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詩語”

“詩家語”

宋人《西清詩話》里講過蘇軾夫婦的一個掌故：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明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相召與二歐飲，用是語作《減字木蘭詞》云：“春庭月午，搖落春醪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輕風薄霧，都是少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趙德麟《侯鯖錄》卷四）

蘇軾因為和王安石為首的革新派政見不合，屢遭貶抑，以至被侮以“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身陷“烏臺詩案”。后來支持新政的宋神宗去世，始被召還朝，這段磨難歷時十五年之久。但是入朝后，他仍然持正不阿，一肚皮不合時宜，又受到“新黨”排擠，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六年出知更偏僻的小州潁州（今安徽阜陽市潁州區(qū)；三國時建汝陰郡，《詩話》里依例稱舊名），這一年他已經五十六歲?！逗铛涗洝匪浭谴文暾碌氖?。其中提到的趙德麟，時任州僉判，“二歐”指歐陽季默、叔弼兄弟。這幾位都是蘇軾的下屬和朋友。王夫人見月光明媚，梅花盛開，勸說夫君置酒召飲，顯然意在慰解蘇軾落拓不平的牢愁。蘇軾贊賞王夫人一番話，翻成一闋優(yōu)美的小詞，贊美新春月色，感傷“少年行樂”的不再，聯(lián)想“秋光”的再來，流露出無限悵惘與感慨。

王夫人不是直白地說“月光”，而是用了修飾性的字面“春月色”、“秋月色”，在對比中，這兩個詞語更顯露出濃郁的詩情，讓蘇軾贊賞為“詩家語”，即這是詩的語言，是富有詩情、適用于詩歌寫作的語言。

元代劉祁（1203-1250）又曾說：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欺。故古文不宜蹈襲前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澀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語，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暗于識，多混亂交出，且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歸潛志》卷一二）

這更明確指出寫作體裁不同，要使用不同的語言。作詩要用“詩家語”，這也表明詩的語言是一種特別的語言。當然所謂“不同”、“特別”，不是另一種不同于標準語的語言，而是說詩歌語言應更具修飾性，更富情趣，有其獨色。而這又特別表現(xiàn)在用詞上。

特色是什么？可以看明人李東陽（1447-1516）的一段話：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保ǔ填棥对碌轿嗤┥弦鳌罚┴M不佳？終不似唐人句法?！败饺芈断侣?，楊柳月中疏?！保ㄊ拺U《秋》，見《顏氏家訓》卷上《文章》）有何深意？卻自是詩家語。（《麓堂詩話》）

李東陽是文壇上的“復古”派，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所以他論詩以“唐人（實際是盛唐）句法”為標準。他舉的兩聯(lián)詩都是描寫風物的。前面程顥一聯(lián)只是直敘景物，“到”、“來”是過程的敘述，后面蕭慤的一聯(lián)則描摹出動態(tài)，“落”、“疏”突現(xiàn)出一種情境，這樣的用語顯然更形象，更富情韻，所以被稱贊“是詩家語”。程顥是理學家，理學家寫詩喜歡講道理，詞語往往直白偏枯，下面還將講到。

《西清詩話》里又寫到王安石的例子：

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題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串媺??！鼻G公見之，甚嘆愛，為改作“奏賦長楊罷”，且云：“詩家語如此乃健?！保ê小盾嫦獫O隱叢話》前集卷五二）

王仲至（欽臣）以文名，他的這首詩用了東漢揚雄的典故：揚雄作賦諷諫漢成帝畋獵，但不被重用，王仲至借來抒發(fā)自己的感慨。王安石把第三句里的“罷”字挪到句尾，突出奏“罷”之后內心的不平，而且這一字的調換，讀起來聲調更響亮，所以說“詩家語如此乃健”。這表明，寫詩用語又是要用心推敲、講究技巧，一字馬虎不得的。

漢語的書面語言和口語有十分明顯的區(qū)別，而詩歌寫作在形式上又要遵循一定的格律，內容上要更濃縮、更精練，表達要具有更強烈的感情，還要講究形式美，因此就要調動語言表現(xiàn)的各種手段，如節(jié)奏、音韻、對偶、事典等，其中十分重要、有效的就是用語，特別是經過修飾的、高度凝煉、富于美感的詞語，即上面幾位說的“詩家語”。而且，比起韻律等詩歌形式另外一些因素來，詞語的創(chuàng)造與運用對于發(fā)揮詩的表現(xiàn)力、感染力會起到更大的作用。眾所周知，宗教經典里的偈頌、中醫(yī)的湯頭歌訣有些完全合乎詩的格律，但不是詩，就因為作為“詩”還要有另外的條件，比如要有“詩情”，要深情綿邈，意蘊深厚，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使用具有特色的“詩家語”。

