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力正常的許多學者“閉著眼睛”，倒是雙目失明的陳寅恪看得清楚，學術該怎么搞，學人當如何做。他深知“不宗奉馬列主義”必被很多人視為離經叛道，不能見容于世，才想到請毛澤東或劉少奇以手諭表示恩準，作擋箭牌。

看得透歷史，自有看現(xiàn)實的清醒與深入。明達如陳先生，何嘗不知那一紙證明書絕難開出。“牌”未必要得來，“箭”卻是要多少有多少，隨時伺候。既如此，仍堅持，無非是再次申明自己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一以貫之其學術研究生涯，至死不渝。

聯(lián)想到陳先生寫過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序》，會覺得其要求在表明自己的研究立場時，或許更有一層深意，即要提醒“最高當局”注意，“現(xiàn)在政權”既已開出新中國，國中若仍能為學人留出學術研究的空間，則須遵從最基本的規(guī)律，允許乃至倡導學人保持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胺駝t，就談不到學術研究?！?/p>

半個世紀之后，一個引發(fā)社會熱議的問題是：“我們這么多年里為什么培養(yǎng)不出學術大師？”原因或復雜，答案應簡單。陳先生早就說過了。無奈清音獨遠，廟堂難得一聞，江湖上也不大聽得見了。

《陳寅恪的最后20年》，使某些知識分子的最后一段歲月成為觀察、研究其人的一個特殊角度和時間單位，在出版選題上開了風氣。十年后，中國文史出版社的“長廊與背影”書系面世，諸如《周作人的最后22年》、《傅雷的最后17年》、《梁漱溟的最后32年》、《陳獨秀的最后15年》等等。可見此風仍有余緒，只是單純跟風之作已無多可看?？蓢@如今，不僅大師清音獨遠，連能真切記錄大師清音之作者也不容樂觀。

胡適的“不茍且”

胡適的寬厚能容是出了名的。他主張“寬容比自由還重要”，亦知亦行，一生如此。但在學術研究過程中，他始終守著“有幾分證據(jù)說幾分話”的立場，對欠缺證據(jù)的說法寸步不讓，以維護心中的學術尊嚴。

羅爾綱是胡適的門生。1936年夏，羅在《中央日報?史學副刊》發(fā)表《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該文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燾的話作為論斷依據(jù)。胡適讀了該文，非常生氣，即寫信給羅說：“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這個題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燾諸人可以隨口亂道，??我們做新式史學的人，切不可這樣胡亂作概括論斷。西漢務利，有何根據(jù)？東漢務名，有何根據(jù)？??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jù)的概論也。”

羅爾綱在《師門五年記》中回憶過這件事，說他讀了胡適這封信后，十分感激恩師如此嚴厲的督責，“一連四個晚上伏在桌上回了一封幾十頁的長信，向他懇切表白我的感激，匯報我一年來的工作、研究和生活的經過”。這封長信或是出于多年的心情，因為這并非胡適第一次批評羅。更早些時候，羅在《大公報?圖書副刊》發(fā)表《聊齋文集的稿本及其價值》一文，被恩師看到，當面教訓他：“你概括說的都要不得，你的話太武斷了。一個人的判斷代表他的見解。判斷的不易，正如考證不易下結論一樣。做文章要站得住。”據(jù)羅回憶，那是恩師“第一次嚴切的教訓”。此后，胡適堅持不放過學生的任何一次輕率。羅說：“當我每次發(fā)表這種文章的時候，就得到適之師給我嚴切的教訓?！?/p>

馮友蘭是胡適的同輩。馮曾寄贈自己的《中國哲學史講義》給胡，胡適從中讀出證據(jù)的不足，即致信馮說：

偶見一點，不敢不說。你把《老子》歸到戰(zhàn)國時的作品，自有見地；然講義中所舉三項證據(jù)，則殊不足推翻舊說。第一，“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此通則有何根據(jù)？??第二，“《老子》非問答體，故應在《論語》、《孟子》之后”，此說更不能成立。??第三，“《老子》之文為簡明之經體，可見其為戰(zhàn)國時之作品”，此條更不可解。??懷疑老子，我不敢反對，但你所舉的三項，無一能使我心服，故不敢不為它一辯。推翻一個學術史上的重要人物，似不是小事，不可不提出較有根據(jù)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