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時時講述自己民族的苦難史為的是爭取當今更多的政治權利，那么對自己國家和同胞所犯的罪行就會視而不見。猶太人的不幸遭遇不應成為驅逐巴勒斯坦人的理由。薩義德顯然要以巴勒斯坦人的命運來考驗猶太作家的良知。他多少有點失望：知識分子有一種集群的習性，自以為是地為自己民族所做的一切辯解，他們不能在有的問題上始終如一。托克維爾批評美國虐待黑奴和印第安人，但卻想開脫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殖民統(tǒng)治的罪責；南非布爾人一度受英國人迫害，但布爾人國民黨的原則后來卻演變?yōu)榉N族隔離的政策。瑞思演講在英國文化界有極高的收聽率，有一位聽者是薩義德特別關注的，他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以賽亞·伯林。薩義德在提及伯林的《俄國思想家》時褒伯林所貶，他肯定《父與子》中巴扎洛夫的“對抗性才智”并認為知識分子應該在“公共舞臺上作證”?！澳隳苷境鰜砗粲踝鹬匕屠账固谷说纳鏅嗪驼螜鄦?？”這是薩義德隱隱向伯林發(fā)出的挑戰(zhàn)，已在衰老之年的伯林無法回應。

薩義德從“普遍的原則”聯(lián)想到雙重標準。他說，任何單方面憑武力獲取土地的行為都應受到懲罰，事實上聯(lián)合國在霸權勢力操縱下對以色列和伊拉克卻區(qū)別對待；波斯灣的真正問題是石油和地緣政治，絕不是海灣戰(zhàn)爭前后布什總統(tǒng)在媒體上標榜的那些高尚原則。面對掩飾美國真實動機的宣傳機器，薩義德呼吁，“耿直、雄辯、極為勇敢而憤怒”的知識分子應當而且能夠“向權勢說真話”。

但是知識分子卻在蛻變?yōu)轳Z服的專業(yè)人士，沒有理由為韋伯所說的社會分工感到寬慰。瑞思演講第四講的題目是“專業(yè)人士與業(yè)余者”。有不少美國人（如《公共知識分子：衰落研究》的作者波斯納）聽到“業(yè)余”就渾身上下不自在，在崇尚“業(yè)余”傳統(tǒng)的英國提倡業(yè)余精神并不僅僅是出于禮貌。福柯早就悲嘆，1968年的學生運動后，知識分子東躲西藏，他們鉆進狹隘的領域里做專家。薩義德認為，在日益專業(yè)化的時代，知識分子尤其應該在最具技術性、專業(yè)性的領域提出“道德的議題”。在有的國家，特別是在美國，對思想和知識自由的鉗制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辦法，所謂的專業(yè)人士“不想顯得太政治化，具有爭議性”，無形中認同了一套未經檢驗的、主宰思維的話語系統(tǒng)。他們“不破壞團結，不逾越公認的范式和限制，促銷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場性，因而是沒有爭議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觀的”’。最終他們都變成葛蘭西所說的市場社會里的“有機知識分子”。在文學研究領域，薩義德直言，“專業(yè)化意味著愈來愈多技術上的形式主義，以及愈來愈少的歷史意識”，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被技術上的細節(jié)徹底埋沒。

薩義德并不是脫離歷史語境頌揚業(yè)余精神，他心目中業(yè)余知識分子的楷模是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和小說家戈爾·維達爾。喬姆斯基以他業(yè)余者“不屈不撓的博學”評析美國外交政策，他關于越南戰(zhàn)爭、伊朗門事件和美以關系的著作使用資料翔實，論證精細，遠高于專家的同類專著，但專家卻以他非專業(yè)人士為由將他的見解和批評置于可接受的辯論范圍之外。就美國中東政策而言薩義德也是業(yè)余者，但他從來不是信口開河，對此有所懷疑的話不妨去讀讀他關于巴以和談的文章。薩義德指出，喬姆斯基的過失十分簡單，他逾越了美國的愛國主義，逾越了美國奉為神圣的信仰：“我們是協(xié)助盟友，我們在捍衛(wèi)自由?！眴棠匪够蛄鰡栴}而被那些為權勢所收編的專家貶低，他誤入了高俅的白虎節(jié)堂，其聲音理所當然地要被發(fā)配到社會的邊緣地帶。對喬姆斯基和維達爾，我國讀者所知不多，筆者建議出版社適度印行他們的作品，或許他們的文字有助于培養(yǎng)對美國媒體所慣用的奧威爾式“新語”的抵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