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部戲曲研究
主持人語
苗懷明
具有現(xiàn)代學術(shù)意義的中國戲曲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回顧一個多世紀的研究歷程，雖然經(jīng)眾多研究者的努力，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比如研究格局就存在較為嚴重的不平衡問題，研究者多重視雜劇、傳奇等雅部戲曲的研究，對以地方戲為代表的花部戲曲則關(guān)注不夠，現(xiàn)代戲曲研究的開創(chuàng)者王國維、吳梅等人就是如此。因此戲曲研究的持續(xù)深入進行，需要拓展新的學術(shù)領(lǐng)域、鞏固薄弱環(huán)節(jié)，比如對花部戲曲的研究。近些年來，情況有所改變，但仍有很大的學術(shù)空間。
收在本專欄的三篇文章都是談這一問題的，意在提倡對花部戲曲的關(guān)注和研究，其中兩篇談秦腔，一篇談聲腔與劇種的關(guān)系，多關(guān)注基本的文獻問題，希望更多的朋友關(guān)注這一話題。
陜西省藝術(shù)研究院藏中路秦腔口述劇本著錄與研究
趙莎莎
摘 要：陜西省藝術(shù)研究院藏中路秦腔劇本包括清、民國至1949年后的木刻本、石印本、手抄本、口述本、抄錄本等多種形態(tài)，總數(shù)在1360冊，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研究意義。其中的口述本多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陜西省傳統(tǒng)劇目工作室與之后的陜西省劇目工作室根據(jù)健在的秦腔老藝人口述進行的記錄整理，留存了豐富的秦腔民間演劇形態(tài)信息；其間的審查意見對于了解1949年以來官方文化政策對傳統(tǒng)戲曲的評判標準有著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本文即是在這批口述本整理著錄基礎(chǔ)上進行的對劇本概貌、劇本特征的初步研究，以及研究存疑的探討。
關(guān)鍵詞：陜西省藝術(shù)研究院；中路秦腔；口述本
一、口述本考述
（一）背景介紹
1950年5月5日，中央政務(wù)院頒布了《關(guān)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簡稱“五五”指示），全國各省市以“改戲、改人、改制”為中心的戲曲改革工作拉開帷幕。在陜西，最早由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對流行于西北地區(qū)的戲曲情況進行了調(diào)查摸底，形成了《西北戲曲改進工作報告》，并將調(diào)查所得的戲曲資料進行多次展覽，其中就有民間搜集的秦腔劇本。為專門配合“改戲”，1950年5月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成立戲曲改進處，特邀碗碗腔藝人杜升初（藝名一桿旗）口述劇本30多本，抄錄保存。這是目前史料記載由官方組織的首次口述本整理工作。
其時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政府機構(gòu)調(diào)整頻繁。隨后，先后有西北戲曲流行劇目修審委員會、陜西省戲曲修審委員會、陜西省傳統(tǒng)劇目工作室、陜西省劇目工作室等部門進行過民間劇本的搜集整理工作。至1962年底，全省共挖掘抄存?zhèn)鹘y(tǒng)劇目8700多個，編輯出版《傳統(tǒng)劇目說明》一冊。從1953年至1963年，共整理出版秦腔、同州梆子、漢調(diào)桄桄等14個劇種的《陜西傳統(tǒng)劇目匯編》共70集，囊括劇目640種。“改戲”工作至此達到巔峰。
隨后的“文革”，被誣為“牛鬼蛇神批發(fā)部”的劇目工作室受到巨大沖擊，1969年底被撤銷，1978年底才重新恢復。這期間，已經(jīng)編輯出版的70集《陜西傳統(tǒng)劇目匯編》大部分以“四舊毒草”之名被銷毀。陜西省戲曲劇院資料室大批珍貴的戲劇資料、手抄劇本被作為廢品處理，傳統(tǒng)劇目的整理工作不僅停滯，更是受到了重創(chuàng)。
