可借取顧炎武的一句詩謂“老樹春深更著花”，詞在歷經(jīng)七八百年走成了個馬鞍形的行程時，一代清詞以其流派紛呈、風格競出的空前盛況，終于為這抒情文體的發(fā)展史譜就了輝煌豐碩的殿末之卷。

歷經(jīng)戰(zhàn)亂和水火蟲蠹之災，清人詞集已亡佚不少，但即使如此，今存清詞數(shù)量之浩繁，仍是超越前代多多。僅就編纂《全清詞》時匯輯情況而言，清初順治、康熙之卷即得詞5萬馀首，詞人數(shù)逾2100。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說，一代清詞總量將超出20萬首以上，詞人也多至1萬之數(shù)。如斯蔚然壯觀，確是令人興奮。誠然，數(shù)量不足以能說明一切問題，但是應該承認，數(shù)量本身往往正是某種事物是否昌盛繁榮的一個標志。

清詞的堪稱輝煌豐碩，當然更重要的還在于它廣闊而豐富地表現(xiàn)了清朝260馀年間社會現(xiàn)實的諸種播遷，特別是它藝術地透現(xiàn)著這特定時代的人間百態(tài)在各個層次上的知識分子心頭所激起的哀樂與悸動。這原是一個世道多變的時代。舉凡明清易代之初山崩海裂般的震顫，“科場案”、“通海案”、“奏銷案”等等詭譎不測的政壇風云觸發(fā)起的舊巢既覆、新枝難棲的悲慨與惶惑，“三藩”亂定后號稱康、乾“盛世”與“十全王朝”時期文網(wǎng)高張，才人志士們的抑郁寂寥、驚恐莫名，嘉、道以還外侮頻仍、烽火遍地以及“宗廟”傾圮的憤怒、凄怨、彷徨、驚悚……無不在詞人們筆底有著多側(cè)面的深沉的抒述。詞在清代，已用其實在的、充分發(fā)達的抒情功能表征著這一文體早就不再是“倚聲”之小道，不只是淺斟低唱、雕紅刻翠徒供清娛的“艷科”了。所以，清人之詞，已在整體意義上發(fā)展成為與“詩”完全并立的抒情之體，任何“詩莊詞媚”一類“別體”說均被實踐所辯正。詞的可莊可媚、亦莊亦媚，恰好表現(xiàn)出了其卓特多樣的抒情功能。

這應該是清詞“中興”說的一個主要方面的認辨和論定。因而也是筆者梳理清詞發(fā)展史實的主要著眼點。

詞原是與音樂藝術血肉關聯(lián)的歌韻文學之一種，如同它的姊妹文體“詩”和“曲”一樣，其始乃是更多地訴諸聽覺美感以扣人心弦的。隨著時代的推移和社會生活的演進，人的抒情要求愈趨豐富強烈，審美情趣也不斷發(fā)生嬗變，而倚聲譜曲的復雜的技術性問題更是多有因革變易，于是，詞逐漸與“樂”相游離，審美感官也就由聽覺為主轉(zhuǎn)向為以視覺接受為主。由此，詞的抒情功能愈益增強，抒情主體的特性也逐益顯明，作為廣義的抒情詩的一體的獨立性完全確定了。

詞的這一與“樂”相離合的流變過程，幾乎是中國古代韻文學范疇各體裁所通同經(jīng)歷的。但是，詞又有其獨到之處。這獨到處就是：當詞與音樂雖已相脫離，不需也不必付之弦管絲竹時，可它從聲樂音韻的附麗之殼中已植入了不可移易的眾多的格律基因。具體地說，即它的長短參差的形態(tài)結構仍內(nèi)涵有聲韻的相當嚴格的規(guī)定性。所以，詞必須按譜而填。詞而有牌，正是這規(guī)范性的標記。從這一點看，詞較之“近體詩”的音韻制約因素多得多。然而，詞的與生俱來的長短句式，則又更接近“古體詩”的可以不限于五言和七言，于是，它比“近體詩”就顯得更多些自由和彈性。這種自由和彈性恰恰能使抒情性得到極大的滿足。詞的抒情容量，也即它的情意的可容性空間被充分擴大，無疑是抒情手段的一次重大的可喜的進步。這就是詞之所以能成為足可補增“詩”的抒情功能而同時并存的某種優(yōu)越性。正因如此，所以，聲韻的制約性在高明的作家筆下固然沒有成為羈絆，反倒被恰到好處地運用并發(fā)揮著它的音韻聲調(diào)之美；抒情的彈性空間則又更利便于心緒的抽發(fā)、回轉(zhuǎn)、折疊。這樣，詞不僅獲得了自《詩》、《騷》、樂府以至五七言古近體同樣的抒情功能，而且還奇妙地構成了它獨具的或旖旎綿密、繾綣回環(huán)，或激越飛揚、奔瀉跳宕的更適宜于歌哭悲歡之情緒波段的特性。

粗略概述一下詞體流變及其抒情性能的興替問題，意在更切近實際地辨認詞的本體特點，從而確認它的抒情性。筆者以為，倘若離開了這個基點，一部詞的發(fā)展史的總體框架和演化進程無法清晰辨認，至于歷來爭執(zhí)辯難不休的諸如“詩馀”、“倚聲乃小道”之類論題也是不可能給予正本清源的辨析的。

