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斯在《香港文化》一書中，非常關注由誰來說香港故事的問題，相信這亦是對文化身份日漸自覺的香港人所共同關注的問題。尤其是在這個臨近回歸，各路人馬爭相報道、述說、解釋、研究香港的時刻，各種關于香港的說法，紛紛以新聞、專著、電影、小說等形式出現(xiàn)，多方位地呈現(xiàn)或再現(xiàn)“真正的香港”。

把范圍收窄到文化界，在外人和自己人、外來和本土之間劃清界限，似乎是建立自我身份的訴求的自然舉動。早一點的有對馬建漠視香港文化言論的反感，近一點的有對潘星磊捶打女皇像的不表認同。在這些事情上，自稱香港本土人的我們采取的往往是防衛(wèi)式的姿態(tài)，并且毫不思索地向一種仿似不辯自明的本土身份靠倚。我們往往怪責人家不了解甚或是不尊重我們的文化，“我們”把“他們”界定為外來者，不算是“香港作家”或“香港藝術家”。通過這種反向的否定他人，我們肯定自己的存在。當我反復用“我們”這個字眼，我已經(jīng)假設了“香港人”是一個大體上完整和同一的集體，沒有多元的內(nèi)在分歧和差異。但問題是，這種同質(zhì)的單一身份存在嗎？

我并不是想反過來合理化一些大中原心態(tài)或異質(zhì)論述對香港文化的指三道四，我只是想把目光回轉(zhuǎn)，審視自我身份認同中存在的種種陷阱和危機。關于“誰是香港作家？”這個問題，在不同的場合都有不同的界定標準。香港各類文學獎的方法最簡單，只要你有香港身份證便可以。至于文學選集，則往往由時間和地域兩個籠統(tǒng)的指標來考量，例如臺灣作家施叔青在香港住了十多年，也可以算是香港作家。另外南來和移民作家，也會因其在一段時間內(nèi)于香港這個地域里“居住”過而獲得或保留“香港作家”的身份，于是連張愛玲也常常被收錄在關于香港文學的論述中。在另一些情況底下，我們可能又會以題材來界定什么是“代表香港”的作品；又有人提出一套以寫作形式為依據(jù)的看法，例如也斯認為香港藝術的特點是抗拒宏大敘述架構(gòu)的片段式抒情。

我不否定上述任何一種界定標準，但我并不認為任何一種標準能正確地界畫出香港作家的真正本質(zhì)。事實上，各種標準本身都是一個塑造和制作過程，從本身的立場建構(gòu)帶有不同目的的香港作家形象。我們并不因為生于香港而先天地是香港作家，我們是在自我和他人的塑造過程中“成為”香港作家。而不同背景和取向的人并不集體地“成為”同質(zhì)的香港作家，所謂“香港作家”應該是一個不特定、多義、多作用和互相沖突的意符。與其爭論“誰是香港作家”，我們不如問：一個作者如何“成為”“香港作家”？以及：一個作者成為了“怎樣”的“香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