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凌

生年：1950

現(xiàn)職：首都博物館館長、北師大歷史系教授

研究方向：古希臘史

主要著作：《西方史學史》

郭小凌的書單

《春秋故事》，林漢達著，中國少兒出版社，1962

《十萬個為什么》，少年兒童出版社編，196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72

《列寧選集》，［俄］列寧著，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72

《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原理》，［蘇］康斯坦丁諾夫著，三聯(lián)書店，1976

《第三帝國的興亡》，［美］威廉·夏伊勒著，董樂山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74

有些人愛上一本書可以終生不渝，讀過百八十遍還不過癮。我讀書有點像熊瞎子掰棒子，掰一個，扔一個，扔了就不想再揀起來，只在記憶中保持一些最值得記憶的片斷。我不大清楚這種移情的確切原因，可能的解釋也許是因為人的類型的多樣性，或者因為年齡增長，閱歷的累積，理解和鑒賞力的成熟，興趣的轉移，對書的需求也在不斷調(diào)整變化：過去喜愛的現(xiàn)在可以變得不喜愛，過去不欣賞的現(xiàn)在可以變得欣賞了。我覺得好書如同好菜，雖然色香味美，但吃多了也會變得乏味，甚至倒胃。我還覺得好書也不必句句皆是珠玉，一本書有一兩個章節(jié)寫得精彩，有幾個段落寫得耐人尋味，有幾句話寫得令人拍案叫絕，就該算是好書了。書讀多了，我還發(fā)覺，一本書用肉眼看去，錯誤百出是正常的事；用放大鏡挑毛病，錯誤千出也不奇怪；若用顯微鏡觀察，錯誤就數(shù)不勝數(shù)了，因為即使是圣人也不是神，總有自己的局限，所以圣人的書也免不了出錯，何況凡人。實際上，不斷犯錯誤，不斷改正錯誤，乃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題中應有之義。所以在學術批評當中，應避免自以為是的酷評、苛評，提倡實事求是，有話好好說，即使對于學盜文賊，也應“按罪量刑”。

少年時期讀書被大人牽著鼻子走，大人說好，自己也覺得好，因此奧斯特洛夫斯基、老小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狄更斯、羅曼·羅蘭等外國作家的作品，巴金、茅盾、曲波等中國作家的作品，都曾經(jīng)深深地打動過我。小學六年級時買到一本林漢達的《春秋故事》，一口氣從“千金一笑”讀到“臥薪嘗膽”，內(nèi)里做人處事的道理，牢牢地銘刻在我心里?，F(xiàn)在回想起來，像林先生那樣認真地做史學普及工作的大學者，在我國史學界過去和現(xiàn)在都不多，而能寫出像林先生那樣深入淺出、舉重若輕、出神入化、質(zhì)樸動人的文字的學者，則更是寥若晨星了。

在普通教育階段，人的專業(yè)選擇是不確定的。我因家庭的影響，只想當科學家或工程師，但具體做什么卻心里沒譜，所以對一般科普讀物頗感興趣，《十萬個為什么》是我精讀的對象，凡爾納的科幻小說更是我自選的好書。

“文革”初期忙于“革命”，除了毛選和《毛主席語錄》，別的書不看。待到“革命”的狂飆已過，同學之間讀書的風氣重新興起，所謂“封、資、修”的老書、“內(nèi)部讀物”、手抄本以及馬列原著，找來就看。我的馬克思主義啟蒙教育其實始于這個時期，因為不再是人云亦云地被動接受，而是從原著中自己體味，理論的精妙之處往往是這種無法言傳的個人感受?！豆伯a(chǎn)黨宣言》《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資本論》《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序言》《反杜林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論國家》《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無產(chǎn)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等都曾字斟句酌過，筆記作了兩大本。時過境遷之后，我們知道這些理論家的觀點并不像列寧所說，每一句都是可信的，但他們特有的邏輯理路卻訓練了幾代人的分析與概括能力。我覺得如果自己有一點理論思維的基礎的話，正是在十年“文革”期間奠定的。如今讀洋文著作多了，發(fā)覺就內(nèi)在邏輯的一致性和嚴密性而言，還是馬列主義熏陶下的學術著作相對好一些，比如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霍布斯鮑姆的著作。有些西方作者，發(fā)散思維不錯，舉證論辯也不厭其詳，但常常摟不住思想，致使層次不清，首尾不大相顧，給人云山霧罩的感覺。究其原因，還是理論思維的基本功顯得不足，或曰功力不逮。前蘇聯(lián)的一些著作之所以條理清晰，言簡意賅，顯然與注重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有關。如《聯(lián)共布黨史》盡管是教條主義、實用主義的產(chǎn)物，對蘇共黨史多有歪曲，但在條理方面表現(xiàn)得頗為精彩。比起羅素的《西方哲學史》，康斯坦丁諾夫主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原理》讀起來似更加嚴整有序，一段一段、一句一句的論述像在傳接力棒。我喜歡這樣的著作，因為真理無論是一個還是多個，都應該是清晰和簡明的。

