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選題背景

對外傳播對于一個國家至關重要。美國前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曾這樣評價一個國家對外傳播的重要性，“用于對外宣傳上的1美元相當于用于國防上的5美元”（沈蘇儒，2004：151）。趙啟正在為五洲傳播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對外傳播叢書”所作的總序中說，“一個國家的輿論環(huán)境好，在國際上被信任度高，就容易得到支持，在進行政治交流、文化交流、經(jīng)濟交流乃至軍事交流時就‘成本’較低，而效果較好，這是公認的基本道理。”哈佛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Joseph S．Nye Jr．在論及軟實力時也指出，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主要表現(xiàn)在該國的文化、政治價值觀以及外交政策上，而軟實力競爭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外傳播的形式來展開的（2004：2—1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傳播有了長足的發(fā)展，不僅有《今日中國》（China Today）、《北京周報》（Beijing Review）、《中國日報》（China Daily）這些中央外宣媒體，還有《上海星報》（Shanghai Star）等各類地方性的外宣媒體。各級政府的各類機構(gòu)對于對外傳播的投入也是不遺余力，除了印刷精美的宣傳材料外，更是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拍攝了很多地方的對外宣傳片。近年來，外宣也開始借助新媒體，傳統(tǒng)的紙質(zhì)媒體紛紛開設網(wǎng)站，對外文化宣傳片也借助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廣泛傳播。

這些努力的效果如何？2009年倫敦20國峰會前，清華大學國際傳播中心的工作人員在紐約街頭做了一個隨機調(diào)查，結(jié)果是很多美國人對中國現(xiàn)任主要領導人的姓名都不了解，對中國的“名、特、優(yōu)、新”產(chǎn)品還不熟悉（陳清華，2010：224）。對于中國的自我形象和國際形象，美國權(quán)威調(diào)查研究機構(gòu)皮尤研究院（Pew Institute）進行過一次調(diào)查，其中有一項為“中國在國際上是不是好人？”85％的中國人認為是，但是做出肯定回答的外國人只占30％（劉康，2010）?！爸袊趪H層面的／宣傳戰(zhàn)的角逐中，取得一定成績，但運作技巧較為生疏也是公認的。中國以認真、負責的態(tài)度進行的對外報道，卻缺乏普遍的國際認同”（何國平，2009：26）?！拔覈▽ν鈭蟮涝趦?nèi)的國際傳播能力只相當于美國的14％，國際傳播逆差巨大”（胡鞍鋼、張曉群，2004）。與此相應，在西方媒體中，中國形象不斷地被“妖魔化”，“中國威脅論”等反華言論甚囂塵上。這些都反映出我國的對外傳播效果還不盡如人意，還未能在樹立國家正面形象、提升國家軟實力方面發(fā)揮積極有效的作用，其質(zhì)量亟待提高。

前中宣部部長劉云山指出：當今時代，誰的傳播手段先進、傳播能力強大，誰的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念就能更廣泛地流傳，誰就能更有力地影響世界（2009：14）?？梢?，提高傳播能力對于國家的形象塑造至關重要。不過，對外傳播是一個大概念，要提高其整體質(zhì)量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本文限于篇幅，將只選取其中的一種常見文體——對外英語報道類軟新聞的編譯作為研究方向，這主要是考慮到軟新聞的在大眾傳播中的重要地位。Matthew A．Baum認為，要不是軟新聞，一些人可能不會看任何新聞。“通過關注政治上更具娛樂性、驚人的或丑聞類方面內(nèi)容，軟新聞提供給這些內(nèi)容一種可以最大限度發(fā)揮其效用的選擇，因為它將娛樂和信息結(jié)合在了一起”（2002：91）。也有學者通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軟新聞以及‘你可以使用的新聞’通常能比硬新聞吸引更多人的興趣”（Hamilton，2004：194）。因此，本書認為，在對外報道中若能加大對軟新聞的投入，必將有利于中國形象的構(gòu)建。

1．2 選題題解

本書包含四個關鍵詞：對外報道、軟新聞、編譯、新修辭情境理論。在研究開始前，有必要先厘清這四個關鍵詞的基本概念。

1．2．1 軟新聞

何為“軟新聞”？Gaye Tuchman于1973年首次對軟、硬新聞進行了正式區(qū)分，她認為硬新聞主要關注政治、經(jīng)濟、國際關系、福利和社會發(fā)展，而軟新聞主要聚焦于具有人情味的故事、閑談等（114）。不過，有人情味的故事可能也涉及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顯然這條標準過于模糊，在實際操作中很難成為界定標準。Tuchman的界定標準雖然模糊，卻使得軟新聞漸漸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Allan Bell從時效性出發(fā)，認為“硬新聞是報紙或節(jié)目之前一期出版或播出之后發(fā)生或曝光的事件，需要立即報道，而軟新聞沒有時限”（1991）。不過，更多的學者認為，時效性并不是界定軟硬新聞的唯一標準，他們從內(nèi)容角度進行了劃分，這些劃分有相似之處，也有很多不同，如“硬新聞的概念適用于那些事件性新聞，比如市政廳會議、飛機失事以及調(diào)查性新聞內(nèi)容的縱深報道。那些強調(diào)娛樂性的報道被稱為軟新聞。（Lorenz & Vivian，1996）；“軟新聞比起其他新聞更感性、更以人為中心、不那么受時間限制、更實際、更基于事件”（Patterson，2000）；“軟新聞與有人情味的消息、家庭、時尚、美女以及關系等主題相聯(lián)系”（Carter & Steiner，2004）；“硬新聞代表的是一個事件的事實，這些事實需要作為重要新聞引起關注；而軟新聞包含的事件不一定作為重要新聞進行報道”（Dor，2004）。Hyun Ban更多地從趣味性出發(fā)，認為“硬新聞和軟新聞的一個差異就是表達的語調(diào)。硬新聞報道根據(jù)所發(fā)生的事實告訴讀者……；而軟新聞報道則試圖向讀者提供娛樂或建議”（Ban，2008）。

