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葉南

這本書所收的三部長篇“游記”，是丹青老師應我所請，在2009至2011年間為《華夏地理》雜志寫的特稿。按當時的如意算盤，每年去一個國家，寫一個題目，將來結集成書。然而這些年媒體行業(yè)風云變幻，這個計劃被迫中止了。很遺憾，我們因此錯過了幾乎是注定的更多精彩。

從積極的一面看，這批“游記”應視為陳丹青寫作的新嘗試，而它們的水準亦足以令我感到自豪，當然，是屬于編輯分內的自豪。

陳丹青是那種能予人許多想象空間，不斷制造驚喜的作者，這是我促成此事的初衷。歸國以來，他在美術領域之外的言說和書寫，并不以專業(yè)知識見長，卻言之有物，不僅令人有所思，更能引人入勝。這番成就，除了駕馭語言文字的非凡能力以外，自然還要歸于見地。

在我的視野里，論文字與見地，陳丹青是二者綜合評分最高的作者。見地有復雜的構成：知識、感性、直覺、閱歷，洞察力，等等。至于寫什么，真的很重要么？老實說，即使我不是地理雜

志主編，約陳丹青寫稿仍然會是第一選擇。

話是這么說，具體寫什么還是需要討論的。丹青老師在各種場合跟人說，是我請他寫這些“游記”，可是他討厭游記。（列維-斯特勞斯在他的游記名著《憂郁的熱帶》里也說：“我討厭旅行，我恨探險家?！保┦聦嵣希覐奈聪脒^約他寫“游記”，地理雜志也并不以刊登游記為榮。我們之間的“誤會”一直持續(xù)到此刻。不過，重要的是，他畢竟寫出了他從沒想要寫的“游記”，而我覺得，這幾篇文章發(fā)表在地理雜志上，恰如其分。

游記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體裁。古人的，今人的，我們上學時讀過不少。中國式游記的“中心思想”是寄意山水，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從一開始，山水在中國人心目中是有道德屬性的。因此，中國的游記其實是教育篇章，而傳世的游記名篇，大多作于宦游文人仕途坎坷之際，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為旅游而旅游”的徐霞客是個例外，他可能是中國絕無僅有的職業(yè)旅行家。

當然，這不是我想要的“游記”。

西方的“游記”復雜得多。近代，地理大發(fā)現(xiàn)和工業(yè)革命帶來交通工具的升級，教育的普及則讓普通人接觸新知，并對世界充滿好奇。旅行，從此和新知與啟迪聯(lián)系在一起，我以為這就是中西“游記”的差異。

啟迪與新知，代表著無限可能，旅行的出發(fā)點和目的地也有無限種可能，西方旅行文學的內容，隨之空前豐富，迅速成為重要的文學分支。除了博物學家、人類學家、考古學家和傳教士的眾多旅行記錄，十八九世紀以來，多數(shù)歐美作家——從歌德、海涅、狄更斯到毛姆、海明威和本雅明——留下了重要的“游記”作品。二戰(zhàn)之后，“后工業(yè)”的西方又掀起前往東方尋找啟迪的新浪潮、

新風氣，印度音樂，香格里拉，背包客，隱士，禪……造就了一群以旅行文學成名的作家，我能想到的名字有：Paul Theroux，Colin Thubron，Bruce Chatwin，Bill Bryson，Peter Hessler。

一百多年來，美國《國家地理》雜志記錄了上述西方旅行文學的清晰軌跡。許多重量級旅行文學作家長期為該雜志撰稿，寫出了自己最初的傳世名篇，成為這份雜志引以為傲的資本之一。但是，這類文學中沒有中國人的作品。

我期待并試圖促成中國人看世界的旅行文學，但并不是中國人如何印證西方人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的世界，而是寫出中國人自己的眼光。發(fā)現(xiàn)，并不僅僅意味著登上最高的山，潛入最深的溝，越過最后一道自然屏障而抵達前人未到之處——如果是這樣的話，西方探險家沒給我們留下太多機會——發(fā)現(xiàn)還意味著從熟視之物看出新意，從平凡之事看到美，從混沌中看見秩序，從無情中寫出有情，游記，是考驗觀察和見地的文體。

前面說過，陳丹青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作者。我對他說：你想去哪兒、想寫什么、想怎么寫，都行，只要有所發(fā)現(xiàn)，有話要說。這就是為什么過去三年，除了親自陪他上路，我沒有給他任何建議，也沒有在三篇游記中，刪除一個字。

2013年11月26日

我不知道為什么在此頁放這幅圖，只是喜歡這幅畫。葉南要是活在十七世紀的歐洲，倒是長得有點像他，坐在那里想，請誰寫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