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語言間流浪的阿來與《塵埃落定》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我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在新的文化整合中，呈現(xiàn)了自己新的文化特質(zhì)。

以前，少數(shù)民族作家，如云南李喬的長篇小說《歡笑的金沙江》，內(nèi)蒙古烏蘭巴干的長篇小說《草原烽火》，瑪拉沁夫的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都是寫共產(chǎn)黨領導少數(shù)民族翻身解放、當家做主的主題，堪稱是奴隸解放之歌。

20世紀80年代末，我曾與王朔、馬未都等作家到云南參加筆會，與彝族作家李喬座談過。李喬向我們介紹創(chuàng)作《歡樂的金沙江》的經(jīng)過，熱情歌頌了解放軍進軍金沙江，在黨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戰(zhàn)勝奴隸主，使涼山彝族人民走上幸福之路。我以為，這種贊歌式的表述是符合歷史真實的，也是真誠的，但《歡樂的金沙江》作為文學似乎少了獨特的民族心理特質(zhì)和民族文化氣質(zhì)。

改革開放后，少數(shù)民族文學回到了自己文化的流脈中，以自己民族的文化視角、文化態(tài)度將民族生活加以描繪，從中折射出民族理想和品格，一掃過去小說中凌空高蹈的口號。特別值得提及的是藏族作家阿來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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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來的第一部長篇小說，1998年由我們?nèi)嗣裎膶W出版社出版，《當代》選發(fā)了一部分。我們是這樣宣傳《塵埃落定》的：

“一個聲勢顯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漢族太太生了一個傻瓜兒子。這個人人都認定的傻兒子，與現(xiàn)實生活格格不入，卻有著超時代的預感和舉止，成為土司制度興衰的見證人。

“小說故事精彩、曲折、動人，以飽含激情的筆墨，超然物外的審視目光，展示了濃郁的民族風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p>

《塵埃落定》通過對民俗生活的深入把握，鮮明地表現(xiàn)康巴藏族的民族特點和文化特質(zhì)，在對歷史傳奇生活的冷靜超然的敘事中，將哲學意識融匯其間，恰如陶淵明東籬采菊的悠然，又似佛教禪宗迦葉禪師的拈花一笑。羚羊掛角，詩意超然。哲理性與生命狀態(tài)水乳交融！

《塵埃落定》以其文化內(nèi)涵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榮獲了茅盾文學獎。

原本，《塵埃落定》中曾經(jīng)那樣張揚與喧囂的一切，隨著必然的毀棄與遺忘，已歸于平靜；但有關阿來和他的《塵埃落定》的話題，卻總是被人津津樂道。

2003年9月，《塵埃落定》被人民文學出版社選為當代文學唯一經(jīng)典，進入了教育部《普通高中語文必讀課程標準》。但由于小說中有些細節(jié)涉及性描寫，遭到一些學生家長的質(zhì)疑，甚或批評。幾乎與此同時，根據(jù)《塵埃落定》改編的同名電視連續(xù)劇熱播，并在當年金秋獲電視劇金鷹獎。接著，阿來又應邀到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年會上去演講。

阿來慢悠悠從從容容地走上講臺，很輕松瀟灑地對聽眾笑了笑，然后口若懸河似的開始了他的演講。令臺下各國作家驚異的是，這位中國藏族小伙兒，對世界文學竟如此熟悉，那些經(jīng)典的文學，可信手拈來，而且評價極見眼光。阿來最后說：“我是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作家。從童年時代起，一個藏族人注定就要在兩種語言之間流浪。每當我走出狹小的城鎮(zhèn)，進入廣大鄉(xiāng)野，就會感到在兩種語言之間的這種流浪。我想，正是在兩種語言間的不斷穿行，培養(yǎng)了我最初的文學敏感，使我成為一個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作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