Carole Rich的界定最為全面，Rich認為，“硬新聞是指具有時效性的報道，報道剛剛發(fā)生或即將發(fā)生的事件或沖突，例如犯罪、火災、會議、游行示威、演講和法庭陳述等。通常這類新聞要寫明發(fā)生了什么事情、為什么發(fā)生以及對讀者有什么影響等內(nèi)容。這類報道十分講求時效性。軟新聞指的是向讀者提供娛樂和資訊的新聞，強調(diào)趣味性和新穎性，時效性不及硬新聞”（里奇，2004：239）。

上述劃分標準雖然表述不一致，但還是可以看出軟新聞的基本特點。從內(nèi)容方面看，軟新聞報道的是有人情味、趣味性、知識性的消息，強調(diào)娛樂的功能；從時效性看，軟新聞的報道沒有時限，不像硬新聞那樣具有時效性。比如，汶川地震時新聞中播報的關于地震的具有時效性的消息（包括震級、震源、破壞程度、營救情況等）屬于硬新聞，而在地震之后很多報紙雜志登載的關于地震中發(fā)生的感人故事等沒有時效性但卻訴諸人類情感的文章就在軟新聞的范疇之內(nèi)。

1．2．2 對外報道

本研究的對象是發(fā)揮對外報道作用的以英語為工作語言的軟新聞編譯。這里需要厘清三大概念：對外宣傳、對外傳播與對外報道。對外宣傳簡稱“外宣”，雖然在中國這是一個耳熟能詳?shù)拿Q，但其實卻是個誤用?！靶麄鳌笔且粋€外來詞匯，收入《漢語外來詞詞典》，是由英語單詞propaganda翻譯成中文的（劉正琰等，1984：376）。根據(jù)《韋氏第三版國際大字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此詞的解釋如下：

①【古義】為了散布某一教義或理論體系而組織起來的群體或運動（此詞起源于教皇格里哥里十五世在1622年為主持天主教傳教活動而創(chuàng)建的一個組織）。

②散布思想、信息或謠言，目的在于幫助或者損害某一機構(gòu)或某項事業(yè)或某個個人。

③a．通過任何傳播媒體，有意識地努力散布的教條、思想、論點、事實或妄說（allegation），用以推進散布者的事業(yè)或者損害對立一方的事業(yè)。

b．一種公開行動或展示，其目的在于推進或阻礙某項事業(yè)，或雖無此目的但產(chǎn)生同樣的效果。（沈蘇儒，2004：10-11）

由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宣傳”在西方是一個貶義詞，是“通過故事、謠言、報道、圖片以及社會傳播的其他形式，來控制意見。宣傳關注的是通過直接操縱社會暗示，而不是通過社會環(huán)境中或有機體中的其他條件，來控制公眾輿論和態(tài)度”（拉斯韋爾，2003：22）。為了避免西方受眾的誤解，我國官方媒體在翻譯“對外宣傳”時已經(jīng)不再使用propaganda一詞，而改用publicity。我國主管對外宣傳的政府機構(gòu)也已從之前的“國務院外宣辦公室”改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Information Office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由于“宣傳”一詞在中文中并沒有明顯的貶義，因此“對外宣傳”一詞在中國使用相當普遍。但實際上它指的是“對外傳播”。對外傳播指的是“一個國家或文化體系針對另一個國家或文化體系所開展的信息交流活動，其目標是要信息接收國了解信息輸出國，培養(yǎng)其友善態(tài)度和合作愿望，并創(chuàng)造一個有利于信息輸出國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取得最高程度的國際支持和合作”（張長明，1999：24）。從這個意義上講，對外傳播是我國對外國和我國與外國之間的信息流動，傳播過程是由主體國與對象國共同完成的，而且效果在外（張桂珍，2006）。

上述兩個定義中都使用了“信息”這一相當寬泛的概念作為傳播的對象，說明“對外傳播”的不僅僅是新聞，還包括了其他非新聞類的信息。因此，本研究中軟新聞應該準確地講屬于“對外報道”。何國平認為“對外報道是新聞信息通過大眾傳媒由甲國流向乙國，而對外傳播除了這種單向輸出性流動，還包括國與國之間的其他信息交流共享，后者的內(nèi)涵更為豐富，手段更為多樣：既包括通過報刊、通訊社、廣播、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也包括針對國外受眾的出版物、視聽產(chǎn)品、會議展覽以及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動”（2009：21）。根據(jù)這一定義，對外報道的對象僅為新聞信息，它的范圍比對外傳播小，屬于對外傳播的一個子類。