1982年，陜西省劇目工作室改建為陜西省藝術(shù)研究所（后又于2017年3月26日正式更名為陜西省藝術(shù)研究院，下文簡稱“藝研院”），幸免于“文革”毀壞的戲曲劇本按不同劇種被分類、整理、登記，并編號造冊。留存下來的秦腔劇本總共三千多冊。這批歷經(jīng)了半個多世紀風霜幸存至今的劇本，具有寶貴的史料價值。其中，清代刻本和抄本有助于我們了解早期秦腔的表演形式、審美風貌；民國易俗社秦腔改良運動時期大量涌現(xiàn)的新創(chuàng)劇目及改編劇目，則對此后秦腔形態(tài)的變遷影響重大，其文獻價值不容忽視；而20世紀50年代的口述本和抄錄本既保留了許多未經(jīng)刊行的劇本，具有文人創(chuàng)作劇本和固定刊行本所不具備的文化信息，同時展示了特定時代特有的戲劇政策和研究思路。
雖然之前已有《陜西傳統(tǒng)劇目說明》、《秦腔劇目初考》等論著對這批劇本進行整理與介紹，但立足于戲曲文獻學基礎(chǔ)之上，科學系統(tǒng)的整理、著錄和研究卻是相當欠缺的。
對這批藝研院保存的秦腔劇本的著錄研究將是一項長期工作。第一步我們選擇從中路秦腔入手。據(jù)陜西省藝術(shù)研究院藏中路秦腔劇本目錄統(tǒng)計，藝研院現(xiàn)存中路秦腔劇本1360種，分為木刻本、石印本、鉛印本、原抄本、抄錄本與口述本六大類型。其中口述本的數(shù)目非常少，僅54本，共51個劇目。其中《善士亭》和《王有道賠情》為老藝人馬登新口述，為本戲《善士亭》中的著名折戲，故錄在同一本上（原編號715）。謝大中口述本戲《游蘇州》與段育民口述本戲《訪蘇州》，為同一劇目。謝大中口述本戲《陰陽筆》有兩本，情節(jié)有差異，但仍為同一劇目。
本文即是對這批口述本整理、著錄情況的介紹以及初步的研究。
（二）品相及字跡
這批口述本除《揀女婿》（原編號229）與《打青?！罚ㄔ幪?40）因保存不當，缺失后半部分，其他皆品相完整。另有《界山口》（原編號216）的口述人因事外出數(shù)周，口述終止；《雙逼宮》（原編號226）封面附紙條注明“殘缺不全，不能選用”。
從字跡上看，除《龍門山》（別名《黃金誥》）為藝人成秀自述，藍色鋼筆手寫，字跡潦草，排版凌亂，部分內(nèi)容難以辨認外；其他的53本全部是由老藝人口述，專門的記錄人進行文字記錄和整理的，字跡工整，版面清晰。
（三）口述本存目
這批口述本，按口述人分類，存目如下：
1．馬登新口述，胡保善記錄（共6本）
《李逵得斧》：折戲，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不明；
《金鐘記》（訪兗州）：本戲二十一場，口述時間1958年7月12日，原編號532；
《楊月珍點燈》王石真校勘：本戲十七場，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583；
《善士亭》（別名《孟氏踹泥》、《吵家》）：折戲，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715；
《王友道賠情》：折戲，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715；
《鍘曹國舅》：本戲十七場，口述時間××年8月14日，原編號937。
2．華縣人民劇團郭建民口述，王旭記錄（共5本）
《湯懷自刎》：折戲，口述時間1957年7月10日，原編號不明；
《界山口》［別名《淮都關(guān)》、《收子都》（殘本）］：折戲，口述時間1957年7月7日，原編號216；
《羅成修書》：折戲，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530；
《截江救主》：折戲，口述時間1957年7月5日，原編號725；
《六郎搬骨》（別名《南北會》）：折戲，口述時間1957年7月15日，原編號783。
3．劉興漢口述，張芾軒、趙卓儒記錄（共6本）
《伐子都》：本戲九場，口述時間1961年5月19日，原編號62-4；
《大戰(zhàn)青草坡》（別名《蕭夫人登臺笑客》、《四國伐齊》）：本戲十四場，口述時間1961年5月22日，原編號290；
《戰(zhàn)宛城》：本戲十三場，口述時間1961年5月13日，原編號921；
《揀女婿》（殘本）：本戲七場，口述時間1961年2月，原編號229；
《血手拍門》（別名《王桂英祭椿》、《黃鶯計》）：本戲十二場，口述時間1961年2月，原編號517；
