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照

那是臺灣報業(yè)大爆炸的時代，那是“兩大報”激烈競爭的時代，那是副刊獨大的時代，那也是文學獎大放異彩的時代。我成長的時代，我開始養(yǎng)成讀報習慣、進而開始寫作的時代。

那樣的時代，有其特殊的背景。戒嚴狀態(tài)下，媒體是國民黨管制的重點。完全沒有私營的電視臺，三家電視臺分別屬于：臺灣省政府、中國國民黨和“國防部”。也幾乎沒有私營的廣播電臺，而是每個不同的政府單位，各自成立電臺，占滿了空中頻道。

按照國民黨的管制邏輯，照理說也不應該有私營的報紙。然而早在國民黨建構好全面報紙管制之前，已經存在了好幾家報紙，其中有幾家報老板還和黨政高層維持良好關系，沒道理、沒辦法一下子說關就關。

不能關，那就管吧！一定要嚴管的，是政治消息，所以即使是私營的報紙，刊登的“大新聞”，和公家報紙不會也不能有什么差別。私營報紙有市場生意上的壓力，如果只登和公家報紙都一樣的消息，誰要付錢買報紙呢？

于是由《中國時報》的前身《征信新聞報》開啟其端，后來《聯(lián)合報》積極跟進，找了一個突破點——社會新聞，尤其是具有聳動性的社會新聞。公務員身份、公務員心態(tài)的公家報紙記者，不可能那么積極采訪社會新聞，更不會努力去找出渲染性的新聞寫法，靠提供公家報紙上看不到的社會新聞，私營報紙就能掌握市場了。

然而這樣的策略，到了 1970年代初期，蔣經國全面接班，愈來愈行不通了。蔣經國施政的重點之一，是“端正善良社會風氣”。臺灣經濟正在起飛，社會開始嘗到過去不曾有的富裕滋味，難免就有了一些普遍貧窮時代不會有的現(xiàn)象，受過蘇聯(lián)影響，終身沒有真正離開左派政治信念的蔣經國，可就看不慣了。

“端正善良社會風氣”也就包括了給常常全版刊登謀殺案情的報紙，不客氣地警告。盡管這時候，《中國時報》的余紀忠、《聯(lián)合報》的王惕吾都和蔣經國有私交，他們都還是承擔不住反抗政策走向的壓力。

所以報紙的經營重點非轉向不可。能朝哪里轉？又是《中國時報》先走了新路，《聯(lián)合報》立即跟進：將焦點放在本來的“報屁股”——副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