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書、電影和音樂，我是早熟的。國中、高中，而非大學時代，才是我真正的生命摸索、形成期，這使得我很難跟與我同年齡，或比我年輕一點的人開懷暢談。我的親身經(jīng)歷與感受，對他們很陌生、很有距離，比較接近是耳聞來的“往事”；他們記得的深刻體驗，我常常會有的反應(yīng)是：“都幾歲了，還對這樣的事大驚小怪嗎？”沒有辦法同悲共喜，友誼的熱度當然也就有限了。

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我對自己出生的這個年份，一九六三年，或民國五十二年，不太有甚么感應(yīng)。一直到認識馬家輝，到馬家輝提議我們兩個同年出生的人，應(yīng)該來合寫一本書。對于出生于一九六三年這件事，家輝的態(tài)度和我截然相反──我總覺得我的身體里藏著一個更老的靈魂，家輝卻希望、甚至主張自己的靈魂和身體都比一九六三年出生算來的數(shù)字年輕。我無法用看待其他臺灣同齡人的眼光看待他，因為他從香港到臺灣的成長經(jīng)驗，如此異質(zhì)異類，引我高度好奇。

透過家輝，又牽連上了胡洪俠，異質(zhì)異類的好奇就更強烈了。正因為在三個復雜牽扯、既類似又微妙不同的社會成長，反而給了我和他們兩人之間，濃厚、直接的“同代感”。我無法用我的經(jīng)驗記憶去假想、揣測他們看過什么、聽過什么、想過什么，我只能拿自己看過、聽過、想過的，去跟他們交換。

和這本書的關(guān)系，因而格外曖昧。作者的身份往往還不如好奇的讀者身份來得重要?；蛘咴撜f，寫作不再必然是我想要表達、記錄什么，而是為了知道家輝、大俠會表達什么、記錄什么，必須付出的苦勞代價。

書名《對照記》明顯是從張愛玲那里抄來的，不過值得驕傲的是，我們的書，比張愛玲那本《對照記》更符合書名文字意思。張愛玲“對照”圖與文，實質(zhì)上是用文字來解說相片；我們卻是以三人的切身故事，在同樣的題目下嚴格“對照”，同時對照出了我們這一代人成長的三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