《楊業(yè)招親》（別名《孫楊爭親》、《七星廟》）：本戲十三場，口述時間1961年2月3日，原編號1158。
前3本由張芾軒記錄，后3本由趙卓儒記錄。
4．省戲曲劇院秦腔演員口述本（3本）
《取都城》（別名《金雁橋》）劉易平口述，劉寶印記錄：折戲，口述時間1961年10月4日，原編號122；
《柳家坡》楊金鳳、劉易平口述，汪仲秦記錄：折戲，口述時間1961年10月18日，原編號754；
《賣酒》楊金鳳、劉亙天口述，汪仲秦記錄：折戲，口述時間1961年10月23日，原編號915。
5．謝大中口述，趙杰臣記錄（5本）
《游蘇州》：本戲十三場，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172；
《十八扯》：折戲，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456；
《李剛打朝》：本戲三場，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526；
《陰陽筆》（別名《二度梅》）：本戲十場，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1009；
《陰陽筆》（別名《二度梅》）：本戲十場，口述時間1957年1月2日，原編號1010。
6．顏春苓口述，記錄人不詳（3本）
《雙逼宮》（殘本）：折戲，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226；
《表八杰》：折戲，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391；
《長坂坡》：折戲，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534。
7．楊福民口述，暢民權(quán)、郭星軒記錄（5本）
《蘇武廟》：折戲，口述時間1956年4月13日，原編號166；
《炮烙柱》：本戲九回，口述時間1956年4月23日，原編號189；
《漢陽院》：折戲，口述時間1956年4月13日，原編號533；
《雙背鞭》：折戲，口述時間1956年4月13日，原編號749；
《出棠邑》（別名《過昭關(guān)》、《伍員逃國》）原名《拆書》全本：本戲六回，口述時間1956年4月3日，原編號775。
除《雙背鞭》由郭星軒記錄外，其他4本均由暢民權(quán)記錄。
8．謝致遠口述，王新吾記錄（2本）
《墩臺擋將》：本戲十六場，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570；
《盜宗卷》（別名《淮河營》）：本戲十七場，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742；
9．王斌口述，張仲一、張正剛記錄（9本）
《陳白玉放糧》（別名《狀元譜》）：本戲、折戲不詳，口述時間1957年7月，原編號133；
《困土山》：本戲場目不詳，口述時間1957年7月，原編號174；
《打青牛》［別名《打海潮》、《蛇蝎洞》、《王剪（應(yīng)為“王翦”筆誤）二下山》，殘本］：本戲場目不詳，口述時間1957年7月，原編號540；
《繡龍袍》（別名《鍘八王》）：本戲、折戲不詳，口述時間1957年7月，原編號920；
《牧羊卷》（后部）：本戲場目不詳，口述時間1957年7月，原編號921；
《百花詩》（別名《連童子火化館驛》、《郭子儀領(lǐng)兵征西》、《陸瑞英攢柜》）：本戲場目不詳，口述時間1957年8月，原編號371；
《紫霞宮》：本戲場目不詳，口述時間1957年8月，原編號431；
《鵬鷹山》（別名《衡門義》）：本戲場目不詳，口述時間1957年8月，原編號439；
《追風駒》（別名《九昆山》）：本戲場目不詳，口述時間1957年8月，原編號524。
前5本由張仲一記錄，后4本由張正剛記錄。
10．其他藝人口述（10本）
瞿延富口述《孝廉卷》（別名《秦瑞林不認前妻》），王新吾記錄：本戲十二場，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171；
魏天才口述《訪江南》，朱元學記錄：本戲場目不詳，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243；
段育民口述《訪蘇州》，馮正怪記錄：本戲十五場，口述時間1957年12月29日，原編號403；
