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作家王朔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巨大的活力與普遍的墮落同時出現，一個被物欲驅使的幾近瘋狂的時代，首先在都市拉開了大幕。城市的文化情緒、文化表達也透露出新的氣息。中國的社會生活本身發(fā)生了重組。

對這重組的態(tài)勢用文學做了最直接的表達者，便是王朔。他對時代特質的把握，用最地道的社會意識寫作，為文學提供了一種新的社會視角和一種新的社會心態(tài)，其價值遠遠超越了同時期的作家，使他成為一位當時少有的嚴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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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嚴肅作家王朔，卻受到最不嚴肅的對待。

有人看不慣王朔以知識分子“精英文化”激烈褻瀆者的姿態(tài)，堂而皇之登上文壇。

有人不贊同王朔對一切傳統(tǒng)精神內涵予以肆無忌憚的嘲諷：既不相信“文以載道”，也不相信“為藝術而藝術”。

有人憤怒王朔把“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的文學，當成碼字為生的普通職業(yè)，變?yōu)椤坝螒蛉松钡陌褢颉?/p>

有人指責王朔拒絕崇高、解構英雄主義，淡化道德責任，消解宏大話語等對主流意識的反叛。

客氣一點兒的說他“從純情到邪惡”（《當代》編輯章仲鍔語），不客氣的，見王朔在小說中自稱“玩的就是心跳”、“過把癮就死”，就稱其小說為“流氓文學”、稱他為“痞子作家”。

有趣兒的是，就在這些人喋喋不休、咬牙切齒，不時討伐王朔之時，他的小說卻愈加風靡全國，1988年被稱為“王朔年”。接下來幾年，他的小說幾乎全被改編成電影、電視劇，紅火得讓人瞠目，遂有了王朔獨步文壇影壇的別樣風景。

王蒙在20世紀90年代初，站出來，公開為王朔撐腰，但還是就“崇高”與“鄙俗”這一層面來談。睿智的文壇領袖給王朔正名，一時傳為佳話?？上?，王蒙并未意識到，讀者對王朔的擁戴是屬于社會學范疇的，只從文學趣味上找原因，怕很難中的。應該把王朔現象視為中國社會大變革在文學當中引發(fā)的一個反應。王朔是在社會擁戴中登上文壇，成為“市民社會”的代言人的。

恩格斯曾借用一位詩人的名言，深刻地道出：“時代的性格，主要是青年的性格?！卑司攀甏坏奈膶W代表人物，不再是劉心武，也不是王蒙，而是徹底和純粹地立足于社會變革之中新的社會現實的王朔。這話有點繞，卻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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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文學早期，文學的審美信念產生嘩變，由追求崇高轉向褻瀆崇高。這是對“文革”造神運動的一種反駁。在社會上掀起破除迷信、反英雄化、反假大空式的崇高的浪潮時，文學也站了出來，積極參與消解、褻瀆崇高。

原本，崇高作為文學信念與審美范疇，既是文學的一種藝術主題，又是文學的一種功能與精神境界。但當極“左”的欺騙與虛偽充斥其中時，它必然走向了反面。轉型時的文學在解構與褻瀆崇高時，其藝術方式形成雙水分流。一支用原生態(tài)的瑣碎生活與充滿折磨的生存處境來消解崇高；另一支用戲謔、調侃、嘲諷去解構崇高。前者如劉震云，他的小說以“一地雞毛”式的生活瑣事，磨蝕人的進取心消解了崇高；后者如王朔，用小說的人物語言，妙趣橫生地直接嘲諷褻瀆崇高。劉震云說：“大家活著是挺累的，被瑣碎的生活糾纏著，顯得心力交瘁疲憊不堪?！保ā都m纏和被糾纏》）王朔說：“就想讓老百姓做個夢玩”，“把生活中原本無意義的東西還原成無意義”。

王朔在他的《我是王朔》中，曾批評過劉震云：“劉震云給我一種特別刻薄的感覺。他把生活平庸化了，乘機他自己深刻起來?！?/p>

在我看來，王朔的戲謔與調侃背后也不乏“刻薄”，把生活與藝術平庸化，哪里有深刻可言？實際上，王朔分明也在批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