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邪宗”

這題目起于一個誤會——1925年，章士釗的《甲寅》在北京復刊，章是反白話文的健將，盡人皆知，然他卻在顯著位置用了白話文倡導者蔡元培、吳稚暉的白話文章。魯迅在給錢玄同的信中對此調(diào)侃道：“《甲寅》周刊已出，廣告上大用‘吳老頭子’（指吳稚暉）及‘世’（指蔡元培）之名以冀多賣，可憐也哉。聞‘孤松’公（指章士釗）之文大可笑。然則文言大將，蓋非白話邪宗之敵矣。”——“白話邪宗”即出于此。捍衛(wèi)文言者自居為正宗，以白話文為旁門左道，魯迅在此戲擬章等人的立場，“白話邪宗”乃指白話文陣營，其意甚明。但我看時大約是“期待視野”作祟，又忽略了“世”字，不知怎么以為這是指吳稚暉，這段話也就被理解成對章、吳泯“恩仇”、通款曲的揶揄了。當年魯迅對胡適與對手章士釗的“相逢一笑”曾有過不少挖苦的話，而他也像他的老師章太炎一樣，對吳稚暉素無好感，如果不細看原文，這樣理解似乎也說得通?！斎贿@是看走眼了。不過將錯就錯地想來，“白話邪宗”這頂冠冕，吳稚暉卻也戴得：我們?nèi)魧自捨年嚑I內(nèi)部再分出正規(guī)軍和偏師，將白話文的寫作分出“正”路子和“野”路子，則吳稚暉無疑當屬后者，他的白話文嬉笑怒罵、詼諧百出，“不按牌理出牌”，而且他在文壇上一副單打獨斗的架勢，常扮演南京人所謂“邪頭”的角色，以“邪”來戲指他的“野”，稱之為“邪宗”，不亦宜乎？至于他的文章如何“野”法，且待下面分解。

吳稚暉這個名字在內(nèi)地早已沒人提起了，即在臺灣，恐怕也早已被人遺忘，雖然他是同盟會會員、國民黨元老，而“蔣公”對他禮遇有加。我們的史書上通常將他視為國民黨政客：他雖早年鼓吹無政府主義，1924年卻到國民黨里做了官，1927年又極力贊同蔣介石的血腥鎮(zhèn)壓。在野史里他則是一個“怪人”形象：這里的“怪”一是來自他的口無遮攔，常發(fā)怪論；二是不同于一般黨國要員的平民作風，出行拒絕坐轎，乘車是三等，坐船坐統(tǒng)艙，自帶帆布床，只穿布衣布鞋，在街上可與乞丐答話，等等?！叨际钱敃r新聞的好材料。

也許是愿意“偏聽偏信”，加上對于戲劇性事件容易記住的緣故，關于吳稚暉，印象最深的倒是他與章太炎打的那場筆仗：章認定，在《蘇報》案中，他與鄒容的被捕，實是由于吳的出賣，遂在報上嚴加斥責，且翻出舊賬，稱使得吳名馳學界的自殺事件（1902年，清政府駐日公使蔡鈞勾結日本政府以妨害治安罪拘捕吳稚暉等留學生，遣送回國。途中吳投河尋死，后被救起，從其身上搜出的絕命書中有“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亡國之慘，將有如是！諸公努力，仆終不死”云云），實為沽名釣譽之舉。直到1936年，吳稚暉仍在為自己辯誣并對章反唇相譏，他的嬉笑怒罵、瞎三話四的文體是有名的，章士釗等文言大將皆奈何他不得，這一回與復古的太炎先生接火，他卻是個地道的輸家。章對吳“欲以殺身成仁欺觀聽者”的自殺舉動的描述（“不投大壑而投陽溝，面目上露”）加上那番“善箝而口，勿令舐癰；善補而褲，勿令后穿”的呵斥，誰讀了都忍不住要大發(fā)一噱。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曾順筆重提這樁公案，說“其實是日本的御溝并不狹小，但當警官護送之際，即使并不‘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撈起的”。這是“平心”之論，然其中的反語意味卻更使吳稚暉在“面目上露”的漫畫形象中定格了。

吳稚暉當然不只是這樣的漫畫形象。政治上的是非宜留給歷史家去下判斷，閑聞逸事自有掌故家“踵事增華”，單從思想史、文學史的角度看，吳稚暉的確值得一書。其實同時代的人也早已書了幾筆了。高長虹在1926年的書評文章里提到他從幾家書店里得到的信息：“性史是最好賣的書，吳稚暉魯迅的著作是次好賣的書，情書一束也好賣，落葉、飛絮也好賣。”張競生的《性史》因?qū)τ谧x者“犯禁”的好奇心的蠱惑，暢銷應是意料中事，《情書一束》之類，屬言情一科，內(nèi)容原就具有暢銷的因素，魯迅是新文學作家的第一人，其作品暢銷亦順理成章。吳稚暉的書好賣，則多少有些出人意表，他所寫多是時評論文之類，而且以高長虹的話說，是“頭緒太亂的論著”。其中緣由，非止一端，重要的一條是他的言論即使與新一代的人物相比仍算得上大膽新鮮。高長虹稱他在《新世紀》上發(fā)表的文字“現(xiàn)在看起來還很新”。他的書暢銷則說明了他在20年代中期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力（據(jù)高長虹所言，“人們喜歡看他的文字，也還是近一兩年的事”）?？梢宰糇C這一點的還有陳西瀅的評價。他甚至將吳尊為他“二十年來最欽佩的一個人”，《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一文中，則將吳稚暉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與人生觀》舉為“思想方面”的代表性著述：“無論你贊成或反對，他的那‘漆黑一團’的宇宙觀和‘人欲橫流’的人生觀斷不肯輕輕地放你過去。他那大膽的精神，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氣概，滑稽而又莊嚴的態(tài)度，都是他個人獨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