高正保口述《湘江會》，記錄人不詳：本戲、折戲不詳，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436；
魏正風口述《考文》，記錄人不詳：折戲，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502；
白寅兒口述《鐵弓緣》，記錄人不詳：本戲十場，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828；
成秀自述《龍門山》（別名《黃金誥》）：本戲十六場，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919；
李艾琴口述《三娘教子》，記錄人不詳：折戲，口述時間不詳，原編號932；
王敏口述《孫臏坐洞》，記錄人不詳：本戲七場，后改為五場，原第五場結(jié)尾說明：“少百花落一段”，口述時間1955年3月24日，原編號1029；
秦鴻德口述《審石龍》，記錄人不詳：折戲，口述時間1961年10月11日，原編號1104。
二、劇本特征
通過對這批口述本的觀察比對，其特征如下：
（一）表演特征明顯
絕大多數(shù)口述本正文有科介與唱腔提示，這些是舞臺表演必不可少的元素。一般供案頭閱讀的劇本類型，如石印本、木刻本，往往會省去這些不影響劇本文學性的部分。但對于秦腔演員來說，這些舞臺提示是非常重要的，是表演得以順利進行甚至世代相傳的保證。對于演員們來說，不僅要熟記唱詞與念白，唱腔、動作、表情都必須諳熟于胸，達到抬手就演、張口就唱的程度，才算真正拿下了一出戲。這些口述本中的表演元素，為我們呈現(xiàn)了秦腔作為舞臺藝術(shù)的重要特征。
同時，少數(shù)劇本還附有穿關(guān)——演員腳色服飾和攜帶器物的提示。例如郭建民口述本《羅成修書》和《六郎搬骨》，部分人物有詳細的穿關(guān)標識，羅成標注“掛劍、提槍、白鎧義袍、帶梢子”；楊六郎標注“髯生、穿龍箭、帶稍子、勒紅彩綢帶肘”；楊四郎標注“正生、將元頭、插翎子、綠莾（應(yīng)為蟒）、提馬鞭”。再有王斌口述本《百花詩》有簡單裝扮提示，如“陸言上、漁翁裝白胡子”，“王遠上、三花臉帶髭”。這部分信息對研究秦腔的服飾文化有參考價值。只可惜這樣的信息太少，可能當時的記錄整理者們并未充分意識到其重要性，有所忽略。
（二）錯訛之處甚多
與《秦腔劇目初考》對照，這批口述本中的人物姓名多有同音不同字的現(xiàn)象發(fā)生，如魏天才口述本《訪江南》和初考中的《游江南》對比，富成龍與傅成龍、張均祺與張君琪、張寶兒與張保兒，應(yīng)為同一人。瞿延富口述本《孝廉卷》與《忠孝圖》為同一本，其中秦歲林應(yīng)為秦瑞麟，薛孝廉應(yīng)為薛孝蓮。王斌口述本《陳白玉放糧》和《陳碧玉放糧》應(yīng)為同一本，陳白玉即陳碧玉，春梅即臘梅。馬登新口述本《王友道賠情》中的王友道即《善士亭》中的王有道。
此外，還有不少歷史人物的姓名被誤寫。郭建民口述本《界山口》應(yīng)為《少逼宮》本戲中的一折，但人名多有錯訛，如姬寤生誤作吉吾生，劇文中又誤作吉武生；潁考叔誤為殷考叔。成秀自述的《龍門山》中，秦穆公誤作秦木公。作為歷史人物，這樣的錯訛在劇作家那里是不應(yīng)該也不可能發(fā)生的，但作為老藝人口述或自述本，他們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學戲的方式是師徒之間的心口相傳，這樣的錯誤在所難免。同時，因為是口述聽抄，是否為抄錄人書寫錯誤也未可知。
（三）劇目重名現(xiàn)象嚴重
這批口述本一本數(shù)名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即同一本戲，有數(shù)個別名；而數(shù)本一名的狀況同樣也很多，主要存在于本戲中的某一經(jīng)典折戲，有時就沿用了全本的劇名，如楊金鳳、劉亙天口述折戲《柳家坡》，全本名也是此；還有一些折戲，與本戲的別名相同，如郭建民口述折戲《界山口》，別名《淮都關(guān)》、《收子都》，與全本戲《少逼宮》的別名重復；《羅成修書》既是本戲《淤泥河》的別名，也是折戲名。劇名的高度相似與重復，給劇目的認定帶來難度。
這里還有一類重名問題更令人眼花。顏春苓口述的折戲《表八杰》源于本戲《鄱陽湖》，此本戲中有一經(jīng)典折戲《墩臺擋將》；而謝致遠口述的《墩臺擋將》卻為本戲，別名《江東橋》，與《鄱陽湖》中的《墩臺擋將》不是同一個劇目。兩者一為折戲一為本戲，連長度都是不一樣的。這使我們對劇目的認知造成了混亂。