前面劉祁的話，說“文章各有體”，要求不同文體用不同的語言，這個說法不能作絕對的理解。例如南朝梁丘遲的《與陳伯之書》，描寫江南風光，有句曰“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描摹如畫，詩趣盎然，是典型的“詩家語”。丘遲給陳伯之的信是勸說他投降南朝的，在寫這封信的第二年，陳伯之就率領八千部下歸降了。不知道這封描繪江南風光的信起了多大作用。同樣，如唐柳宗元的《永州八記》，工于寫景述情，把永州當時還相當荒僻的山水描摹得如詩如畫，他用了詩的語言。這類作品往往被稱為“散文詩”。即使是寫論文、講道理，如果恰當?shù)厥褂眯蜗?、?yōu)美的“詩家語”，也會增添表達效果。中外著名的思想家、理論家，從《戰(zhàn)國策》里策士們的口舌機辯到梁啟超的政論，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到美國的馬丁路·德金的演說，都是如此。

“理語”

與“詩家語”相對應的，還有一個概念——“理語”。

宋人張商英（1029-1071）有一首詩《題武昌陵竹寺》：

孟宗泣竹筍冬生，豈是青青竹有情。影響主張非別物，人心但莫負幽明。

這是歌頌“二十四孝”里孟宗哭竹事。故事說三國時吳司空孟宗少孤，母老病篤，想吃竹筍羹湯，他到竹林里抱竹而泣，孝感天地，須臾地裂，生筍數(shù)莖，遂做羹奉母，食畢病愈。詩的下聯(lián)所謂“影響”謂感應迅捷，“主張”指籌辦，意思是說孟宗的行為產生如此靈驗，表明人心是不可辜負陰陽兩界的。張商英信佛，號無盡居士，又是理學家，這首詩明孝道，講報應，是典型的“陽儒陰釋”的理學家口吻。宋黃徹《鞏溪詩話》有一則評論說這首詩“語雖淺直，然當于理”，稱贊它合乎倫理。后來類書《說郛》輯錄這部詩話，在這一則前加個小標題：“理語”。錢鍾書在他著名的《宋詩選注》的《序言》里說：“宋詩還有個缺陷，愛講道理，發(fā)議論；道理往往粗淺，議論往往陳舊，也煞費筆墨去發(fā)揮申說?！睆埳逃⑦@首詩可作為典型。錢鍾書所說的宋詩的缺陷，在當時理學家的詩作里表現(xiàn)得特別突出。

