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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第一次租房子住，是在圓明園福海邊，一間朝北的小房子，比我的身體稍大些，能將就著放一張床，床頭有個小方桌，月租八十元。屋門前拴了一只看家護院的大狼狗，由于人窮，狗對我的態(tài)度一直不夠親善，每次出門都要注意與狗嘴保持一定的距離，小心地貼著墻蹭出去。

那時，圓明園里多數(shù)房東還是農(nóng)業(yè)戶口，身上還保留些農(nóng)民的淳樸。房東之間也是有競爭的，我們房東李大姐的宣傳口號是：住進來就成了一家人。李大姐認識片兒警，且在公園里管船，可以免費劃。所以我們那個院子總是住得滿滿的。

全院子，算上我有兩個賣唱的、兩個畫畫的、一個寫作的，可謂兵種齊全。但誰都要聽大姐的，她就像解放初的女軍代表，恩威并施地管理著這群文藝"臭老九"。

大姐看我雙目失明生活困難，主動邀請我和他們家一起吃飯，他們吃啥我吃啥，每天多交兩塊錢。偶爾有北大的姑娘來找我們玩，請客也請不起，那就去福海，向大姐借一條船，買兩瓶啤酒，泛舟湖上，又節(jié)約又浪漫。那時候，我賣唱也能掙點錢了，每天到海淀圖書城唱，晚上回到家，大姐幫我數(shù)錢，用猴皮筋兒把毛票捆在一起，一元的另外一捆。她數(shù)錢的熱情非常高，見到錢堆里鳳毛麟角的十元，總會驚喜地大叫"小周，發(fā)財了"，弄得我晚上回來清點收入成了全院子的重大儀式，鄰居們歡樂地跑出來圍在大姐旁抻著脖子看。

大姐也是我們的保衛(wèi)科長。當時大家最怕的是到昌平挖沙子，這意味著作為"三無"人員你被收容了。一次，下午全院子人正坐在臺階上吃飯，突然大姐慌慌張張地進來，說片兒警來查暫住證，已經(jīng)到前村了。大家趕快丟下碗筷，奪路鼠竄向后面的樹林。大姐說："小周，快躲進房間，拉上窗簾，別出聲。"然后她把房門反鎖上。不到一分鐘，院子里就靜悄悄的了。結果警察沒來，大姐于是宣布解除警報，呼喚大家回來繼續(xù)吃飯。

每逢春節(jié)，回不了家的人全上了大姐家的年夜飯桌。當然不能白吃，會唱的高歌兩首以祝酒興；寫作的寫春聯(lián)；畫畫的，畫點鳥兒魚兒什么的吉祥物。記得有個畫家，一高興，還給大姐畫了一張巨大的美元，貼在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