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生存

陳四益

不知怎的，一想到潘旭瀾先生，就想到一副苦難的面容。在復旦讀書時就是這個印象。葉紹鈞先生有一篇小說，內容已經(jīng)毫無印象，只一個篇名牢牢記住，叫“潘先生在難中”，每當腦海中浮現(xiàn)潘旭瀾先生受難的模樣，便記起這個篇名，與小說的內容毫不相干。

我于1957年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潘先生是1956年畢業(yè)留校任教的。中文系濟濟多士，正教授就有十六人之多。我們這些新生，好奇的眼睛盯著教授們已經(jīng)應接不暇，剛畢業(yè)的助教則對不起，還沒來得及進入視野，雖然三十年后他們都聲名卓著成了中文系的臺柱。

大學一年級，除去政治、外語等公共課，專業(yè)課程就是四門：古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文學概論和語言學概論。兩門概論，是蔣孔陽、濮之珍夫婦兩位講師包圓兒，古代漢語和現(xiàn)代漢語則分別由張世祿、胡裕樹二位先生授課。潘旭瀾先生屬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整整一學年，沒同他有什么接觸。直到第二學年，他給我們講授現(xiàn)代文學史，才把潘旭瀾這個名字同那黑瘦、高挑、微駝的形象聯(lián)系起來。那時，剛畢業(yè)的助教一般都只上輔導課，以助教登臺授課，就是相當器重了。當然，由于賈植芳先生在我們進校前已因胡風案捉進牢里，鮑正鵠先生到蘇聯(lián)講學，方令孺教授調任浙江文聯(lián)主席，余上沅先生改任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只有劉國梁一位講師，助教不上臺也真的拉不開栓了。

潘先生給我們講了些什么，到今天已通記不得了，只記得他那沉穩(wěn)而抑揚有致的一口福建官話和講課時兩手撐在講桌上不時溜一眼講稿的姿態(tài)。潘先生講夏衍，聽起來像“夏也”，而夏衍的劇作《法西斯細菌》，聽起來卻是“花西西細炯（讀陰平聲） ”。與他同時為我們講授政治經(jīng)濟學的伍柏林先生，不記得是何方人氏了，他把“赤裸裸剝削”讀作“切科科剝削”，于是同學中便以“切科科”對“花西西”，以為笑樂。但這只是因為好玩兒，并沒有什么不敬的意思。

我們這一撥兒學生是不大容易對付的。剛剛經(jīng)過了“反右”，老師們雖未必戰(zhàn)戰(zhàn)惶惶，卻也相當拘謹。學生們則因到了1958年，開展“教育革命”，一會兒下鄉(xiāng)辦學，一會兒開門辦學，一會兒把老師趕下臺自己上臺講課，一會兒把老師當靶子批判資產(chǎn)階級學術思想，一會兒又自己編教材寫書，反顯得蹈厲囂張。教學秩序既已打亂，師生倫理也不復舊時。說幾件小事可見一斑。

蔣天樞先生，現(xiàn)在許多人因為讀陳寅恪，知道他是陳門弟子，陳寅恪的文稿、詩稿是交由他保存、整理、輯集的。他的學風也承繼了師門嚴謹細密篤學深思的風格。學生的浮躁實在令他看不下去，于是發(fā)為言論：“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先獨立而后思考。你們尚未獨立，如何思考？”這話作為長者的規(guī)勸，本無過錯，但為了這一句話，蔣先生成了“群眾運動”的“觀潮派”，說他“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叭罕娺\動”據(jù)說是天然合理的，說三道四就是不能正確對待“群眾”。蔣先生因此受到批判。

蔣孔陽先生所著《文學的基本知識》，是作為“文學概論”課的講義使用的。同類的書，詹安泰的、霍松林的、劉衍文的，一時出了不少，但大體都不出蘇聯(lián)專家畢達哥夫講授的框子。畢達哥夫是國家聘來的蘇聯(lián)專家，在北大辦講習班，各大學都派人去學習。當然，畢達哥夫又是大體沿承蘇聯(lián)季莫菲也夫的《文學原理》。但無論如何，這些內容原本是上面“欽走”的文藝理論樣板。不料到了這時，蘇聯(lián)文藝理論中的一些觀點又因違背了中國官方的最新思想，成了“資產(chǎn)階級學術思想”，蔣孔陽先生也就在劫難逃，成了所謂“典型”，連課堂上一些無關緊要的閑話，譬如說雨中游虹口公園別有一種情趣，讀古詩詞、同古人交朋友不會吵架之類，也成了批判的靶子。

最讓人回想失笑的是，章培恒先生上課時，開言剛說“諸位”二字，即有同學站起來表示反對：“不要諸位諸位咧，叫‘同學’或者‘同志’嘛！”弄得章先生一時不知所措，只好喃喃地說：“那么，好吧，同學們……”

這些事情比之“文革”之際的“打倒”“砸爛”，雖要溫和許多，但在一陣疾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剛剛過去、教師人人心有余悸之時，上課并不是一樁輕松的事情。略有疏忽便可能惹出麻煩。但是，對潘先生的授課，記憶中好像并沒有人提出過什么尖銳的批評。這是他謹慎小心，也說明思慮得周詳細密。

