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屋子作家

后來才知道，這里是我一生中注定要背井離鄉(xiāng)在此生活近兩年的地方。

一座臨街的長方形灰色的大樓，一排排緊閉的窗戶總共五層。一進樓門兩邊走廊，掛滿白花花寫滿墨筆字的大字報。人一走過，大字報紙被風帶得嘩嘩響。只有開門的地方?jīng)]大字報。不過這時的大字報已經(jīng)沒有當初那么殺氣騰騰了，都是“批判四人幫”、“小爬蟲”、“打砸搶分子”之類的話語。我從中找到一扇門鉆進去，一問才知小說北組和南組都在三樓。那時人文社的小說編輯室分南北兩組，以長江為界，將南北兩地作者分由南組和北組負責，我在北方燕趙之地，自然屬北組。

一進北組，靠墻一圈八九張桌子前坐著的全是老編輯，每人書桌上都堆著滿滿的書稿，連地上都是一摞摞用紙繩捆著的厚厚的裝書稿的牛皮紙袋，上邊寫著書稿的名字。此后才漸漸認識了這些老編輯：王笠耘、王鴻謨、許顯卿、張木蘭、李庶、謝明清、邢菁子等，并知道五六十年代的長篇名著如《青春之歌》、《三里灣》、《林海雪原》等等的責編竟然都是他們，他們都有相當深厚的編輯功力和文學修養(yǎng)。此刻，他們扭過頭從不同角度瞧我，叫我有點發(fā)慌。一慌差點忘了我來找的李景峰叫什么，只用手指指這張已經(jīng)熟悉的挺白凈的笑嘻嘻的臉兒。李景峰先給我引薦了一位胖胖的和善的中年女編輯，告訴我她也是我的責編，叫邢菁子，“以后你歸我倆管，韋君宜是你的終審?！闭f完便帶我到四樓西北角一間大屋子說：“你就住在這兒，這一屋人你有兩天就熟了，全是作家?！?/p>

定神一看，滿屋是床鋪、桌子和人，有的在埋頭寫東西，有的聊天抽煙，有的躺著睡覺，有十來個人，更像大車店。這些人全是生臉，也沒人認得我，卻有兩位熱情地告訴我，靠窗那張床和床邊一張小木桌和木椅子是我的。不一會兒李景峰就笑嘻嘻抱來一堆東西。一個竹殼暖壺和兩個水杯，幾本每頁五百字的空白稿紙，一本《現(xiàn)代漢語詞典》。他說：“行了，東西都齊了。你在哪兒吃，哪兒買飯票，哪兒上廁所，哪兒寄信就問問他們。你把你的窩兒歸置好就開始干活吧。”

屋里沒柜子，我找個紙箱子，把從家里提來的裝著衣服雜物的大書包塞在里邊，放在墻角，將毛巾搭在床架上，再把另一捆資料圖書打開擺在桌前，鋪上稿紙，我的正式“寫作生涯”就這么純粹地開始了。

李景峰和邢菁子都是訓練有素的、嚴格得有點苛刻的編輯，尤其是景峰。他首先教給我系統(tǒng)的標準化的改稿符號。他每看過一頁我的文稿，就會把里邊所有標點錯誤和錯別字，像捉蟲一樣“捉”出來，用紅筆糾正，像老師批改作文，也像在警告我。那時的編輯是要和你討論作品人物的，直到把人物談活了談深了，再由你去改，當然他不會把他的觀點強加進你的作品中，但如果你寫得不確切不合理不充分，他會把稿子毫不客氣地打回來。我感覺他對我像在“擠牙膏”。他卻笑道：“誰叫你有潛力，可是不盡力?！?/p>

記得一位美國作家對我說她的編輯更厲害，有時還會動筆刪去一段甚至加上一段。我說如果你反對呢？她說我會把我寫的那段恢復回來或把她加上去的那段刪去，我們常在稿紙上打架。我說，這很美好，你的編輯已經(jīng)把你的作品當作她的作品了。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和我的編輯也是這樣的關系，不過李景峰和邢菁子很少在我的稿子上添加什么。有時在稿紙邊上加一句是給我看的：“怎么這個錯別字又露面了？”

在人文社最受尊敬的是韋君宜和社長嚴文井，并非因為他們是“社領導”，而是他們的文品與人品，他們在“文革”中都受盡折磨。有趣的是人們對韋君宜的稱呼，當面鄭重其事地叫她“君宜同志”，背地里反倒親切地稱她“韋老太”或“老太太”，這恐怕與她的性格有關。她很低調(diào)，不茍言笑，人卻耿直善良。后來讀了她的《思痛錄》才更深刻地了解她是個“思想性”的人物。我與她接觸的這段時間里，總覺得她郁郁寡歡，是不是緣自她的心正處在對國家與民族反思的痛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