對上述三個概念的區(qū)分是有其實際意義的，絕不是簡單的概念問題。本研究所關注的是對外報道中的軟新聞，因此，必須將其去除“宣傳味”，使讀者對我們的軟新聞產(chǎn)生信賴感，否則讀者就有可能覺得媒體是在通過歪曲事實等手段操縱他們的思維。同時，“對外報道”雖然屬于“對外傳播”，但將其與對外傳播的其他文體進行區(qū)分可以凸顯軟新聞的“新聞性”，即新聞價值。需要說明的是，本研究中有些地方使用了“對外宣傳”，特別是在直接引語中，這主要是因為“對外宣傳”一詞流傳甚廣，已經(jīng)成為一種習慣化的表述。但必須指出的是，現(xiàn)在人們在使用“對外宣傳”一詞時，實際上對應的英文單詞是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2．3 編譯

“編譯”這一概念實際上由兩部分組成，“編輯”與“翻譯”，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是指對中文文本先進行適當?shù)膭h減、補充、調(diào)整，再譯成英語，使之更容易被譯文受眾接受。沈蘇儒認為，對外報道在五個方面不同于對內(nèi)報道，這五個方面為：題材（subject）、主題（theme）、角度（approach）、寫法（presentation）以及語言文字（language）。其中題材和主題關乎報道什么，角度和寫法關乎怎樣報道，而語言文字則是涉及用什么工具報道（2004：34）。因此，“對外報道的翻譯不是一般意義的翻譯，而是用外文進行‘再創(chuàng)作’，……對外報道的翻譯……要去掉（或盡量減少）‘翻譯味’，使外文稿讀起來像是直接用外文寫的，并進行必要的外文編輯加工，使外文稿易于為外國讀者（聽眾）所理解和接受”（沈蘇儒，2004：191）。段連城在《對外傳播學初探》中也指出，要使譯文做到清晰易懂，就要提供背景知識、慎用政治術(shù)語、通俗解說“行話”、防止“數(shù)字混亂”、避免華麗辭藻；而要使譯文生動活潑，就要運用真實故事、進行形象穿插、添加妙言警句、增加幽默感和人情味，講究修辭。由此可見，編譯是對外傳播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那么，作為對外傳播主要形式之一的軟新聞，就更離不開編譯。當然，編譯的幅度則要視中文原稿的內(nèi)容和編譯需要而定，可以是句子內(nèi)部調(diào)整，也可以是句群、段落、語篇范圍內(nèi)的調(diào)整，有時甚至還需拓展到語篇之外，利用其他語篇的部分內(nèi)容，或是將幾個語篇結(jié)合在一起。

1．2．4 新修辭情境理論

“新修辭情境理論”包含兩個關鍵詞，即“新修辭學”和“修辭情境理論”?！靶滦揶o學”是本文的理論基礎，“修辭情境”是新修辭的重要理論，最早是由Lloyd Bitzer（1968）在《修辭情境》一文中提出的。既然本研究的理論基礎是“新修辭學”，就有必要將“新修辭學”和“中文修辭學”以及“西方古典修辭學”進行區(qū)分。雖然“rhetoric”的中文翻譯是“修辭”，但這兩者卻不是一個完全對應的概念，而是一種“錯位對應”（劉亞猛，2004：2）。中國的修辭思想是扎根于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之中的，萌芽于先秦時期，在《易經(jīng)》中就有“修辭立其誠”的說法。從之前散見于各家學說中關于修辭的論述、齊梁時期劉勰的《文心雕龍》、到中國修辭學史上第一部專著南宋陳骙的《文則》、再到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fā)凡》，中國的修辭學是自成一體的。陳望道先生在《修辭學發(fā)凡》一書中總結(jié)出修辭的廣、狹兩種定義，從狹義上講，“以為修當作修辭解，辭當作文辭解，修辭就是修飾文辭”；從廣義上將，“以為修當作調(diào)整或適用解，修辭就是調(diào)整或適用語辭”?，F(xiàn)代中文修辭一般接受的是廣義修辭，即修辭研究的對象包括所有的語辭，并非“單指紙頭上的文辭”，而修辭的目的不僅僅是修飾，更是對語辭的調(diào)整。修辭被認為“不過是調(diào)整語辭使達意傳情能夠適切的一種努力”（2009：1-2）?！掇o?！穼π揶o的定義與陳先生的相仿，即修辭是“依據(jù)題旨情境，運用各種語文材料、各種表現(xiàn)手法，恰當?shù)乇憩F(xiàn)寫說者所要表達的內(nèi)容的言說活動”（1999：1913）。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中文修辭的一大特點，即它關注的中心是語篇，探討的是如何使語篇表達出作者的思想，至于表達的內(nèi)容是不是能被受眾接受，能不能產(chǎn)生最佳的效果，就不在它的研究范疇之內(nèi)了。

新修辭也與“西方古典修辭學”不同。Kenneth Burke認為：“舊”修辭學的主要術(shù)語是勸說，其重點是在深思熟慮的意圖，而“新”修辭學的主要術(shù)語是同一，它可能把部分“未意識到的”因素也包括在其訴諸之中。同一從最簡單的層次上來說，可能是一種深思熟慮的策略或方法，但它也可能是一種目的（1951：203）。Douglas Ehninger將從古至今的修辭理論分為三個各不相同的階段，每個階段都體現(xiàn)了不同的特征：古典修辭學階段是從公元前5世紀到公元1世紀，主要關注的是口頭演講和語法結(jié)構(gòu)；而第二階段的中心在英國，從16世紀一直到1830年，在這一階段雖然借鑒了很多古典修辭學的理論，但研究的重心已轉(zhuǎn)向受眾，研究的內(nèi)容也不局限于口頭演講，而是更多地關注于書面的形式，這一階段的另一特點是借鑒了當時心理學的大量研究成果；1930年以來的階段是第三階段，是以社會學為特征的，關注的是意義、交流障礙以及人際關系（1994：320-24）。而本研究所說的新修辭學，正是屬于這第三個階段。