不過，任你如履薄冰，有的人仍舊生來就被打上了不可信任的印記。潘先生能在1956年留校任教，可能是他的幸運，因為那時正是高喊“向科學進軍”的年代。業(yè)務能力的強弱，在是否能夠留校任教的權衡中舉足輕重，而且教授的評價也至關重要。若是晚一兩年，到了“反右”之后，情形就有了很大的改變，“政治標準”一舉壓倒了業(yè)務標準。而所謂“政治標準”，家庭出身之外，便是是否聽黨的話，是否與黨同心同德。這個“黨”，經(jīng)過了“反右”的詮釋，已經(jīng)具體化為黨委、總支、支部的各級負責干部——因為在“反右”前的“鳴放”中，凡是對黨員領導干部（哪怕只是支部書記） 提出過尖銳批評的，幾乎都被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chǎn)階級右派分子”帽子。用這個政治標準衡量，“業(yè)務尖子”就大可懷疑了。加上潘先生的家庭出身似乎有點什么問題，又因為執(zhí)拗的個性，對一些靠“政治正確”吃飯的人也不能曲意逢迎，因此一直被認為是“白專道路”的典型。從1956年到1966年，唯一的一次職稱晉級，按規(guī)定，1956年以前畢業(yè)的助教都可晉升為講師，唯獨潘先生因為“白?！?，未予晉升。今天，不少年輕學人對潘先生當了二十多年助教大惑不解，其實，比潘先生晚一兩年畢業(yè)的，幾乎都當了二十來年助教，因為錯過了那一次晉級，沒過多久就是十年暗無天日的“文革”，挨批挨斗尚無從躲避，哪里還敢奢望晉級！

鉆研業(yè)務是“白?！保墒?，像潘先生這樣背著所謂家庭包袱的人，如果不靠業(yè)務，恐怕就更難立足。幸虧業(yè)務了得，才能因“有用”

而始終留在講壇上。

在那個年代，鉆研業(yè)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學問之道，已經(jīng)有了新的標準。這標準就是要按照一層一層傳達下來的“精神”，不停地更換言語，或憤怒，或歡樂，或謙卑，或感動，以配合當前的政治需要。然而政治是多變的。配合政治需要，弄不好也會碰得鼻青臉腫。譬如，吳晗寫海瑞，原本因為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是為了響應號召，不料后來風頭一變，提倡海瑞精神就變成為彭德懷翻案了。又譬如，毛澤東提倡“不怕鬼”，為了激勵“反帝反修”的斗志，何其芳還奉命搜羅了不少說鬼的故事編成《不怕鬼的故事》刊印出版，毛澤東也贊賞過《聊齋志異》中的狐鬼，似乎談狐說鬼并非不可，但時過境遷，到了“文革”前夕，適應新的需要，寫鬼的新編昆曲《李慧娘》就成了“大毒草”，闡述鬼戲教育作用的文章，也成了反動的“有鬼無害論”了。

再如，說《水滸傳》“好就好在寫了投降”可以，因為是“最高指示”，但若以為“同理可證”，談論孫悟空是“投降派”，壓在五行山下，受了招安，幫著唐僧去打過去自己的兄弟了，只怕又要“罪該萬死”，因為毛詩有“今日歡呼孫大圣”之句。由此可見，配合不易，何況要配合，先得摸清“氣候”，消息靈通，才能得風氣之先。以潘先生的地位與處境，是絕無此種條件的。

潘先生既不肯也不能逢迎時尚，于是選擇了一條在當時似乎還可以獨善其身的道路，避開那些敏感的政治風云，把心力集中到研究文學的藝術特色或藝術辯證法上。這在大躍進高燒稍退之后，曾是不少頭腦冷靜者的共同選擇。記得那時學生中曾有“走姚文元道路還是李希凡道路”的討論。從指導者的意圖來看，希望肯定緊跟政治需要“投入戰(zhàn)斗”的所謂“姚文元道路”。“李希凡道路”則被當作書齋研究的例證。

可是討論的結果，似乎二者都不被認同。姚式的棍子固然讓人生厭，李式的研究套路也令人覺得空泛而無創(chuàng)見，無益于文藝的探索。吸引人的倒是如蘇聯(lián)拉賓《論情節(jié)的典型化與提煉》或王朝聞先生《新藝術創(chuàng)作論》《一以當十》等著作中那些有見地、有材料、又不枯燥乏味的藝術分析。那時開始陸續(xù)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專著、外國文藝理論譯叢，也使人們的視野不為一兩篇《講話》所拘。潘先生好像就是這樣開始寫作他一連串“藝術斷想”的。幾十年后，潘先生曾經(jīng)講到王朝聞的著作對他的影響。當然，他也講到這些“斷想”，不久也因“階級斗爭”的雷聲“轟轟而來”，再也“想”不下去了。