至于為什么口述本會存在這么多重名，究其根源，除了在流播過程中民間對傳統(tǒng)劇目各稱其名、隨意隨性、難以統(tǒng)一的因素之外，還根源于它們所代表的是民間演劇形態(tài)。舊時民間演戲，“出戲必須講究，慎重安排，根據(jù)事情靈活變化。如可將《三娘教子》改稱《機房訓蒙》；《斬秦英》可改稱《乾坤帶》……唱廟會必先得唱三折神戲，然后再唱別的，但也不能唱《打神告廟》、《殺廟》等言辭不恭的戲；喪事白事不能唱歡快耍笑的艷戲和耍戲；賀壽不能唱殺斬、打咒的不吉利戲等等，否則，稍不留意，即會招來禍殃，造成事端”。正是因為民間演劇有如此多的講究，為了規(guī)避某些字眼，在不同的場合演出同一出戲，可能就會采用不同的劇名，以圖口彩，這也是造成劇名紛繁混亂的一大原由。
（四）口述人多為民間藝人
這批口述本，共有21位秦腔藝人參與口述，其中年邁者不在少數(shù)，如家住臨潼斜口朝峪馬家村的老藝人馬登新、天水養(yǎng)豬場的劉興漢、西安市長安區(qū)東原炮里鄉(xiāng)東嶺村的皮影藝人謝大中、興平縣西吳鄉(xiāng)的老藝人王斌等。根據(jù)登記表等信息可知，他們應(yīng)為年事已高、回鄉(xiāng)養(yǎng)老的藝人。例如王斌口述本的劇本登記表明確備注“口述者系本縣老藝人王斌，現(xiàn)令（齡）七八十”。這批老藝人，年輕時入班學藝，奔波于鄉(xiāng)野，積累了豐富的演出經(jīng)驗，戲文唱詞爛熟于胸，他們的口述本保留了豐富生動的傳統(tǒng)秦腔特征。
還有一部分正當壯年的秦腔演員，因為戲改的緣故，進入新的戲劇團體，如華縣人民劇團的郭建民，陜西省戲曲劇院的劉易平、楊金鳳，鳳翔縣人民劇團段育民等。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他們同樣是拜師學藝、搭班結(jié)社的民間藝人，有四處游歷的演出經(jīng)驗，在實踐中磨煉和積累著表演技藝，其中不乏秦腔名角。
例如劉易平，原名劉裕秦，是秦鐘社的學員，之后為新聲社的須生名角，他主演的《轅門斬子》名震秦隴。他還曾赴渭南地區(qū)朝邑縣，搭班于覺民社。段育民，原為風易社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10月王景民、程東遠主持下于戶縣秦鎮(zhèn)招收的第一批50名學員中的一人。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社中的中路秦腔演員大都回家，致中路秦腔班解散，剩余演員歸入西路秦腔班，更名移風社，主要活動于鳳翔及周圍鄰縣，1949年由新政府接管，在此基礎(chǔ)上成立了鳳翔縣群眾劇團，也就是鳳翔縣人民劇團的前身。段育民應(yīng)一直在此劇團工作。
其他諸如高正保、魏正風，都是西安正俗學社培養(yǎng)的演員；顏春苓原本為榛苓社出科的生角，隨后加入由易俗社名丑蘇牖民任社長的牖民社，是該社有名的小生。后來他又到過寶雞，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在由扶風縣紳士溫玉珊創(chuàng)辦的扶風劇社搭班演戲，并曾做過該社的領(lǐng)班人。
從這些藝人的搭班經(jīng)歷不難看出其時秦腔繁盛蓬勃的發(fā)展態(tài)勢。秦地的歷史底蘊、民風民俗、地域性格，就隨著這些藝人的傳唱而流播，積淀在秦人的血脈中，滋養(yǎng)一方。
（五）題材多為歷史演義、世俗傳奇
舊時民間藝人，大多奔走于鄉(xiāng)野，輾轉(zhuǎn)于各地，關(guān)中民間，廟會、節(jié)令、紅白喜事，皆有演劇習俗。雖說在不同場合，演出劇目不盡相同，但作為長期在民間流傳的地方劇種，秦腔劇目的題材體現(xiàn)了秦地獨特的文化風貌與社會精神。這批口述本，作為民間演劇的文本留存，從中可以窺見隱匿其后的地域文化特質(zhì)。
大體而言，可以將這批口述本按題材分為兩大類——歷史演義與世俗傳奇。
所謂歷史演義，即歷史上確鑿的其人其事，在民間流傳過程中，經(jīng)過想象與虛構(gòu)的加工，被敷演成故事，與真正的歷史大相徑庭。這是民間俗文學的主要類型，諸如《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隋唐演義》、《楊家將演義》、《水滸傳》，等等。
