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動作叫做“送稿”，在傳真機出現(xiàn)之前，常見，寫作人如果不預先把稿件寄出，便須每天準時將之送到報社編輯手上。為省錢，不用信封，只把原稿紙左右對折兩次弄至穩(wěn)實，乍看似一個紙荷包，上寫收稿編輯的名字，投進報社門外的集稿信箱，很有千里送書的親切意味。

小時候常幫父親送，后來幫自己送，我和父親在外貌與性情上都很不一樣，寫稿和送稿的經驗幾乎變成我們之間的僅有共鳴。

父親在報社上班，總是夜歸，早上掙扎起床寫稿，麻密密寫滿一堆，折成一個個紙荷包，置放桌上，然后返房間睡一個回頭覺。我下課返家，匆匆吃飯，匆匆把一個個紙荷包帶出門分別送往灣仔和中環(huán)報社。好幾回送的不僅是紙荷包，更有信件，編輯叔叔匆匆看過，從口袋掏出數百塊錢囑我?guī)Щ兀也琶靼准抑薪洕殖隽藛栴}。也許正因寫稿是養(yǎng)家活兒的要緊事，那時候的寫作人不會珍惜筆墨，每天寫寫寫，多多益善，但在忙寫亂寫之際卻仍注重一些在今天看來可能是頗荒謬的“編寫默契”，譬如說，寫稿必用原稿紙，方便編輯部計算字數；譬如說，交稿準時，方便編輯部發(fā)排作業(yè)；譬如說，不強求親自校對稿子，尊重編輯部的程序安排。不知何故這一切在傳真機時代來臨之后驟然改觀，新時代的“編寫默契”簡單直接得多，編與寫之間只是供求關系，誰也不欠誰，編的沒有高人一等，寫的毋須事事配合，寫稿發(fā)稿兩相安。

更有趣的是不僅“默契”轉型，連語言亦是。某回我曾彬彬有禮地向一位寫作人說“請賜稿”，換回的卻是她的哈哈大笑，她說“賜”字太謙卑了，不要再用。這讓我聯(lián)想到羅蘭 ·巴特在巴黎大學的演講，“一批新型人物出現(xiàn)在舞臺上，我們不再知道（或還不知道）怎樣稱呼他們。是作家、知識分子，還是思想家？無論如何，文學的統(tǒng)治傳統(tǒng)已經消失，作家再也不能耀武揚威了”?；蛟S，相對而言，同時消失的不僅是作家的統(tǒng)治傳統(tǒng)而更是編與寫之間的尊重傳統(tǒng)。

我父親于十多年前已從報社退休，早停筆了，甚至連馬也不賭了，但他改為賭球，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下注，是日也，如常地，他輸得十分凄慘。我非常同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