生活在今天的年輕朋友，難于理解潘先生這一代的生存環(huán)境。這實在是一種艱難的生存。要你說的不想說，你想說的不能說，轉彎抹角想尋覓一片安靜的港灣，但遍覓國中，卻無可以避秦的桃源。沒有了自由的思想環(huán)境，也就沒有了自由的學術。潘先生雖然竭力想保持一些獨特的思考，但終于是戴著鐐銬跳舞，怎么也邁不出輕快優(yōu)美的舞步。待到夢魘般的十年過去，他已經(jīng)人過中年。

我的師輩，粗略地分，有兩代人。一代如郭紹虞、劉大杰、朱東潤、張世祿、吳文祺等先生。他們的學術成就，大抵在上個世紀50年代之前。50年代之后，雖然剛到中年，但鮮有更高價值的學術著作問世。另一代，則如蔣孔陽、章培恒、潘旭瀾、吳中杰等先生，50年代風華正茂，但成果寥落，他們的成就倒是在中年之后。也就是說從上個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差不多三十年間，無論老一代還是年輕一代，學術上都成果甚微。這情形在中國人文科學發(fā)展史上是很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學術的發(fā)展，要有良好的環(huán)境，要保證自由的研究。今天，因為痛感“大師”的缺乏，主事者忙于制訂培養(yǎng)大師的計劃。然而我很懷疑“大師”可以按計劃批量生產(chǎn)。如果把心力放到創(chuàng)造一種有利于自由研究的環(huán)境與氛圍，或許比這種一廂情愿的計劃有效得多。

潘旭瀾先生心情稍見舒暢，是最近這二十余年。我們見面不多，但每回見到，總能看到先前少見的笑容。電話里也常常聽到他愉快的笑聲。他執(zhí)教依然，著作甚豐，在現(xiàn)代文學研究之外，也涉足史學，還寫了不少散文、隨筆。我感到了他那種精神解放后的放松，也欽佩他擺脫精神拘系的勇氣。2000年，他的《太平雜說》成書，寄了一冊贈我。讀后很為他高興。如果說當年他開始寫“藝術斷想”還免不了東躲西閃，回避各種暗礁，這三十多篇歷史隨筆，卻已經(jīng)完全不避忌因襲的陳見了。《太平雜說》一時轉載甚多，恐怕也就是看重他那不為成說所拘的理論勇氣。過了沒多久，忽然風聞對此書有了什么“說法”，出版社也遇到不小的壓力，甚至有了不許再印的傳聞。這一類傳聞，并不令人驚奇。人們的思維有一種因襲的慣性。長期依照一種成說思考，聽到了不同的見解，勢必訝為異端，于是“鳴鼓而攻之”，以為是在捍衛(wèi)什么東西的純潔性。其實，思想發(fā)展的歷史證明，沒有所謂“異端”，就沒有思想的進步。馬克思主義一開始也是被當作“異端”的。可惜的是一些自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早已數(shù)典忘祖，失去了歷史的記憶。對于太平軍的歷史評論，應當可以有不同的見解，哪怕截然相反也無須驚愕。歷史，是已經(jīng)逝去的人類活動的痕跡。認識歷史不能靠權勢，也不能靠某個人一錘定音，只有憑借史料的發(fā)掘和潛心的研究，才能得到接近于真理性的認識。學術上的不同觀點，只能靠學術爭鳴來切磋，不能靠權勢來壓服。不同的意見何妨共存?！捌嫖墓残蕾p，疑義相與析”才是學問發(fā)展之道。誰都有權平等地開展學術爭論，但是誰也不應該有權禁止他人思考或發(fā)表獨立的見解。后來，我問潘先生傳聞是否屬實。他在電話中笑道：“不去管它了，沒有人同我談過有什么錯誤。我寫的都有根有據(jù)。我等待公開的批評和爭論，不過不見得會有?！彼孟窳隙四鞘切┲挥胁ド⒘餮缘牟鸥啥鵁o理論爭辯勇氣的家伙。果然，此后沒有什么公開的爭論，直到潘先生去世。究竟傳聞中的“說法”有什么科學依據(jù)或獨到之見，潘先生是永遠無法領教的了。盡管生存仍不輕松，但畢竟可以直著腰桿做自己想做的事說自己想說的話了——只要你不畏懼。

今年清明，到上海福壽園踏訪潘先生的墓地。他安靜地躺在綠水環(huán)抱的樹叢之中。墓碑的正面是他的姓名，墓碑的背面鐫刻著他的著作，長長的，是他的人生。墓碑端莊、儉樸，一如其人。這是一位在艱難的生存中掙扎著從事研究的學人，這是一位一直想保留自己獨立見解終于在生命的最后時期得以實現(xiàn)的學者。他著述頗豐，但都是后期的著作，而最好的青春年華卻沒有留下多少痕跡。如果他少年之時就有別樣的生存環(huán)境，如果不是青壯年時經(jīng)受那樣多的磨難、使他得享高年，他當有更大的成就，留下更多的著作吧。艱難的生存，對于這一代學人，不是一個特例，而是一個時代。

原載《隨筆》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