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錢，別喝啦，有兩個日本人來重慶了?！?/p>

錢嘉陵當(dāng)時沒好氣地說：“要我切（去）爪（踢）他們兩腳嘜？”

鄧子儒說：“你們這些小崽兒，說起日本人，就曉得打打殺殺，人家是來幫我們的?！?/p>

在東京地方裁判所開庭受理重慶大轟炸索賠案之前三年，兩位日本律師齋藤博士和梅澤一郎在一個春日里來到重慶，那時他們一方面不受重慶人信任，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是當(dāng)代的“白求恩”。哪里有免費為我們打官司的律師呢？還是狀告日本政府，未必他們不是日本人嗦？首次和受害者的見面會上，齋藤博士就說自己是“老重慶”，中國一開放就來到重慶工作過，當(dāng)年還曾和重慶市長一起吃過飯；而梅澤一郎律師則謙遜地用生硬的中國話說“我是倭寇，我是你們的代理律師。打倒倭寇?！碑?dāng)時在場的無論是官員、中方援助律師還是大轟炸受害者都很納悶，這兩個日本來的律師，是不是腦殼起包（注：指腦子有毛病。）哦？

但是兩個日本律師的解釋讓大家釋然了，他們說我們不僅僅是在幫助你們，更是在幫助日本。日本政府直到今天，還在奉行不鑒史、不服罪、不理賠的‘三不’政策。這讓日本就很難獲得亞洲各國的信任；日本的戰(zhàn)爭罪行如果不得到清算，日本的和平就不會長久。如果日本政府能夠向中國的戰(zhàn)爭受害者實施可行的賠償和救援，既可向世界表明，日本政府也像德國一樣，是一個對歷史負(fù)責(zé)的政府；我們司法界如果能為重慶的受害者伸張一次正義，也是為日本挽回一點顏面。

重慶大轟炸的幸存者們過去從來不知道可以向日本政府打官司索賠，也不知道自己的苦難也是見證我們國家抗戰(zhàn)歷史的一部分。日本侵略者大轟炸犯下的戰(zhàn)爭罪行浸透了他們家族的血淚記憶，而齋藤博士和梅澤律師卻是他們第一次親眼見到的日本人，他們和人們印象中的日本鬼子差別怎么就會那么大呢？他們和藹、謙遜、對自己國家犯下的戰(zhàn)爭罪行有深刻的反省和謝罪。齋藤博士還介紹說，這不是他們第一次志愿為中國人打官司了，從1995年第一起中國勞工索賠案——“花崗勞工索賠案”，到湖南常德細(xì)菌戰(zhàn)索賠案，遼寧“平頂山大屠殺案”等，他們都曾代理中國受害者狀告日本政府。

隨著雙方的合作慢慢深入，友誼逐漸加強，人們才明白，此“倭寇”非彼“倭寇”，他們是日本政府的“麻煩制造者”，是我們的朋友、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敵人。

82歲的齋藤博士個子矮小，面色冷峻，眼神憂郁。作為原告團日方代理律師團的團長，他既是戰(zhàn)爭的見證者，也是東京都法律界的老前輩，戰(zhàn)后畢業(yè)于東京帝國大學(xué)法律部。中國剛剛開放不久，齋藤博士就作為率先進入中國西南市場的幾家日資企業(yè)的法律顧問來過重慶。那時他對重慶的感覺是：戰(zhàn)爭都結(jié)束了幾十年，這座城市仿佛剛剛從廢墟中蘇醒過來?！皬U墟”這個詞，戰(zhàn)后才出生的梅澤律師不會有太深刻的印象，而齋藤博士在少年時期，曾親眼目睹了自己的國家成為美軍無差別轟炸下的廢墟，也曾在《朝日新聞》這一類的報紙中看到過廢墟般的異國城市重慶。應(yīng)該說他對重慶的第一印象，就來自帝國海軍航空隊對這座城市的無差別轟炸。戰(zhàn)爭時期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昭和15（1940）年由帝國海軍航空隊的攝影記者拍攝的一張照片：在96式陸地轟炸機的機翼下，揚子江和嘉陵江包裹的山城半島上，覆蓋滿了黒郁金香開放一樣的沖天煙柱和滾滾煙塵，看不到一座房舍，更看不到一個人，只看到一片開滿戰(zhàn)爭邪惡之花的山城半島。這張照片的配圖文字是這樣描述的——

“我海軍航空部隊迎來夏季絕好的空襲季節(jié)，終于把‘蔣介石之都’籠罩在戰(zhàn)機的鳳翼之下。號稱400余州的支那，蔣介石政權(quán)無論到何處去，只能悲嘆天下已沒有隱蔽的家?！?/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