說到錢鍾書的《宋詩選注》，還有“今典”可議。這部書當年（1958）出版，頗引起讀書界的轟動。這是個基本從“文學”視野來選詩、評詩、論詩的選本，在當時強調突出政治、“古為今用”、文藝批評“政治標準第一”的環(huán)境下，“不合時宜”是顯然的。出版后果然連續(xù)遭到批判，到“文革”，終于成了販毒典型的大“毒草”。這部書的曲折命運，作為數(shù)十年中國文壇波折跌宕歷史的小插曲，不擬絮說。與本書論題相關的，只擬討論其選篇令人驚異又令人刮目相看的一例：選文天祥詩，卻沒有選《正氣歌》（也沒有選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從中出的《過零丁洋》）。后來楊絳寫回憶錄《我們仨》，還專門提到這件事的“大膽”?！墩龤飧琛窂垞P忠義，謳歌氣節(jié)，一向被當作愛國主義教材，大體選宋詩是必選的。錢先生沒有說明不選的理由，如我這些后知后覺的讀者只能作些揣測。先來看原作。詩前有一篇序，詩人說自己被囚在“北庭”[文天祥在南宋滅亡后，起兵抗爭，于五嶺被俘，后來被押解到大都（今北京）兵馬司囚禁三年，堅拒勸降，終不屈]污下幽暗土室，時當酷暑，惡氣雜出，他說，“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幸而無恙，是殆有養(yǎng)致然爾。然亦安知所養(yǎng)何哉？孟子曰：‘吾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藲庥衅撸ɡ畏坷锼?、土、日、火等七氣），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這直接表明他寫詩是意在抒發(fā)“正氣”的。詩的前八句第一段，算是點明題旨：“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事樊斍逡?，含和吐明庭?！边@是述說浩然正氣充斥宇宙，流行終古，不可磨滅。接下來列舉歷史上體現(xiàn)“正氣”、“時窮節(jié)乃見，一一垂丹青”的人物典型，從春秋時期不畏誅殺、前仆后繼、秉筆直書權奸崔杼弒君的齊國太史三兄弟，到中唐段秀實以笏謀刺叛逆稱帝的藩帥朱泚，包括漢張良、三國時諸葛亮等共十二位，以排比手法，概括出之。最后一大段三十二句，就這些人事跡體現(xiàn)的浩然正氣加以發(fā)揮：“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边M而抒寫自己力屈被俘，囚在“陰房”“沮洳場”，但“顧此耿耿在，仰視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這樣，這首詩議論侃侃，氣勢軒昂，演繹蓄養(yǎng)“浩然之氣”的道理，抒發(fā)自己追慕前修的志愿，表白至死不屈的決心。這樣的內容當然是有“教育意義”的。不過仔細尋繹，這首詩寫法上顯然有宋詩“愛講道理，發(fā)議論”的“缺陷”。就是說，從藝術表現(xiàn)角度說，這首詩以議論勝，卻缺乏詩歌應有的意蘊、情趣。它絕對是一篇卓越的議論文字，卻很難說是一首好詩。其缺陷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就在少“詩語”而多“理語”。這樣解釋錢鍾書為什么不選《正氣歌》，或許雖不中亦不遠了。

如上所說，就思想意義說，《正氣歌》是值得稱道的好詩。對比起來，另一些“理語”入詩的作品則甚至難以當作詩來看待了。典型的如五代馮道（882-954）的幾篇。這個人行無持操，歷仕四朝（后唐、后晉、后漢、后周），三為中書，自名“長樂老”，是歷史上改朝換代著名的“不倒翁”。他的詩，有人評論說“雖淺近而多諳理”（《青箱雜記》記吳處厚語），但所述的“理”卻庸俗凡近，讓人不堪卒讀。鄭方坤《五代詩話》記載：“世譏馮瀛王道依阿詭隨，不能死節(jié)，王荊公雅愛道，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行其所作，詩雖淺近而多理語，詩云：‘窮達皆有命，何須發(fā)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蓖醢彩癁槭裁聪矚g馮道，不必深究，但如這首詩，宣揚安貧樂道，迷信天道，其中“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一聯(lián)，王士禎說是“惡詩相傳，流為里諺”（《香祖筆記》卷九）。他的詩另如“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偶作》）之類，浮濫庸腐，可作濫用“理語”的惡例。

話說回來，寫詩也不是不可講道理，“理語”也不是不可用。還是王士禎說的：“予謂理語、經語，最不易下。坡公寫杜詩至‘致遠恐終泥’，停筆謂學人云：‘此句不足為法。’”（《池北偶談》卷一一）這里批評杜甫《解憂》詩，其中有句曰：“飛櫓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薄墩撜Z·子張》記載子夏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這是說不要行小道，攻異端，否則泥難不通，達不到遠大目標。杜甫用其字面意思，是說激流行舟時刻有顛沒的危險，應仔細考慮安危。蘇軾對杜詩這一句用典持否定態(tài)度，是否有道理姑置不論，但作詩善用“理語”則確是杜詩的一個特點，是他對于詩歌語言技巧的開拓，是造成他的詩風千匯萬狀、博大精深的一個因素。例如他的長篇敘事詩《奉先詠懷》開頭幾句“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云云，表白自己的志愿的正大與理想的高遠，夾敘夾議，就是多入“理語”的；他的詠諸葛亮的名作《蜀相》，所謂“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寓感慨于評論，成為對這位歷史人物命運功過的千古定評。后來宋詩多說理，宋人欣賞杜甫，杜甫善用“理語”給予相當大的影響。所以，寫詩，理語不是絕不可用，關鍵看是否用得其所，用得是否必要、得當而已。