這批口述本中的歷史演義題材，大都不外乎此類。其中東周列國志題材最多，有8種：《界山口》、《伐子都》、《大戰(zhàn)青草坡》、《出棠邑》、《打青?！贰ⅰ断娼瓡?、《龍門山》、《孫臏坐洞》；三國演義題材有6種：《截江救主》、《戰(zhàn)宛城》、《取都城》、《長坂坡》、《漢陽院》、《困土山》；楊家將題材有3種：《六郎搬骨》、《楊業(yè)招親》、《蘇武廟》；封神演義題材有《炮烙柱》；水滸題材有《李逵得斧》；說岳全傳題材有《湯懷自刎》；隋唐演義題材有《羅成修書》；征東全傳題材有《柳家坡》；還有取材元末明初歷史的《表八杰》、《墩臺擋將》，托言周厲王時期朝廷爭斗的《李剛打朝》，反映漢朝政權(quán)紛爭的《盜宗卷》、南朝歷史更迭的《雙逼宮》，都可歸入歷史演義一類。
除上述之外，還有皇帝出巡的野史戲說，諸如講述明正德帝與李鳳姐故事的《賣酒》、清康熙帝南巡經(jīng)歷的《游蘇州》、乾隆帝下江南的《訪江南》。
綜上所述，歷史演義題材的口述本共有31種，占了一大半之多。由此看見，表現(xiàn)王朝更替、沙場征戰(zhàn)、英雄豪杰、帝王將相的秦腔劇目，有著非常堅實的民眾基礎(chǔ)。關(guān)中作為歷代王朝政治、文化、經(jīng)濟中心，留存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寶藏。
所謂世俗傳奇，即以俗世生活為背景，表現(xiàn)家庭倫理、婚姻愛情故事，情節(jié)內(nèi)容曲折，人物關(guān)系復雜。這批口述本中，此類共計20種。
這其中數(shù)量最多的是根據(jù)傳奇改編的秦腔劇目，如根據(jù)傳奇《二度梅》改編的《陰陽筆》，《鐵弓緣》改編的《鐵弓緣》，《雙官誥》改編的《三娘教子》，《九蓮燈》改編的《審石龍》，《牧羊?qū)毦怼犯木幍摹赌裂蚓怼?，《開元天寶遺事》改編的《百花詩》。其次是公案劇，如《鵬鷹山》、《金鐘記》、《揀女婿》、李十三創(chuàng)作的《紫霞宮》等；另有包公戲三本：《鍘曹國舅》、《血手拍門》、《繡龍袍》。此外，還有反映婚姻愛情、離合悲歡的《楊月珍點紅燈》、《善士亭》、《陳白玉放糧》、《孝廉卷》、《雙背鞭》、《追風駒》。值得注意的是，秦腔劇目在展現(xiàn)這一類題材時，往往會將視野開闊至社會萬象，除了家庭婚姻，同時兼顧更為復雜的社會現(xiàn)實和倫理價值。
最后有兩出小戲，詼諧幽默的《十八扯》和皆大歡喜的《考文》，生活氣息濃郁，寄寓民眾愿望，展現(xiàn)世俗人情，其價值也不容小覷。
（六）審查意見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
第一部分背景介紹中曾提到，這批劇本的搜集整理，是為了順應(yīng)50年代戲曲改革的政策要求。1956年，中共陜西省委書記趙伯平在《西安戲劇改革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diào)，“應(yīng)集中大批力量對我們的民族遺產(chǎn)更加有系統(tǒng)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發(fā)掘、整理、提煉、加工和推薦工作，特別是對秦腔劇種和其他兄弟劇種的傳統(tǒng)節(jié)目和藝術(shù)遺產(chǎn)，要全面地有計劃地進行‘翻箱底’的工作，定出一定的期限，把所有的劇本‘無論好戲、壞戲’以及所有的唱腔曲牌、所有的舞蹈武打、所有的化妝臉譜，等等，一齊搜集、抄錄、錄音、記載下來，分期、分批地進行整理、鑒別、修改。”因此，全面廣泛的搜集整理，是“改戲”工作的第一步。這之后，就是傳統(tǒng)劇目的審查與鑒別。
這批口述本，除上述自身特征外，還有一個明顯的時代特征，即其中有8部劇作附有審查或鑒定意見，通過這些意見，我們大致可以窺探到當時對傳統(tǒng)劇目的挑選標準。
首先，最重要的衡量標尺即為思想性，摒除低級趣味與封建余毒，強調(diào)正面積極的社會價值。馬登新口述《楊月珍點燈》因插科打諢場面過多，被認為是為迎合觀眾的低級趣味，沖淡了思想性；王敏口述《孫臏坐洞》被認為是迷信毒素甚深，屬于難以修改的??；秦鴻德口述《審石龍》被評價為沒有什么社會意義。顯而易見，這些劇目與當時的思想政治要求不相符。
其次的衡量標尺是藝術(shù)性或文學性，情節(jié)的合理以及語言的優(yōu)美與否成為重要依據(jù)。瞿延富口述《孝廉卷》被認為情節(jié)離奇、漏洞甚多；楊金鳳與劉易平口述《柳家坡》因語言缺少錘煉，有些平庸，被評為三類。余下的謝大中口述《游蘇州》和王斌口述《困土山》一個是皮影秦腔，一個與已出版劇目重復，亦被評為三類。
