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1949年以后中國的民間起了大的變化。傳統(tǒng)文化中初級人文思想元素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力，被指斥為“封建”的，“危害”大眾心智的，甚至“反動”的文化“毒素”了。而與之一脈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國民間發(fā)生過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于是，大眾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們又是大眾中的絕大多數(shù)。他們的頭腦，被變成了“一張白紙”，“可畫最美最好的圖畫”。由別人往他們的頭腦里畫，畫別人認為“最美最好的圖畫”。這一種情況，也可以直接說是“政治洗腦”。

新一代也就是我這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nóng)村，我這一代人中喜歡讀書的人，所能接觸到的書籍種類基本上是相同的——49年以后每年出版兩三部的“革命文學(xué)”；前蘇聯(lián)的“革命文學(xué)”；以托爾斯泰、契科夫、屠格涅夫為代表的不多的幾位老俄羅斯時期的作家的書；少數(shù)法國作家諸如雨果、巴爾扎克、福樓拜、左拉們的小說，以及盧梭、伏爾泰們的政見書。我這一代人當(dāng)年所能讀到的英國文學(xué)著作是極少的，除了對莎士比亞戲劇的一鱗半爪的知識，大抵再也就只能讀到狄更斯的小說了。莎士比亞戲劇太古典，不怎么會引起我這一代人的理解共鳴。而狄更斯在當(dāng)年是應(yīng)以批判的眼來看待的。當(dāng)年老版本的譯作之出版前言上，每印著這樣的字句——由于作家所持的資產(chǎn)階級人道主義立場，其對革命不可避免地會進行歪曲，書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每進行暴力色彩的描寫，而這一點是需要以革命思想來進行批判性閱讀的。連雨果也不能幸免于“批判性閱讀”之外——他的《悲慘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變成了可悲的資產(chǎn)階級人道主義者。至于他的《九三年》，在49年以后的中國是印數(shù)極少的；因為小說居然傳播這樣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確的人道主義。這直接就與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相針對。因為毛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暴烈的行動”——這是毛對“暴動”亦即“革命”給出的最權(quán)威的結(jié)論。這種結(jié)論自然也可以導(dǎo)出“革命即暴力”的邏輯關(guān)系。毛的這一條語錄顯然也是極具針對性的，所針對的是一切中國之“虛偽的資產(chǎn)階級人道主義者”。毛分明是崇尚暴力革命的，大約在他進行他著名的《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時就開始崇尚暴力革命了。那么，雨果的《九三年》在當(dāng)年之中國，幾乎約等于“反動文學(xu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