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小說提供了一個開放性的現代小說的范本。他并不因為對寫作的倫理承諾的恪守，而把敘事藝術處理為一種簡單粗劣的道德美餐。各種各樣的人物聲音各自擁有自己的“真理性”和一定支配權力。在這個權力的國度里，嚴肅性和“硬度”是話語的權力保證。但莫言的戲謔性的模仿則打破了這些話語自身的完整性和封閉性，打斷了其支配力的連續(xù)性，使之變成了種種荒謬的東西。話語各自的“硬度”被相互抵消，抵消它里面包含的支配的權力。莫言的文學世界錯綜復雜，詭黠怪誕，呈現出一種極為復雜的結構和重疊交錯、自相悖謬的立場。在《紅蝗》的結尾處，莫言明確地道出了自己的寫作理想就是將那些在意義和價值方面彼此矛盾、對立的事物混雜在一起，“夢幻與現實、科學與童話、上帝與魔鬼、愛情與賣淫、高貴與卑賤、美女與大便、過去與現在、金獎牌與避孕套……互相摻和、緊密團結、環(huán)環(huán)相連，構成一個完整的世界”?；蛟S在莫言看來，不如此不足以表達當下中國現實生活的復雜性和荒誕性。惟其荒誕，才顯寫實。從這個意義上說，莫言是一位現實主義作家。而所謂“迷幻現實主義”（Hallucinatory Realism），在表達現實的時候，肆意制造迷幻的效果，在莫言那里，既是美學策略，也是政治策略。莫言的文學以其內在的復雜豐富，來反抗外部的簡單粗暴；以其悖謬和滑動，來抗拒政治權力對文學的直接征用。

但這依然無法完全為他本人現實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政治奴性辯護。

他本人在某種程度上也很清楚這一點。其實，寫作的莫言一直在批判做人的莫言。他在《生死疲勞》中，讓“莫言”小丑化，在《酒國》中讓“莫言”庸俗化，都可視作一種間接的“自我贖罪”行為。莫言身上那種充滿了反諷的和意義悖謬的東西，不僅是針對現實世界的，同時也是針對他自身的和普遍人性的，這也正是莫言文學批判的深刻性所在。底層生活經驗，練就了他這種狡兔一般的生存本領。一方面是強烈的介入，一方面是委蛇和閃躲。這就是莫言的“話語策略”。因此，他的批判有時看上去像是在獻媚；同時，他的獻媚，有時看上去像是在批判。這是莫言的狡詐之處，也是他的危險之處。

莫言本人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魯迅的寓言《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讓他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