1．3 選題依據(jù)

軟新聞編譯者的英文功力對于編譯稿的成敗至關重要，不過，本研究關注的是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的編譯稿以下三大亟待解決的非語言類問題：

①缺乏受眾意識

目前我國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的最大一個問題就是“受眾意識”的缺乏，而這一問題的直接表現(xiàn)就是“內(nèi)外不分”。所謂“內(nèi)外不分”就是把對內(nèi)宣傳的一套照搬出去，直接將針對國內(nèi)受眾的稿件翻譯成英語，只在語言方面略加修飾，而內(nèi)容和寫法與對內(nèi)宣傳無異。這已經(jīng)成為“妨礙外宣提高質(zhì)量、發(fā)揮效果的主要障礙”（沈蘇儒，2004：129）。我國的軟新聞編譯很多還是簡單地把對內(nèi)的中文稿件簡單處理后直接翻譯成英語，沒有真正做到“貼近讀者”“內(nèi)外有別”。這樣做一方面會造成讀者理解上的障礙，另一方面也缺乏針對性，無法做到有的放矢。有外國讀者曾做過這樣的評價，“你們想說的都說了，我們想知道的還是不知道。”舉例來說，在我們的軟新聞編譯稿中，經(jīng)常會出現(xiàn)很多中國特有的政治詞匯、地理文化名詞以及僅在中國知名的名人，在介紹某個風景名勝時，大量引經(jīng)據(jù)典，這些內(nèi)容外國讀者是很難理解和接受的，是典型的“內(nèi)外不分”、沒有受眾意識的表現(xiàn)。

②軟新聞不“軟”

軟新聞的“軟”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生動有趣，二是要富有人情味，這兩點是軟新聞最核心的新聞價值，但卻正是我國對外報道類軟新聞所欠缺的。原國務院辦公室主任朱穆之經(jīng)常指出對外報道中的宣傳腔、廣告腔兩大通病。他說：“要使人感到不是宣傳、不是廣告。我們現(xiàn)在最容易犯的就是這兩個毛病，使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在宣傳，在做廣告……外國人一看宣傳味重就會反感。”早在1961年，英國牛津大學中文教授David Hawks在評論中國外文出版物的一封信中也曾婉轉(zhuǎn)地指出，文章最普遍的毛病是傾向于寫得像一份廣告或者像一本鄉(xiāng)鎮(zhèn)雜志描寫當?shù)氐囊魳窌蛄x賣會，就是說，有一種夸大感情和過甚其詞的傾向……過多的形容詞并不能幫助一個英國讀者來同意作者對所描寫事物的贊賞。他會以為你想要向他推銷什么東西，把你寫的當作“宣傳”而不去理會它。讀者喜歡人家告訴他們一些事情，但不喜歡人家告訴他對它們應有什么看法（沈蘇儒，2004：242）。

③缺乏可信度

軟新聞屬于新聞類文體，而對于新聞而言，可信度是決定其傳播效果的關鍵因素。根據(jù)郭可在上海所做的調(diào)查，來華的外國受眾中真正相信我國英語媒體的人數(shù)所占比例只有24．2％，大多數(shù)受眾（60％）則持謹慎態(tài)度或不想發(fā)表意見（2002：44）。造成這種可信度低下的原因多方面，其中主要的一點就是軟新聞的編譯者忽略了編譯過程中對可信度的構(gòu)建。

上述三個問題的存在直接影響了我國對外報道的傳播效果，而傳播效果對于傳播過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叭绻麄鞑フ甙l(fā)出的訊息想達到某種意圖，但不為受眾所接受，效果不佳或甚至適得其反，那就等于失去了傳播意義”（張健，2004：177）。因此，本研究將圍繞以上三個問題展開，提出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編譯的新修辭情境理論，并構(gòu)建傳播效果優(yōu)化模型，同時提出有針對性的編譯策略。

1．4 研究目的和內(nèi)容

本書的定位是應用型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幾大目的：

①本書將從傳播學角度和外宣編譯角度梳理對外報道理論研究。針對軟新聞編譯的研究比較少，層次也不高，但其上位概念“對外報道編譯”的研究成果頗豐，而且其中很多內(nèi)容值得借鑒。因此，本書將對軟新聞的上位概念“對外報道編譯”研究進行梳理，分析其存在的不足之處，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構(gòu)建新修辭情境理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②本書將論證新修辭情境理論的意義以及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編譯的修辭情境所包含的構(gòu)件。本書將基于Kenneth Burke的大情境觀以及Wayne W．Booth和A．M．Tibbetts對該理論的發(fā)展，針對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編譯稿，具體闡述構(gòu)建適宜的修辭情境的實際意義，并提出在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編譯稿修辭情境構(gòu)建中發(fā)揮主要作用的三大因素：受眾、新聞價值和可信度。

③針對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編譯稿受眾意識薄弱的問題，本書將借鑒新修辭的幾大受眾研究理論，即Chaim Perelman的混成受眾、普適受眾和思想共同體理論、Wayne Booth的傾聽修辭、劉亞猛對所說、受眾、虛受眾、非受眾的劃分等，對提高編譯稿的受眾意識以及發(fā)揮受眾的主觀能動性進行具體的編譯策略研究。