回過頭再來說文天祥，他確實是中國歷史上以愛國精神彪炳千古的英雄人物，他在長年囚系的非人環(huán)境中，面對蒙古酋帥的威脅利誘，寫出《正氣歌》，慷慨陳詞，正氣凜然，令人景仰、感動；不過如果就詩論詩，就藝術表現(xiàn)說，應當承認，他的說理比起杜甫來則確乎大有差距了。

詞藻

但無論怎么說，寫詩，做到當行本色，還是得多用“詩家語”。錢鍾書選宋詩，“押韻的文件不選，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不選，大模大樣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把前人的詞意改頭換面而絕無增進的舊貨充新也不選……”，他舉出的幾個不選的理由，大都和使用詞語即所謂“詞藻”相關系。

“詞藻”，即修飾性的字面、藻繪的詞語。語言作為交流工具，按其基本功能說，“達意”即可。但文學是語言藝術，因而對語言運用提出更高要求；文學創(chuàng)作注重形象的描繪、情感的抒發(fā)，就要使用新穎、豐富、形象生動、富于美感的詞語，即“詞藻”。漢語是歷史悠久、使用人口眾多的語言，長期發(fā)展中積累起數(shù)量極其龐大的詞藻，而且在不斷地創(chuàng)造、補充新的詞藻。這是值得驕傲的文化資源，給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卓越、有效的表達工具。

談詞藻，不能不注意到辭賦，特別是漢賦。大量羅列詞藻是漢賦表現(xiàn)上的一大特征。左思（250？-305）批評漢代大賦，說過這樣一段話：

（司馬）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蔥；班固賦《西都》，而嘆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贾荆瑒t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為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征……（《三都賦序》）

這是批評漢賦排比聲韻、羅列詞藻、多出虛飾的。劉勰也曾指出：“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及揚雄《甘泉》，酌其余波，語瑰奇，則假珍于玉樹；言峻極，則顛墜于鬼神?！保ā段男牡颀垺た滹棥罚┻@也是指出司馬相如、揚雄賦里描寫珍禽異獸、奇樹異草等等，極盡“夸飾”而內容空洞，因而給予“詭濫”的批評。對于漢賦，可以做各種評價。其表現(xiàn)上羅列排比，講究藻飾，確有偽濫之弊。不過就其對于詞藻的創(chuàng)新和運用說，又確乎有所貢獻。

接續(xù)漢代的魏晉是魯迅所說“文學的自覺”時期。文學觀念的進步，也表現(xiàn)在對于藝術形式的追求，其中重要一點就是重視語言的修飾，包括運用詞藻。這是漢語發(fā)展史和中國文學史上承續(xù)漢賦又一個大量創(chuàng)造、積累詞藻的時期。晉陸機（261-303）作《文賦》，當時觀念上是以“有韻為文”的，開頭一段概說寫作之道，就提出“嘉麗藻之彬彬”；后來劉勰論文，也強調“綺麗以艷說，藻飾以辯雕”；蕭繹（508-554）在《金樓子·立言》篇更主張“至如文者，維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這里所謂“綺縠紛披”講的就是詞藻的豐富多彩。這一時期的文壇風氣整體上的雕繡藻繪，萎靡華艷，歷來多受譏評，但在藝術技巧上有兩方面是成績卓著的，一是聲韻規(guī)律的發(fā)明和總結，再是創(chuàng)造、積累大量富于表現(xiàn)力的詞藻。這兩方面，都為唐宋文學的繁榮作了準備，打下了基礎。

詞語的新穎、華美，乃是強化作品表現(xiàn)力和感染力的重要手段，是藝術技巧的重要標志。漢語歷史悠久，大量富于內涵、形式優(yōu)美的詞藻可供詩歌創(chuàng)作使用；富有才情的詩人們又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詞藻，增強作品的感染力，也豐富了文學語言的寶庫。

