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松：重復地看那些素材。

賈樟柯：沒有人鼓勵你，沒有人幫助你，有時候也會懷疑，要不要做這個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老家的那些財富故事，誰又怎么樣了。其實，實話實說，因為我是從中學就倒賣煙那么過來的，那一部分生活對我還是有吸引力的。我并不是一個從小就有宏大的理想的人，我是因為1989年末才想做這個。我覺得這也反而讓我很難背叛自己，因為我不是憑著一個天性，一種懵懂的愛來做一件事情，我是在很成熟的時候選擇了電影。所以到今天為止，我覺得我基本沒有背叛電影，也跟這個有關。

程青松：我還記得在北京看的時候，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當時就是覺得那個時期的中國沒有這樣的電影，那樣敏銳地觀察社會，那樣敏感地去描繪一個人，甚至連縣城那樣一個場所空間在當時的銀幕上也是沒有的。我還記得你問過我：“去柏林，你覺得會怎么樣？”當時柏林對中國電影的印象仍然還是“第五代”的作品，雖然不知道柏林電影節(jié)是什么標準，但是我覺得這個電影作品本身的敘事以及敘事帶來的力量，肯定是會得到人們認可，所以我說絕對有戲。

程青松：《小武》應該說是在處女作當中很成功的，你看過一些別的導演的處女作，給你印象深刻的作品有嗎？

賈樟柯：我當時印象比較深的是《冬春的日子》，那個應該算是小帥的處女作，我覺得完成度非常高，這個完成度非常高不是一句客氣話，它里面有很打動我的視覺的美感，從他的處女作里可以找到很強的電影繪畫性。而這種繪畫性是從我們的日常生活里面的場景里提煉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冬春的日子》絕對能跟劉曉東的《繪畫》相匹配。

程青松：那個也是寫的1989年之后的精神狀態(tài)。

賈樟柯：當然那種精神狀態(tài)我個人也很熟悉，包括我自己也學繪畫，可能對我個人來說，就是比較能進入吧。

程青松：每個導演成功的處女作都有神奇的能量在里面的，正如你前面提到的，剛好拍《小武》的時候看到了一個變化，包括家鄉(xiāng)的東西。這一開始，就成為你之后很多影片中的一個主題，一直到今年的《天注定》。變化中的中國，很多東西都涉及了，《站臺》可能是回顧回望的多一些。昨天你發(fā)的微博提道，有人把你的電影當紀錄片看，那肯定是不認真了。但是確實在你的創(chuàng)作過程當中，你是一個對變化中的中國有意識的觀察者。

賈樟柯：因為我覺得這個變化如果是從我9歲，也就是1979年開始的話，第一個階段的變化是，物質(zhì)層面的變化，比如說我小時候很餓，到1979年、1980年就開始能吃上東西了，以前要跟爸爸媽媽去糧食局買供應，后來就取消供應了，然后社會開始活躍起來，這是我第一個階段的感受。第二個階段的感受就是80年代末，那個時候有很強的哲學浪潮，我正好十八九歲，開始懂事了，開始關注哲學了，那個時候的變化是思想的變化，思想一步一步成熟。到了90年代以后，又過了三四年的非常窒息的時期，而那三四年恰好社會也窒息，我那幾年就不知道能不能上學，還是該回老家做生意，就處在我個人很窒息的階段。我記得有一年的冬天在太原郊區(qū)租的房子，學畫畫。這個冬天越來越冷了，就得去買煤，拉一個小平車，去煤廠拉了煤，走很遠，大概要走兩個多小時才能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