④趣味性和人情味是軟新聞的核心新聞價值，導語與語篇的選詞則是凸顯這兩大新聞價值的主要領域。本書將運用Chaim Perelman的論辯出發(fā)點理論和新修辭的敘事研究討論“事實型導語”和“敘事型導語”的作用和理據(jù)；此外，在選詞方面，本研究將基于Kenneth Burke的術(shù)語屏理論討論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編譯特有的話語風格。

⑤提高編譯者的可信度。本研究認為，可信度與受眾心目中編譯者的修辭權(quán)威成正比。因此，本書將從四個角度出發(fā)探討提升編譯者修辭權(quán)威的方式：通過以Richard Weaver為代表的價值修辭學論證編譯者在編譯過程中體現(xiàn)正確的價值觀的意義和途徑；運用Michel Foucault的權(quán)力論指導直接引語和互文指涉的編譯，使編譯者能巧妙隱藏自己的權(quán)力而借用他人的權(quán)威；結(jié)合辯證法尋求構(gòu)建開放語篇的方式和意義；通過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即信息”理論探討如何營造良好的媒介環(huán)境。

⑥本書將以Kenneth Burke的修辭情境觀為理論依據(jù)，以同一為核心，從目標受眾、新聞價值、可信度三個維度構(gòu)建基于修辭情境的對外報道編譯稿傳播效果優(yōu)化模型，該模型將對目標受眾、新聞價值和可信度的研究進行整合，分析三者之間的內(nèi)在平衡關系，使本研究的所有內(nèi)容構(gòu)成一個有機的整體。最后，本研究還將利用模型對具體的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的語料進行分析。

1．5 研究現(xiàn)狀

在我國，軟新聞是對外報道的主力軍。國內(nèi)幾本官方主辦的對外傳播類的報刊中均包含大量的軟新聞，如《今日中國》《北京周報》《中國日報》等，其中《今日中國》就是一本純粹的軟新聞雜志。但軟新聞是一個舶來品，在國內(nèi)還沒有相關專著出版，“軟新聞”這一提法只是散見于一些新聞類的教材以及少量的論文中。由于缺乏軟新聞意識，也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作為編譯指導，我國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編譯稿與國外真正意義上的軟新聞存在較大差距，因此也未能充分發(fā)揮出應有的對外傳播作用。

雖然問題很多，但對于軟新聞編譯的研究至今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不過，其上位概念“對外報道編譯”的研究頗豐，其中也有很多內(nèi)容可以值得借鑒，因此，下文將先對我國的對外報道編譯進行梳理。

1．5．1 傳播學視角

我國的對外報道隸屬于對外傳播，而最早在中國提出對外傳播這一概念的是已故的段連城先生，他的《對外傳播學初探》被認為是“為我國的對外傳播理論奠下了第一塊基石”（沈蘇儒，2004：320）。在書中，段連城第一次使用了“對外傳播”這一概念，并表述了對外傳播的任務：“逐步樹立一個不狂躁，不孤僻，理想遠大而又腳踏實地，歷史光榮而又前途無量，可親可敬的新中國的國際形象”。對外傳播的“傳播主體”是“從事口頭或文字對外宣傳的中國人”；“傳播內(nèi)容”主要指“對中國情況的一般介紹”；“傳播渠道”包括“印刷媒介”“視聽媒介”和“電子媒介”；“傳播對象”是“對中國感興趣的外國人”；所要達到的“傳播效果”是“使外國人真正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中國社會、中國的過去和現(xiàn)在、中國已取得的進步和尚存在的問題”（1988：12）。

《對外傳播學初探》對對外傳播所作的貢獻除了為對外傳播界定范圍之外，還提出了提高對外傳播效果的建議：一是要實事求是、避免片面宣傳；二是要“對話”而不是“獨白”，也就是“必須了解對象的興趣、心態(tài)和思想”，而不要不顧讀者反應的“獨白”。三是在翻譯時要“解說”，切忌“照搬”，即不要按字面照搬，而是作些必要的解釋和說明。對于如何做到“清晰易懂”和“生動活潑”，段先生也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沈蘇儒與段連城一樣，是我國對外傳播領域的奠基人，他的《對外傳播教程》以外宣實務為基礎，用大量的實例幫助讀者認識和掌握對外報道的特點、原則和規(guī)律，具有很強的實用性。而他的另一本著作《對外傳播學概要》（2004年的增訂版改名為《對外傳播的理論與實踐》）側(cè)重于理論研究。該書系統(tǒng)地論述了對外傳播的對象、特殊性、基本原則和提高對外傳播的效果的手段，旨在對我國的對外報道實踐提供理論上的指導，使讀者不僅能“知其然”，更重要的是能“知其所以然”。

