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周恩來經(jīng)常召集各個民主黨派（團體）的政協(xié)代表一起開會，討論國家大事。他通過當時的秘書許滌新聯(lián)絡到我，因為許滌新是一個經(jīng)濟學家，和我同在經(jīng)濟界。我們每月開一次會，有時一個月開好幾次，每次我都參加了，我和周恩來就這樣認識和熟知了。當時國民黨的舊政協(xié)還曾推舉出5位民主人士前往延安訪問毛澤東，在窯洞里，毛主席強調，中國要想長治久安，惟一的辦法是走民主道路。大家聽了都深感認同。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主持下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我是第四、五、六屆的全國政協(xié)委員，列席了第三屆政協(xié)會議，可以說，我與全國政協(xié)的歷史淵源很長。

從上海到重慶，盡管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只是斷斷續(xù)續(xù)地參加了“救國會”、“星五聚餐會”及其他一些民主活動，但我較早地接觸了這些為國為民都作出極大貢獻的民主人士，并受到他們很大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許多跟我一樣留洋的中國學生帶著滿腔激情紛紛回國，為的就是追求民主和獨立，讓我們的祖國成為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我想，這與中國共產(chǎn)黨大力宣揚的民主主張以及這些民主人士的積極活動是分不開的。

我85歲之后就基本不參加社會活動了，但是我從身邊的人口中聽到、從媒體上看到，現(xiàn)在的孩子們學習負擔很重。我記得我年輕時上學很輕松，中學時，下午的課程幾乎都是選修課，但因為心情愉快反而學得很扎實。我還聽說，如今的孩子到了大學還在拼命學英文，結果導致中英文都沒學好。英文是一門工具學科，在中學期間就應該熟練掌握，這樣到了大學階段就可以專心做學問了。在就讀圣約翰大學前，我已經(jīng)能自如地閱讀各類英文書籍和對話，我結識的那些民主人士中，不少人的英文水平也很高。民盟是以文教、科技為界別特色的民主黨派，今后也要繼續(xù)關注中國的教育發(fā)展問題。

我很榮幸能與這些民主人士交往，他們中的許多人學問好、思想進步，都極大地影響了我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新中國成立后，我成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參與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但與這些民主人士的交往一直沒有中斷。到如今，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已不在世，但我讀書、看報時常會想起他們，雖然都是零星的記憶，但是我卻能肯定地說，他們都是具有思想光輝的人物，我敬重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