審查鑒別最為詳細的是謝致遠口述《盜宗卷》，附有劇目鑒別表，詳細說明了鑒別情況與鑒別意見，此劇被認為是“語句上略加修飾，即可上演”的秦腔傳統(tǒng)優(yōu)秀劇目。8部帶有審查鑒定意見的劇目，僅一部過關(guān)，可見審查標準的嚴格。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口述本雖然沒有附上審查意見，但根據(jù)《秦腔劇目初考》中“評注”條可知，這些劇目在戲改審查中同樣沒有通過，具體如下表所示。
實際上，當時的政治風向及文化語境，對“封建毒草”、“壞戲”幾乎是零容忍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戲改，對傳統(tǒng)劇目的查禁和整飭是相當嚴格的。從我們對其他類型的劇本整理情況看，附有審查意見的還有許多，然而，因為口述本大多出自草根藝人，難免受到底層社會庸俗趣味的影響，加之創(chuàng)作者文化層次不高，口述本的思想性和文學性自然比不上文人的精心創(chuàng)作，在戲改中的淘汰率，也就相對高些了。
三、存 疑
我們將這批口述本與《秦腔劇目初考》所載劇目情況進行比對，兩者存在諸多難以對應(yīng)之處。
首先，這51個劇目中，僅馬登新口述的《李逵得斧》、《鍘曹國舅》，郭建民口述的《羅成修書》，劉興漢口述的《戰(zhàn)宛城》和白寅兒口述的《鐵弓緣》這5本在初考上有明確記載，其他劇目均不見于初考。最典型的是王斌口述本戲《繡龍袍》，初考卻載為“藝研所無此存本，僅長安書店刊行王淡如、張浩整理本”。《牧羊卷》同樣記載為“存本眾多，但藝研所無存本”。按初考的凡例說明：“本書所收劇目為全國秦腔流行地區(qū)的劇目。明清及民國劇目，凡現(xiàn)有存本者，一概編入?！奔热蝗绱?，為什么這些口述本不見于初考記載？
其次，初考上所載的劇目，有些口述人就在這批老藝人之中，相應(yīng)的本子卻不見蹤影，例如初考上載《斬顏良》（別名《白馬坡》）一戲存有陜西省藝術(shù)研究院藏劉興漢口述抄錄本，但這批口述本中卻未見此本。那么，初考中所載的這些老藝人口述本現(xiàn)在存佚情況如何？
另外，我們進行的這個課題是對中路秦腔的著錄與整理，藝研院也是將這批本子全部歸入中路秦腔之列的。雖然初考凡例中說明對于各路秦腔都有的劇目，“擇其一省或一路劇目編寫，其它各省各路劇目附以說明，概不分省分路立目”。但這批口述本中，初考將之列為東路秦腔、西路秦腔或南路秦腔的本子就有22種之多，那么，我們依據(jù)什么認定劇目的路別歸屬？其劃分依據(jù)是否科學？同時，根據(jù)實際的整理著錄情況，我們懷疑這批劇本在“文革”之后的二次甚至多次整理歸檔時，存在本別分類錯亂的現(xiàn)象。如謝大中口述的《游蘇州》和兩本《陰陽筆》明確標注為“皮影秦腔”，也被歸入了中路之列。當然，因為藝研院藏有的其他幾路秦腔劇本，我們還沒有開始系統(tǒng)地著錄與整理，也許在全部的工作完成、對現(xiàn)存的所有劇本的具體情況有一個較為全面清楚的了解之后，可以部分解決這一疑問。
四、結(jié) 語
從可見的口述時間記載來看，這批本子的整理集中在1956年到1961年，這正好是陜西省戲劇修審委員會以及之后成立的陜西省劇目工作室組織老藝人進行口述整理的時期。當時政府給予這項工作以極大的支持，從人力到財力都確保其順暢進行。舊社會學戲的伶人大多家庭貧困，這些老藝人們文化水平都不高，負責統(tǒng)籌這項工作的部門給每位老藝人都配備了一位記錄人，工資也是支付雙份。從劇本上附著的登記表可見，工資以每千字計價，一本從幾元到幾十元數(shù)目不等，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幾十元錢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工資水平顯示出的是對秦腔老本挖掘整理工作的重視，即使在后面的審查中，有些劇本因為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未通過審查，遭遇禁演，但支付給藝人們的工資并未因此而減損半分。如此受重視的一項工作，絕大部分的劇本卻在“文革”中零落、散軼、難覓蹤跡，這實在是令人痛心。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至今，幸存下來的這極少部分口述本歷經(jīng)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霜。這其中的口述人、記錄人甚至審查人、經(jīng)手人大多業(yè)已作古，但他們?yōu)榍厍坏膫鞒信c發(fā)展所做的貢獻，都保存在了這批珍貴的文獻資料之中。我們對這批口述本進行著錄與整理，是對前輩們辛勤工作的尊重，更是為了秦腔文獻能夠得到更好的保護與重視，從而根脈不斷、綿延發(fā)展。