我國的對外傳播研究在沈蘇儒和段連城兩位出版的上述三本書之后漸漸開始受到世人關注。有外宣戰(zhàn)線上工作者長期經(jīng)驗的總結(jié)，如劉洪潮主編的《怎樣做對外宣傳報道》（2005）、朱穆之的《論對外宣傳》（1995）、沈蘇儒的《對外傳播·翻譯研究論集》（2009）、候迎忠與郭光華的《對外報道策略與技巧》（2009）、何國平的《中國對外報道思想研究》（2009）、李海明《對外新聞的采訪與編輯》（1997）、曾建徽的《融冰·搭橋·突圍——曾建徽論對外宣傳》（2006）等；也有傳播學的理論研究，如郭可的《當代對外傳播》（2003）、張桂珍等著《中國對外傳播》（2006）等。這些研究多角度地對我國對外傳播進行了研究。但傳播學角度出發(fā)的研究關注的是對外傳播的宏觀理論，對于對外報道的微觀層面很少涉及；而經(jīng)驗總結(jié)類的研究缺乏理論支撐，很難成為普適性的理論指導。正如何國平在《中國對外報道思想研究》一書中所說，“在對外新聞報道和對外宣傳方面，研究者對現(xiàn)象和技術(shù)層面的關注，遠勝過對現(xiàn)象和技術(shù)背后的思想和理論的抽象”（2009：7）。對外報道的工具是具體的語言文字，因此，如果不和語言學研究結(jié)合，不引入語言學的理論，就只能做到對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逐一進行解釋，無法透析語言使用背后深層次的原因，無法完成從實踐到理論的升華，而沒有理論的指導，實踐也無法實現(xiàn)飛躍。

1．5．2 對外報道編譯視角

研究對外報道編譯的多為英語專業(yè)出身的學者。早期的研究基本不借助語言學理論，只是對具體的翻譯實踐中遇到的問題一一分類進行處理，提出一些具體的翻譯技巧，如增減詞等，屬于對具體翻譯實踐的總結(jié)。之后的研究者們則將目光投向了翻譯學或語言學的理論，試圖利用不同的理論對翻譯過程進行闡釋，主要有以下幾個不同的角度。

①德國功能派

德國功能派翻譯理論是對外報道編譯研究常用的理論。德國功能派是20世紀80年代早期出現(xiàn)在德國的以目的為焦點的翻譯理論。德國功能派關注的焦點是翻譯過程中的動態(tài)互動和語用目的，強調(diào)翻譯過程取決于翻譯目的，也就是說，選用何種翻譯方法要看譯者想要達到什么目的。該理論主要代表人物有Hans Vermeer、Katharina Reiss和Justa HolzManttari。其中，Hans Vermmer的“目的論”是目前對外報道編譯研究運用最多的理論。目的論中有三個重要的法則，即目的法則（skopos rule）、語際連貫法則（intertextual coherence）和語內(nèi)連貫（intratextual coherence）。語際連貫指的是譯文對原文的忠實，而語內(nèi)連貫指的是譯文在其所處文化和交際情景中應該有意義。在這三條法則中，語際連貫從屬于語內(nèi)連貫，同時二者又從屬于目的法則（Nord，2001：28-29，32）。也就是說，翻譯稿要實現(xiàn)的目的是最主要的，而究竟是要直譯還是意譯、歸化還是異化，都要看是否能最有效地幫助實現(xiàn)翻譯稿需要達到的目的。Katharina Reiss則是“推翻了傳統(tǒng)的等值和文本劃分類型，創(chuàng)立了一種基于原語語篇和目標語語篇功能關系的翻譯批評模式”（張美芳、王克菲，2005：11），即文本類型理論。Reiss將文本分為三個類型：信息功能文本、表達功能文本和操作功能文本、視聽型文本。Reiss認為“文本類型是影響譯者選擇適當方法的首要因素”（Reiss，2000：26）。運用功能派翻譯理論的研究（洪明，2006；周錳珍，2006）都一致認為，對外報道的編譯稿想要達到的目的是宣傳中國的發(fā)展現(xiàn)狀以及博大精深的文化，而不引起譯文讀者理解上的障礙或是誤解。因此，為了能實現(xiàn)這一目標，就可以并且有必要對原文進行較大幅度的刪減及調(diào)整，或是添加適量的相關背景資料。

②關聯(lián)理論

除了德國功能派之外，關聯(lián)理論也是對外報道編譯研究中運用較多的理論。關聯(lián)理論最早是由Dan Sperber和Deirdre Wilson提出的，在兩人合著的《關聯(lián)：交際與認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 Cognition）（2001）一書中，他們對該理論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關聯(lián)理論是從認知角度研究交際的語用學理論，它認為交際是一種明示推理過程（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即對于說話者來說，交際是一個表明信息意圖的明示過程，他必須給出一個交際雙方都能理解的刺激（stimuli）；而對于聽者來說，交際是一個推理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聽者需要根據(jù)說話者所給出的刺激進行推理，從而實現(xiàn)說話者的交際意圖。明示推理交流可以被看作是交際雙方之間建立的一個真正的認知環(huán)境，聽者需要對認知環(huán)境和交際語境進行準確評估，使自己“明示”的內(nèi)容與聽者產(chǎn)生“最佳關聯(lián)”，從而使聽者能夠花費最小的努力便可推導出說話者的交際意圖。

在翻譯領域，最早使用關聯(lián)理論的是Sperber和Wilson的學生Ernst-August Gutt。Gutt（2000）認為，翻譯過程的復雜性在于多了譯者這一角色，并且原文作者和目標讀者處在不同的認知環(huán)境中。譯者成了中間人，他在翻譯時必須要建立原文作者和譯文讀者之間的最佳關聯(lián)，使處在與譯者不同文化語言環(huán)境中的讀者不用付出不必要的認知努力就可以推論出原文作者的意圖。顯然，這種語際交際比語內(nèi)交際復雜得多。運用關聯(lián)理論指導軟新聞編譯的學者（文軍等，2003；李先進，2013；盧小軍，2012）探索的正是如何建立上面所提到的最佳關聯(lián)，他們認為，為了使譯文讀者能夠準確推論出原文作者的意思而不產(chǎn)生理解上的障礙，就需要對原文進行添加、刪減、釋意和重構(gòu)。