是的，只有毫不游移地確認詞之為體的抒情特性，方能游刃以解詞的歷經(jīng)唐宋元明以至于有清一代這千馀年間興盛消竭、起衰振頹的種種肯綮癥結。事實是，詞的興于唐、盛于宋、衰于元明而又重振于清，究其大要恰好是詞的抒情功能起落消長的同步歷程。至于清詞之“中興”而復趨衰勢，同樣是抒情性能的是否被充分發(fā)展與否的問題。到晚近則又關涉到社會文化心理以及審美習慣的變遷，特別還有語言運用方面的巨大變化等原因，辨認問題的參照系就更多了，這將是討論封建時代的文學怎樣蛻變革新為民主主義歷史時期的文學的命題范疇，已不是本書所承擔的任務。

如上所述，當我們確認了詞是抒情詩之一種時，就不難理解何以這樣一種格律聲韻以至章句格式等方面都已嚴格定型的文體，竟能重又衰而復盛于清代，并呈現(xiàn)出異彩繽紛的蔚為大觀的局面這個歷史現(xiàn)象。同時也才可能不囿于舊時陳說，而較準確地體認清詞固有的面貌，即既有繼承發(fā)揚唐宋詞的珍貴傳統(tǒng)一面，又有其新的發(fā)展和揚棄的一面。

本來，流變是一切事物得以發(fā)展的活力所在，反之，一味因循沿襲只能導致衰竭凝滯，進而必也失去其保持傳統(tǒng)、繼承前賢的積極意義。

所以，清詞的“中興”，按其實質(zhì)乃是詞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發(fā)揮的一次復興，是詞重又獲得生氣活力的一次新繁榮?！爸信d”不是消極的程式的恢復，不是沿原有軌跡或渠道的回歸。因而，簡單化地以宋詞作為繩衡標尺來論評清詞，顯然不是一種可取的科學的態(tài)度?！扒逶~”只能是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現(xiàn)象的指稱，它是那個特定時空中運動著的一種抒情文體。這也就是本書力圖始終貫徹的一個觀念，并努力以此為出發(fā)點來認識清代詞史的演變過程以及論定流派和作家的成就得失。

文學流派的繁榮紛爭，每每是一代文學或某一文體興隆旺盛的鮮明標志。因為，只有當某一文體自身發(fā)展到相當成熟階段，有著足資借鑒的藝術積累可供作家們據(jù)以各自主客觀條件而加以選擇、汲取、承繼、創(chuàng)變、更新的前提下，方始可能涌現(xiàn)實體性的流派。而一個流派的形成，必須首先得擁有一面旗幟，即領袖式的足以能凝聚團結起同輩和后進的有權威性的大作家，在他周圍形成一個可觀的有影響的作家群體。他們在藝術情趣、審美傾向以至理論主張上應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追求，這種追求和實踐又總是集中反映在他們編纂的總集和選本之中。在詞的發(fā)展史上還不曾有過如清代詞所表現(xiàn)出來的如此鮮明、如此成熟以及有著很強自覺意識的眾多流派和群體。眾多的各自堅持著藝術審美追求的流派和群體的存在，其本身就表明這是個詞的風格繁富的振興時代。值得提起注意的是，清代詞派和群體非常突出地具有地域性和家族血緣關系的特點。這種帶有強烈的歷史文化和地理文化色彩的特性，愈益讓人們看到了社會發(fā)展造成的大文化背景與文學事業(yè)的密切契合的內(nèi)在聯(lián)系。

因為清詞流派變遷的走向是與一代清詞盛衰起伏的演化歷程適相同步，所以本書的總體框架是：以詞風流變?yōu)橹髅}，以詞派消長和各時期重大詞創(chuàng)作活動及群體實踐為骨干，從而經(jīng)緯以大家、名家創(chuàng)作成就的論評。評估則以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兩個方面探覓其“因”和“變”的沿革流向為重點。凡“史”都不應該也不可能跳脫歷史時代的順序，時勢人心則總是直接間接地影響或支配著文學風氣的演變，清詞風氣與時勢人心這二者之間的感應同樣契合如符。但詞的歷史畢竟不是社會政治史，所以詞史不可能全同于歷史書的分期。特別是如嘉慶、道光時期的詞風的流變，套用“近代史”的習慣分期法會顯得不切實際。故本書在某些章節(jié)中將以流派和群體的活動來分章布節(jié)，個別作家的編列位置與時序略有交錯。

考慮到文學史或文體史不宜于考證辨析，所以本書中有相當一批詞人的生卒行年，雖系筆者爬梳史料所得，然一般不作考辨性展開，擬另著專稿輯述。

詞史又應區(qū)別于詞學史和詞論史，故凡與詞人創(chuàng)作實踐無涉，與流派演化沒直接關聯(lián)的詞論詞話著作，不予專章專節(jié)論列。至于密切有關于詞風流派的變遷的理論文字，則擇其珍貴而足以說明問題的述評之。重要詞人的詞學主張當然不該剪略的。

“名家”之認定，從來多有出于偏嗜者。本書在論評時不盡從同前人之說。而往昔多被輕忽的位卑名微而詞藝卓有可取的詞人，理當公允地承認其應有的位置。25年前有老輩學者專撰《表微》一文，“史”的承擔表微義務似是責無旁貸事，此或能得到專家和讀者明鑒的。

“史”的覆蓋面應力求寬廣，明珠淹沒則是著史人尤不得推辭其咎的失職。然而清詞研究尚處于篳路藍縷之際，一部總集亦尚未編就，故筆者心常有馀而力實不足，粗疏脫漏以至謬誤不經(jīng)處定多不免，敬祈各方賜教厘正，以期他日得以漸臻完善，則深有幸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