- 作者簡介：趙莎莎，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元明清文學、古典戲曲。本文系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陜西省藝術(shù)研究所藏秦腔劇目著錄與研究”（立項號：12J089）階段成果。2017年3月26日，陜西省藝術(shù)研究所正式更名為陜西省藝術(shù)研究院。本文亦改用新名
- 《陜西省戲劇志·西安市卷》，第30頁
- 《陜西省戲劇志·省直卷》，第58頁
- 《陜西省戲劇志·省直卷》，第545頁
- 關(guān)于《陜西傳統(tǒng)劇目匯編》的具體數(shù)目，《陜西省戲劇志·省直卷》（第546頁）敘述為“整理出版了西安亂彈、同州梆子、西府秦腔等14個劇種的《陜西傳統(tǒng)劇目匯編》共86集，匯集劇目800余個”。然而陜西省文化局于1980年1月出版的《陜西傳統(tǒng)劇目匯編劇目簡介》在“編輯說明”中說“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三年，十年期間，我們發(fā)掘整理編印了《陜西傳統(tǒng)劇目匯編》七十集……共十四個劇種，六百四十個劇目”。兩者之間敘述不一致，但后者有具體的劇目支撐，更有說服力，故采納后者之說
- 辛景瑞：《戲海拾珍》之《劇目風波》，第71頁
- 相關(guān)論述見《陜西省戲劇志·西安卷》第549頁“秦鐘社”一條，秦腔班社，1924年成立于三原，為著名須生劉立杰創(chuàng)辦，劉易平為該社招收并培養(yǎng)的優(yōu)秀戲曲人才
- 相關(guān)論述見《陜西省戲劇志·西安卷》第551頁“新聲社”一條，成立于1932年，為劉毓中在原秦鐘社基礎(chǔ)上組建。多演秦腔傳統(tǒng)老戲，其中劉裕秦（劉易平）、崔曉鐘、李瓊鐘三人技藝超群
- 見《陜西省戲劇志·渭南地區(qū)卷》，第277頁
- 見《陜西省戲劇志·寶雞市卷》，第281頁
- 據(jù)《陜西省戲劇志·寶雞市卷》“班社”欄“隴縣人民劇團”（第296頁）一條記載，1950年3月鳳翔縣移風社解散，演員李毓華、段育民、賀振民等19人來隴與原隴縣青年劇社臨時班合并，成立隴縣群眾劇團。但此條記載首先在移風社解散的時間上與“移風社”條記載不符；另據(jù)段育民口述本的口述時間看，至少在1957年，他是在鳳翔縣人民劇團工作的。故而或許段育民曾短暫搭班于隴縣群眾劇團，后又回到鳳翔
- 有關(guān)正俗社，見《陜西戲劇志·西安卷》（第548頁），創(chuàng)辦于民國七年（1918年），民國十三年（1924年）社長毛玉卿為培養(yǎng)新生力量，開設(shè)學生部培訓學徒，并將社名改為“正俗學社”，學生皆為正字輩，前后18年招收學生百余名
- 見《陜西省戲劇志·西安市卷》，第544頁
- 見《陜西省戲劇志·西安市卷》，第550頁
- 見《陜西省戲劇志·寶雞市卷》，第282頁
- 有謝大中口述本戲《游蘇州》與段育民口述本戲《訪蘇州》，為同一劇目
- 《陜西省戲劇志·省直卷》，第717頁
- 依據(jù)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wù)院戲改方針規(guī)定和西北軍政委員會文化部西北戲曲流行劇目修改審定委員會審定意見，劇目分為開放上演、修改上演、明令禁演三類。見《秦腔劇目初考》凡例，第3頁
- 《陜西省戲劇志·省直卷》附有1957年5月陜西省文化局發(fā)布的《關(guān)于組織所屬劇團學習討論〈有毒草就得進行斗爭〉等文件的通知》，提出對于壞戲，要及時清除、禁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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