③互文性角度

互文性是德國語言學家Julia Kristeva提出的，Kristeva認為，“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如馬賽克般拼嵌而成，任何文本都是對先文本的吸收與轉(zhuǎn)換”（1980：37）。也就是說，任何語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們都與自己所處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因此，在翻譯中如何處理這些互文內(nèi)容是譯者必須考慮的一個方面?；ノ默F(xiàn)象廣泛存在于對外報道中，詞語層面有陳詞濫調(diào)（cliché）、典故（allusion）、引語（quotation）、諺語（proverb）、仿擬（parody），語篇層面有體裁互文、主題互文、結(jié)構(gòu)互文和功能互文等。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具有雙重身份，即原文的讀者和譯文的闡釋者。譯者需要釋放出原文中互文符號所含的足夠信息，使之能夠準確地為譯文讀者所把握和理解。為此，也需要采用增減譯法、改譯法等編譯手段。同時，互文性還可以體現(xiàn)出翻譯過程中的意識形態(tài)（魯碩，2008）、譯者主體性（梁淑梅，2014）、譯者的社會心理傾向（吳非等，2016）等。

④翻譯生態(tài)學角度

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的適應選擇論是胡庚申提出的一套翻譯理論，其核心為“三維轉(zhuǎn)換”，即在“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原則之下，相對地集中于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zhuǎn)換最佳的翻譯就是“整體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2004：133，144）。胡庚申對“翻譯適應選擇論”加以進一步的發(fā)展，提出了“生態(tài)翻譯學”。“生態(tài)翻譯學”著眼于“翻譯生態(tài)”的整體性，從“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視角，解讀翻譯過程、描述譯者與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聚焦譯者的生態(tài)境遇和翻譯能力發(fā)展（胡庚申，2008：4）。

劉雅峰（2008）以“翻譯適應選擇論”為視角，提出譯者只有不斷增強全球意識和主體意識、文化自覺意識、翻譯的功能目的意識、正確的讀者意識以及技能意識等，才能做到最佳適應和優(yōu)化選擇，真正實現(xiàn)外宣翻譯的“譯有所為”。張麗紅等認為，“外宣新聞翻譯的實質(zhì)是譯者從多維生態(tài)語境出發(fā)，適應新聞生態(tài)環(huán)境，試圖從外宣生態(tài)翻譯語境中構(gòu)建語言、交際、文化等多維適應與動態(tài)的倫理選擇，從而使外宣新聞得到更好的傳播”（2004：43）。劉育紅等也指出，外宣編譯中出現(xiàn)的誤譯，其實就是“譯者在外宣翻譯過程中忽略了譯文的預期功能，未能適應目標語讀者的需求，在翻譯選擇過程中出現(xiàn)了偏差，破壞了外宣翻譯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語用因子間的平衡”（2014：79）。

⑤西方修辭學角度

劉亞猛認為，在跨文化交際中要善于“以你的道理來論證我的立場”，這是成功開展對外對話與交流的關鍵（2004：12）。因此，他主張在外宣編譯時要運用西方修辭學的思想，因為“修辭是翻譯思想的觀念母體，而翻譯則是一種特殊的修辭實踐”（劉亞猛：2014）。近年來，西方修辭學視角逐漸為外宣編譯研究者熟悉和運用，如袁卓喜（2013）就提出，外宣編譯一方面需要“增強譯者的修辭意識，追求外宣譯文語言的修辭力量”，另一方面需要“借鑒西方現(xiàn)代勸說機制理論，提高外宣譯文話語的交際效果”。

⑥其他視角

除了上述幾種主要的視角外，對外報道編譯的研究者們還運用了其他一些理論，如語用移情（李淑俠，2011）、譯者主體性（查明建、田雨，2003）、模因論（趙式一，2012）。還有一些學者根據(jù)編譯的實際，結(jié)合自己的實踐經(jīng)驗，提出了一些針對性強的編譯理論，如黃友義的“外宣三貼近”（2004）原則，張健的外宣翻譯“變通策略”（2013）等。

雖然對外報道編譯研究從不同角度對編譯實踐進行了闡釋與分析，但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①對傳播效果的關注度不足

目前研究關注的焦點在于如何使翻譯不產(chǎn)生誤解，即意義的準確表達與交流，但普遍對于對外報道的新聞屬性缺乏足夠的關注，對如何提高傳播效果也并不是很注重。也就是說，編譯研究者們只關注如何使讀者正確理解譯文，而忽略了對外報道的“新聞”屬性。上述論文均沒有跳出一般翻譯研究的框框，拘泥于對具體的翻譯技法的討論，雖然從幾個角度出發(fā)，但基本上都是在為增譯法、減譯法和改譯尋找理論支撐，缺乏對對外報道獨特性的把握和傳播效果的考量。