詞語的創(chuàng)新，“詞藻”的運用，可以舉一個例子：“紅雨”。從字面理解，“紅雨”，紅色的雨，是表氣候現(xiàn)象的詞。但在李賀詩里，“桃花亂落如紅雨”（《將進酒》），“紅雨”作為修飾性字面，則是描繪桃花繽紛墜落的詞藻了。聽外國一位漢學家講翻譯中國詩歌之難，說有時候完全傳達不出原來的詩意，就曾舉這個例子：翻譯成英語的red rain，怎么也不能讓人聯(lián)想到“桃花亂落”的意象。與李賀同時的劉禹錫有詩《百舌吟》，有句曰“花樹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則又用“紅雨”來形容一般的落花。這樣，“紅雨”作為詞藻，被創(chuàng)造出來，在兩個意義上被后來的詩人們頻繁使用：一是專門指桃花，一是泛指落花。前者的例子，如蘇軾“凈眼見桃花，紛紛墮紅雨”（《次韻表兄程正輔江行見桃花》），王安石“酒酣弄筆起春風，便恐漂零作紅雨”（《純甫出僧惠崇畫要予作詩》），陸游“舟行十里畫屏上，身在西山紅雨中”（《連日至梅仙塢及花涇觀桃花抵暮乃歸》），厲鶚“紅雨尋歸路，青山著小齋”（《樊榭山房集續(xù)集》五《三月六日顧丈月田招同人鳳皇山看桃花至包家山分韻二首》之二），等等。泛指落花的，如黃庭堅“心在青云故人處，身行紅雨亂花間”（《道中寄景珍兼簡庾元鎮(zhèn)》），楊萬里“日落碧簪外，人行紅雨中”（《春日六絕》之五），陸游“墮空花片紛紅雨，遍地苔痕長綠錢”（《新辟小園》），等等。如果在電腦上檢索，還會發(fā)現(xiàn)更多例子?！凹t雨”就這樣成了一個形態(tài)穩(wěn)定、具有美感的修飾性字面——詞藻。而如果翻檢類書《冊府元龜》（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給寫詩的人提供“詞藻”）或辭書《漢語大詞典》，會看到許多“雨”字結尾的詞，其中大部分是修飾性的，如“春雨”、“秋雨”、“朝雨”、“暮雨”、“殘雨”、“珠雨”、“杏花雨”、“梨花雨”等等，都和“紅雨”一樣，乃是富于裝飾性、具有一定美感、適于寫詩的詞藻。本書第一節(jié)《說“識字”》，引述魯迅《人生識字糊涂始》一文里談到“書本子上的詞匯”，如“崚嶒”、“巉巖”、“幽婉”、“玲瓏”、“蹣跚”、“囁嚅”等等，也都是這樣的詞藻。

詞藻不一定是華艷的。杜甫名作《望岳》的前兩句：“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逼渲芯哂袑嵙x的詞三個：“岱宗”、“齊魯”、“青”。前面兩個是古舊的詞語，也是“詞藻”。杜甫使用的時候，利用了它們歷史積累的內涵?！搬纷凇奔刺┥?，這個詞早在《尚書》里已經用了，在長期發(fā)展中，又逐漸增添起更豐富的意義：它是中國歷史上的名山，“五岳”之首；它是歷代王朝封禪之地，而封禪是祭祀天地的大典；它又是宗教圣地；傳說中它是死后靈魂聚居之處，泰山神是陰界的總管，等等?！褒R魯”本是地名，而這本是指當年孔孟弦歌之地，歷代相傳的禮儀之邦；《論語·雍也》記載孔子曾說：“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卑套ⅲ骸把札R魯有太公、周公之余化，太公大賢，周公圣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薄褒R魯之政”、“齊魯之風”、“齊魯禮義之鄉(xiāng)”從而成為道德、政治的理想?！扒唷弊直臼瞧胀ǖ谋砩实脑~，詩里描繪蔓延在氣勢雄偉的泰山和齊魯大地上的一片“青蔥”，蒼茫邊際。這樣，兩句詩，十個字，不只寫出在蒼茫大地上巍峨高山的壯觀，又讓人聯(lián)想到豐富的文化內涵，透露出濃厚的歷史感。這就為下面抒發(fā)“望岳”的感受作了內容深厚的鋪墊。創(chuàng)造這樣的意境，“岱宗”、“齊魯”等幾個詞語起了很大作用。

這樣，總起來看，作為“詩家語”的“詞藻”有這樣一些特征：

是書面語，在口語里很少用或不用；

是富文采的，是所謂“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陸機《文賦》）、體現(xiàn)“文辭之變”（《文心雕龍·情采》）的；

