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數(shù)年前，媒體披露廣州地鐵員工家屬免費坐地鐵，當時的廣州地鐵負責人解釋是為了“反恐需要”，有好事者為此重新詮釋淮南王劉安的“雞犬升天說”——“為了防止拉登發(fā)動恐怖襲擊、撞擊天庭，我特意實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制，在任何緊急情況下，都能及時幫助疏散與救援，這是一個安全上的舉措，并不是專門把成仙作為福利”。

以上說法看似荒誕不經(jīng)，但是換個角度想想，劉安們可是在煞費苦心地實踐協(xié)商民主的核心理想：在公共問題上訴諸公共理由。

某種意義上，對“公知”的最大指控就是，明明是身處利益沖突時代的“劉安”，卻要故作清高地扮演公共利益的守夜人。利益分析師一個有效的角度，但如果本著利益還原論的思路去解釋一切現(xiàn)象，則未免太過粗疏而且錯漏百出。如果拿了蘇聯(lián)的錢就是在為蘇聯(lián)的利益在背書，那怎么解釋我黨一貫為人民服務、為祖國謀利益的光輝歷史？

在公共問題上訴諸公共理由，是哲學家的理想，相比之下，更加現(xiàn)實的做法也許是人們敢于為一己之私利充分地提供私人理由，而不必苦心謀劃“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共理由。就此而言，中國的問題恰恰不是利益分化得太過度，而是利益分化得還不夠徹底、不夠明白、不夠公開，如果各種利益集團真的能夠開誠布公地發(fā)表觀點、選舉代表，就政治權力和財富分配進行理性博弈，那么中國的公共空間和政治未來將會變得更好而不是更差。

在這個過程中，一定會有人假借公共利益的名義來混淆視聽，一定會有人根據(jù)政治正確性站隊并打壓異己。而真正的公共知識分子，并不是像摩西一樣訂立“十誡”帶領眾人走出埃及的先知，也不是“強化觀眾之預設、重申并滿足觀眾復雜愿望”的媚俗者，而是“一次次地針對被視為不證自明的當然提出質(zhì)疑，打碎人們的精神習慣、行為模式以及思維方式，驅(qū)散人們熟悉而接受的觀念，重新審視規(guī)則和制度”的人。身處利益紛爭的時代，公共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會被裹挾到利益的旋渦之中，但是與此同時，他們有足夠的意志和理性往后退一步，嘗試著去質(zhì)疑政府的權威、大眾的神話以及自我的公正。

常有人批評“公知”面目丑陋言辭乏味，只知坐而論道不懂起而行事，所有這些批評古已有之，也常常擊中要害。但是另一方面我總是這樣認為，每個人的性情、認知、職業(yè)、思想背景各個不同，只要目標一致，不管是“公知”還是非“公知”，不管是公民還是草民，你喊號子我掄錘子，你拆地基我運垃圾，都是在推動社會向好，相煎何太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