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佳、馮巖采訪整理）

胡喬木同志是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的一顆智慧巨星。他對新中國的建設做了許多重大貢獻，其中之一是文字改革。他上承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對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其他文教機構(gòu)進行具體的領(lǐng)導，不居其名，但求其實。

解放后，中國大陸推動報刊文章的白話化，改革政府公文的文體和程式，提倡漢字橫排，普及語法修辭和語言規(guī)范化的知識，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實行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務（推廣普通話、簡化漢字、制訂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這一系列的語言文字工作，都是在胡喬木同志的具體安排和指導下進行的。

擴大自話文運動的成果

五四白話文運動，對小說和散文是成功的，對各種應用文，有的只成功一半，有的沒有成功。成功一半和沒有成功的突出例子是報刊文章和政府公文。解放后，在這些方面，進一步擴大了白話文運動的成果。

解放前，中文報刊的文章，以《大公報》為代表，都是“半文半白”而“文多于白”，被稱為“新聞體”。這種文體，只適合上層知識分子，不適合文化較低的廣大群眾，即使看了可以懂，讀起來是聽不懂的。這是五四白話文運動沒有徹底進行而遺留下來的“小腳放大式”的文體，跟報刊大眾化的時代要求是不相容的。解放后，報刊文章，尤其是社論文章，改為容易看得懂的白話文，重視語法修辭和語言的規(guī)范化。五十年代，這一改革工作成績卓著，受到群眾的歡迎，在這一工作的背后，有胡喬木同志的辛勤勞動。“文化大革命”以后，文化倒退，報刊文章又大都恢復了“半文半白”，但是不再是“文多于白”，而是“白多于文”了。

中國的政府公文，一千年來，用的是文言，形成一種“等因奉此”的程式。這是“紹興師爺”的拿手好戲，而人民大眾看了如墜五里霧中。解放后，進行了徹底的公文改革，從文言改為白話。廢除“等因奉此”，使公文變成平易的散文體。這種改革，五四時代和三十年代，都有人提倡過，可是陋習頑強，絲毫動彈不得。解放后，公文得到了解放，將舊的程式像摧枯拉朽一般頃刻廢除。這是白話文運動在應用文中間的擴大。如果沒有胡喬木同志的幕后積極提倡，這一改革是不可能如此順利進行的。

1955年，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接著又舉行“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問題學術(shù)會議”，“國語”改稱“普通話”，給“普通話”規(guī)定明確的定義。這都是在胡喬木同志具體領(lǐng)導下進行的。胡喬木同志提倡，文章要明白像語言、語言要流暢像文章，這叫做“語體文”和“文體語”。他認為，文字改革工作在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早在一百年或三百年前就完成了。中國到社會主義時代還在蹣跚地進行文字改革，這是資本主義民主的“補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