除了理論著作，“文革”時期我愛讀的書還有《第三帝國的興亡》，約翰·根室的一套“內(nèi)幕”叢書，韜奮的《萍蹤寄語》《萍蹤憶語》，魯迅的雜文等等。至今收存在我的“秘密書架”上的還有一些那個時候的生活技藝用書。說來令人見笑，有段時間我待在家里當逍遙派，琢磨著制作家具，父親書架上的譯著《細木工作業(yè)》就成了我的入門向導。我逐頁研讀與實踐，最終打出了沙發(fā)、衣箱、菜板等小型家具、用具若干。以請教書本的方式，我還學會了剪裁縫制衣服、制作菜肴，膽敢為別人的婚宴當主勺。為了撰寫這篇文章，我又拿起當年內(nèi)蒙財貿(mào)學校編寫的非正式出版物《烹飪技術》上下冊，望著浸滿食用油的書皮，心里的感慨無以言表。這些體驗使我認識到，入門世上的眾多技藝并達到一定水平，只是學與不學的后天問題；成為一門技藝的大師，則是勤奮加天才的問題。

“文革”結束后，我有幸成為恢復研究生制度之后的第一屆研究生，開始有了專業(yè)方向，讀書的邊界從此基本劃定，先是圍繞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希臘史，后來又加上西方史學史。進入專業(yè)領域，獲知史海蒼茫，圖書浩繁，僅以古希臘史為例，十萬冊以上的中外書籍，窮一生精力也讀不過來。一個辦法是讀經(jīng)過時光檢驗的經(jīng)典，比如我喜歡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柏拉圖的《理想國》《申辯篇》《普羅塔哥拉斯篇》《巴曼尼德斯篇》等，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尼各馬可倫理學》，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陰謀與朱古達戰(zhàn)爭》，塔西陀的《歷史》《編年史》等等。但我不喜歡荷馬史詩，特別是《伊利亞特》，一次次大同小異的血腥廝殺，看著就生煩。

到了知天命年并以實證史學為飯碗的我，對以虛構為特征的小說再也打不起興趣，友人盛贊金庸，我讀了半頁《神雕俠侶》就束之高閣。相反，我非常喜歡當事人、目擊者提供的證詞，如各種回憶錄或我熟悉的人物傳記。比如《徐向前回憶錄》《彭德懷自述》《楊尚昆回憶錄》《楊成武回憶錄》《楊得志回憶錄》《王平回憶錄》《周恩來傳》等等；巴金的《隨想錄》，韋君宜的《思痛錄》，季羨林的《留德十年》《牛棚雜憶》，張中行的雜文、回憶等書都給了我無盡的閱讀快感。

在學習歷史和治史期間，我還讀了一些史學理論著作，從客觀主義、歷史主義、實證主義到相對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的作品，或多或少地瀏覽過一遭。我的感觸是：史學中最有生命力的不是莫測高深、晦澀冗長的新學和無所不包的思辨的歷史哲學模式，而是考據(jù)過硬、史料翔實的事實陳述和價值陳述。歷史哲學家的著作，比如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柯林武德的《歷史的觀念》，雖然洋溢著智慧的火花，但其致命的失誤在于對經(jīng)驗的歷史只觸到了一些皮毛。即便是歷史學家出身的湯因比，也因學力的局限，在概括世界范圍內(nèi)的歷史共性時，會錯誤地解讀選取的樣本，且在抽象能力方面怎么也比不上專業(yè)的大哲學家。由此我認識到以個人有限的生命、有限的學力來概括人類歷史一般規(guī)律，是一件非常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學術史上還不曾有人成功過。究其原因，無非是能力的限制。一個人窮一生精力也不過通一國歷史的若干片斷，如通先秦就不能通魏晉，歷史上還沒有能把中國史、外國史通吃的天才。當認識到理論研究的重要和局限后，我的注意力回到具體的題目和外文論著的翻譯上來，不去做力不能及的事。

現(xiàn)在的我與青少年時期的讀書興趣簡直判若霄壤，似乎更喜歡隨遇而安、平心靜氣、擺事實講道理、有內(nèi)涵的作品，崇尚古希臘人的箴言——認識你自己和過猶不及；不喜歡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盛氣凌人的讀物，更討厭故作高深、炫耀博學的文字。我對像英國史家芬利那樣的既能進行深刻的理論思辨又能進行精致的考據(jù)研究的學者充滿敬意，而國內(nèi)學者還很少提他。我愿列出他的一些代表作供有興趣者參閱：《利用和濫用歷史》（Use and Abuse of History）、《古代史：證據(jù)與模式》（Ancient History：Evidence and Models）、《古代的經(jīng)濟》（Ancient Economy）、《古代奴隸制與現(xiàn)代思想》（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古代與現(xiàn)代的民主》（Democracy：Ancient and Modern）、《希臘的遺產(chǎn)》。

（2015.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