②以解釋性為主

關聯(lián)翻譯理論的提出者Gutt在其書的后記中說過，關聯(lián)理論是對翻譯現(xiàn)象的一種解釋，而不是一種方法（2000：203）。仔細分析目前已有的幾個角度，本研究發(fā)現(xiàn)這些基本上也都是以解釋性為主。雖然各種理論的關注點不同，如功能翻譯關注如何實現(xiàn)編譯稿的目的，關聯(lián)理論關注如何與譯文讀者建立最佳關聯(lián)，互文理論關注如何在譯文中體現(xiàn)原文所包含的互文信息，但它們最終其實就是解釋了編譯中使用增減譯法、改譯等手段的必要性，且翻譯單位均未超過段落，并沒有從語篇角度提出具體的編譯指導。

③缺乏對軟新聞的針對性研究

目前的對外報道編譯研究沒有針對軟新聞的專門研究。軟新聞編譯研究不僅有助于軟化我國的對外報道，而且還可以柔化我國的國際形象，值得進行針對性研究。

鑒于此，本研究將基于西方修辭學對我國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編譯進行系統(tǒng)性研究，并構(gòu)建新修辭情境理論和傳播效果優(yōu)化模型。本研究將充分凸顯軟新聞編譯稿的新聞屬性，使傳播效果成為首要關注點。

1．6 創(chuàng)新點

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創(chuàng)新：

①本研究以傳播效果為核心進行軟新聞的編譯研究，將軟新聞置入對外報道的框架中，從而賦予其新聞屬性，凸顯其特有的新聞價值，從新修辭的角度對軟新聞編譯長期存在的受眾意識薄弱、軟新聞不“軟”，以及可信度不高的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

②本研究強調(diào)新修辭情境理論對于全面提高對外報道類軟新聞傳播效果的關鍵意義，并明確情境中的三大主要構(gòu)件：受眾、新聞價值和編譯者的修辭權(quán)威。本研究提出，針對這三大構(gòu)件的研究恰好可以分別解決軟新聞編譯的三大問題：即受眾研究可以幫助提高編譯者的受眾意識，使編譯稿做到“內(nèi)外有別”；掌握軟新聞的新聞價值可以有效軟化編譯稿；構(gòu)建編譯者修辭權(quán)威可以提高其可信度。

③本研究搭建的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編譯傳播效果優(yōu)化模型，論證了受眾、新聞價值和可信度三個維度之間的內(nèi)在平衡關系，可操作性強，可以幫助編譯者對編譯稿的傳播效果進行評估，從而有效提升編譯稿的傳播效果。

④目前關于軟新聞編譯的研究大多屬于解釋性翻譯研究，主要解釋編譯過程中某些句子或句群編譯的理論依據(jù)。本研究運用西方修辭學的幾大理論，提出軟新聞編譯過程中可以運用的翻譯策略，明確了增強受眾意識、凸顯新聞價值以及樹立編譯者修辭權(quán)威的具體途徑。價值修辭學、論辯修辭學、動機修辭學、權(quán)力修辭學等西方新修辭的主要研究維度在本研究中都為軟新聞編譯提供了理論支撐。

⑤本研究將翻譯單位從句子及段落擴大為語篇，甚至超越了語篇范圍。編譯者被賦予了更大的自由度，一切以構(gòu)建適宜的修辭情境、實現(xiàn)最佳的傳播效果為出發(fā)點，原文的內(nèi)容、結(jié)構(gòu)、角度均可進行大幅調(diào)整。本研究提出編譯稿消除中文味不僅僅只是語碼轉(zhuǎn)換層面的，更是語篇結(jié)構(gòu)、選材、論辯方式、媒介選擇、辯證法運用等諸多方面整體協(xié)作的結(jié)果。

1．7 本書的結(jié)構(gòu)及主要內(nèi)容

本書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主要介紹本書的寫作背景、厘清“軟新聞”“對外報道”“編譯”以及“新修辭情境理論”四大概念，同時在梳理我國對外報道編譯研究的基礎上引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意義及創(chuàng)新點；第二章是本研究的理論框架，概述新修辭情境的定義及其構(gòu)成要素、構(gòu)建新修辭情境理論的意義、情境中所運用的新修辭學與對外報道軟新聞編譯的契合點，并指出情境中三個對于提升傳播效果而言至關重要的因素，即受眾、新聞價值、編譯者的修辭權(quán)威，這三要素也是本書第三、四、五章關注的內(nèi)容；第三章將梳理新修辭中的受眾理論，并在總結(jié)幾大理論之后對軟新聞編譯如何培養(yǎng)正確的受眾意識、發(fā)揮受眾的主觀能動性提出建議；第四章關注的焦點是如何凸顯軟新聞的新聞價值：即趣味性和人情味，主要介紹基于Perelman的論辯出發(fā)點理論和新修辭的敘事理論的“事實型導語”和“敘事型導語”的寫作，并運用Burke的“術(shù)語屏”理論就選詞等方面展開討論；第五章指出編譯者的修辭權(quán)威和軟新聞的可信度密切相關，因此，編譯者需通過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選擇合適的論辯方式、運用直接引語和互文指涉借用他人的修辭權(quán)威、構(gòu)建開放的語篇和營造良好的媒介環(huán)境幾方面建立自己的修辭權(quán)威，以提升編譯者及其編譯稿的可信度。第六章構(gòu)建了對外報道類軟新聞編譯稿的傳播效果優(yōu)化模型，將目標受眾、新聞價值以及可信度維度進行的研究系統(tǒng)整合，并利用模型對具體的軟新聞編譯語料進行分析。論文的結(jié)論部分介紹本研究得出的結(jié)論，指出其局限性，并展望未來相關領域的研究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