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數(shù)十年間幽閉在暗室里的私欲之火，在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后的自由競爭中熊熊燃燒，并且展示了不可阻擋的燎燃勢態(tài)。撰寫編年史的人，都應該記住這個有意思的年代。眾多的人在缺少必要的物質(zhì)基礎與心理準備的前提下，被推入市場化變革的洶涌浪潮，而這個浪潮席卷了幾乎所有的社會領域，包括醫(yī)療、教育、安全、政府權力等公共產(chǎn)品都差不多淪為商品，甚至人格、良知都幾乎到了可以論價出賣的地步。由于缺少應有社會保障的鋪墊，社會競爭高度白熱化，人無時不在萬分焦灼之中，擔心自己成為一只無辜的羔羊，于是竭力表現(xiàn)出狼的特性來，街面上到處可以看到氣勢洶洶，甚至殺氣騰騰的人。私欲的膨脹乃至最大化成為最理直氣壯的事情，道德操守反成了迂腐和窩囊的標識，良知未泯的人差不多成了弱勢群體，清高意味著對生存機會的自我剝奪。利用職位權力之便侵吞公共資源，被視為是近水樓臺先得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經(jīng)濟。于是，在惡質(zhì)化的競爭中，有的人無所不用其極，人性最邪惡的一面表達得淋漓盡致。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和食品、藥品、方面可怖的案件，記錄了這個階段人性的陰險叵測，而這種競爭持續(xù)的結果在進入2000年之后漸漸浮出水面。在許多人尚付不起治病救命的醫(yī)療費用時，有的人家里囤積著成噸位的現(xiàn)金，名下掛著上萬平米的房產(chǎn)，金屋里還窩藏著數(shù)以百計的美婦。他們成為社會叢林里弱肉強食的老虎，威風凜凜，呼風喚雨，其引發(fā)的怨憤甚至將國家政權的公信力置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令仍然熱愛著這個國家的人痛心疾首。

作為國家急劇轉型和高速發(fā)展的代價，如此泥沙俱下的情況在所難免，況乎在一個人口如此密集、資源如此匱乏的國度。它讓我們對人性有了不同于文藝復興時期的理解。面對上述局面，有的人會為包括自己在內(nèi)未獲得貪瀆機會的群體倍感不平，而橫生打漁殺家的念頭。但多情如我者，卻對墮落在欲壑深淵不能自拔的人扼腕長嘆。這些位高權重、掌握大量公共資源的人，混到這個份上都絕非等閑之輩，活著時堪稱人中之豪杰，死了之后也大抵要去大鐵圍山周邊做鬼雄。本應該鐵肩擔道義，“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他們，卻一頭栽在銅錢與肉欲這個爛泥塘里，讓身體里裹藏的人性靈光蒙受奇恥大辱，實在是個人的不幸，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每個時代都有其英雄人物，他們是木中之棟梁，人中之翹楚。但是，在一些時代，英雄無用武之地，以自戕的方式了卻此生；在另一些時代，英雄們誤入歧途，給接近他的人帶來厄運。俄羅斯作家萊蒙托夫，曾經(jīng)敘述十九世紀初俄國英雄的遭遇，《當代英雄》一書中的彼喬林就是其中的代表。這些人心智超群，胸懷道義激情，深感沙皇體制的黑暗，不愿同流合污，渴望進入時代的廣場改寫歷史進程，但卻無法超脫社會與個人的局限，因而陷入精神的迷惘，找不到生存的方向與行動的目標，并在虛度昭光年華之后顧影自憐：“啊，目的肯定是有的，我肯定負有崇高的使命，因為我感覺到心靈里充滿了使不完的力量，但我不知道這使命是什么；我沉溺于空虛而卑劣的情欲，我在這情欲的熔爐中鍛煉得像鐵一樣冷酷和堅硬，卻永遠喪失了追求高尚目標的熱情，喪失了人生最燦爛的年華。從那個時候起，我多少次扮演過命運之斧的角色！我像一副刑具，常常無冤無仇，毫無憐憫之心，落到注定要犧牲的人的頭上……”彼喬林由迷惘而變得消沉，由消沉而變得憤世嫉俗、玩世不恭，蔑視一切道德規(guī)范，以無賴的態(tài)度玩弄別人的純真，給與他相遇的人制造悲劇，成了一顆災星，并且最終給自己帶來無法慰藉的痛苦。由于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所在，他最終只能是在孤寂之中成為社會的多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