它們詞義往往是多義的，使用時詞性往往可以變化，這就給運用提供了變化空間；

它們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

講究形式美，例如構成詞語的字形是同樣偏旁的形聲字，語音是雙聲、疊韻的，等等；

更重要的一點是，語言中的“詞”本來是概念的外殼，而概念的內涵、外延應當是清晰的，但是詞藻的使用卻并不必遵循思維和語言的這種邏輯。詞藻重在創(chuàng)造形象，予人美感，多方面發(fā)揮聯(lián)想、象征、比喻等功能、給讀者留下想象的空間。

以上這些特點，是“詩家語”所要求的，是和作為一般交際工具的語言的“詞語”不同的。在詩歌創(chuàng)作里，詩人把詞藻進行巧妙地搭配、組合，又著意創(chuàng)造新的詞藻。當然如上所說，詞藻只是表現(xiàn)手段，好詩終歸還需要真情實感的抒寫、流露。

意象

寫詩如果只追求用語表面的華麗新異，內容空洞乃至虛偽，就流入所謂“玩弄詞藻”的惡習。這是前面已提到的漢代辭賦和六朝一些詩文讓人詬病的原因。例如上引左思《三都賦序》批評的張衡（78-139）的《西京賦》，寫西京上林苑里“木則樅栝棕柟，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云云，昆明池“中則有黿鼉巨鱉，鳣鯉鲖，鮪鯢鲿鯊，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鹔鹴鴰鴇，鵝鴻鹍”云云，羅列奇文異字，如抄寫字書，缺乏內含，更談不到“詩意”了。這樣，與詩的運用“詞藻”相關聯(lián)，還有另一個概念——“意象”。

“意象”，謂富于形象的寓意。詞語表達一定的“意象”，才算是好的詞藻，才適合用在詩里。這也是“詩家語”應當達到的境界。漢語在長期發(fā)展中，特別是歷代文人創(chuàng)作，給一個個詞語在其本來義之上不斷疊加新的內涵，它們表達的意象從而不斷得以擴充。寫詩，選擇、運用富于意象的詞藻是語言運用的技巧。中國詩歌的文化意蘊豐厚也體現(xiàn)在這里。

掌握豐富的，意象生動、深厚的詞藻是寫出好詩的必要條件。這要有一定的文化素養(yǎng)為基礎。同樣，讀詩，善察詩意，有能力欣賞、認識、體會作品提供的一個個意象，也需要一定學識的積累。

鐘嶸的《詩品》頗有“反潮流”精神，在當時詩壇華艷雕琢之風盛行的形勢下，提倡自然真美，反對使典用事，他在序言中說：

至乎吟詠性情，亦何貴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徐幹《室思詩》），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曹植《雜詩》），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謝靈運《歲暮詩》），詎出經、史。（《詩品序》）

他舉出的幾聯(lián)詩，確實都是好詩，又確實沒有使典“用事”，自然清新，明白如話?？墒菑膰栏褚饬x說，這些詩句又不能說是全然“直尋”的。它們所用的一些詞語已包含歷代文人創(chuàng)作長期積累的豐富的內涵，即包含具有一定思想內容和感情色彩的意象。詩人使用這些意象，也就能夠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得更深切、更動人。下面略作說明。

詩歌里使用“流水”一詞，往往已不是“流動的水”的意思?！墩撜Z》里有孔子著名的話：“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是借用流水表達時光流逝的感慨、自強不息的意愿?！睹献印防镎f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保ā睹献印けM心上》）這則是以“流水”比喻人的修養(yǎng)。而《詩經·沔水》有句曰“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是形容河水充沛、浩大，長流不息的氣勢。這樣，早自先秦時期，“流水”形成的意象，已包含兩個基本義：一是河水湯湯，長流不息；一是隱喻對于人生的看法。后世詩人寫詩，使用“流水”一詞，往往利用這些聯(lián)想。如屈原《湘君》：“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保ā冻o》卷二《九歌》）；《哀郢》：“望北山而流涕，臨流水而太息?！保ā冻o》卷四《九章》）；陸機《贈弟士龍》：“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指途悲有余，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峙岳?？犊叛愿校腔簿忧橛?。安得攜手俱，契闊成服?！保ā蛾懯亢馕募肪砦澹┑鹊?。徐幹的“思君如流水”同樣利用了上述古人的意象。后來李白懷念杜甫的“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李后主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則與徐幹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化用“流水”意象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