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扮演一個角色，假如他是個好演員的話。有的人終歸是要站到前臺來的，哪怕他已經(jīng)進入耄耋之年。有一次鄧子儒在茶館里和幾個老頭兒擺龍門陣，說起了抗戰(zhàn)時期日本人對重慶的大轟炸，那些老人家的經(jīng)歷也勾起了鄧子儒在大轟炸中家破人亡的回憶。擺也擺了，罵也罵了，但一個年紀比鄧子儒還大的老頭兒指著他的鼻子說，你是文化人，還在政府里做過事，為啥子不把我們重慶的這些事情寫出來??？那小日本，把我們炸了就炸了，現(xiàn)在提都沒有人提。怕是莫得恁個撇脫（輕松）的事情哦！

鄧子儒想起有一次在家里的飯桌上，說起重慶大轟炸，他的一個在上高中的孫女問：“哪個炸的，國民黨？”鄧子儒當時只有一聲嘆息，現(xiàn)在他被另一個大轟炸受害者逼到墻角了，他感到了汗顏，感到了人生的缺憾。

這一年，重慶的大轟炸受害者成立了對日索賠原告團，這是受到近些年來中國各地方興未艾的對日戰(zhàn)爭索賠運動的影響而產(chǎn)生的一個民間組織，其成員都是些大轟炸的直接受害者及其親屬。在這群來自社會各個階層、對抗戰(zhàn)年代的創(chuàng)傷沒齒難忘的大轟炸受害者中，鄧子儒的學(xué)養(yǎng)最為深厚，加之閱歷豐富，思路清晰，口才極佳，還曾經(jīng)當過市政協(xié)委員，被推選為團長也是眾望所歸。這是一個中國人找回了自信的時代，鄧子儒是第一個走上日本法庭的重慶大轟炸受害者，他將向日本法庭控訴日本飛機的轟炸是怎樣殘忍地讓十八個葬禮替代了他的婚禮。那時他并不知道，這也是一場比八年抗戰(zhàn)還要漫長的抗爭，是他終其一生也打不完的戰(zhàn)斗。

東京地方裁判所是一幢巨大的灰色方形建筑，外面有一排櫻花樹，正是櫻花盛開的好時節(jié)，遠遠望去就像一團團輕柔的紅云懸停在大樓一側(cè)。按照總部設(shè)在東京的“中國戰(zhàn)爭受害者對日索賠律師聯(lián)盟”和“支持中國戰(zhàn)爭受害者協(xié)會”幾個日本友好團體的安排，法庭開庭前，來自重慶的大轟炸受害者將和日本友人一道在東京地方裁判所外面的街道上游行、宣講，散發(fā)傳單，以造聲勢。這是一支不到一百人的隊伍，沿著東京地方裁判所周邊的人行道游行。有幾個警察為他們開道、指揮往來交通。對前來日本上訴的重慶人來說，在東京的大街上游行還是一件新鮮的事情，許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國，包括原告團的團長鄧子儒夫婦。而即將走上日本法庭打官司，則更是大姑娘上轎——頭一回。打官司是人生中的麻煩事，打國際官司，則困難得猶如站在此岸要向大洋彼岸的一個語言不通、文化迥異的陌生人講清楚某個道理。

那時，已近耄耋之年的鄧子儒面目清癯，衣著得體，儒雅斯文，器宇軒昂，像個大學(xué)里的退休教授，站在他身邊的老伴藺佩瑤是那種打敗了時間的老人，并不是說她不顯老，而是她看上去雖然滿頭銀發(fā)、一臉滄桑，但仍然處處散發(fā)出一個東方女性的風韻和美麗——一種悟透歲月的韻、彌老愈堅的美。在裁判所外面的櫻花樹下，鄧子儒對妻子說：“我們拍一張照吧?！彼J為自己和老伴的一頭銀發(fā)和樹上鮮艷得如少女之唇的櫻花交相輝映，倒是一張難得的照片。

“不拍?！碧A佩瑤果決地說。剛才她在人行道上向一對手挽手的日本老年夫婦遞上一份宣傳材料，懇請他們回顧一下日本有罪的歷史。但那個日本老男人用一根精致的手杖把她隔得遠遠的，好像在拒絕一只乞討的手！他身邊的老婦人還緊蹙了眉頭，兩人的身子都下意識地往一邊躲。櫻花開得那么熱烈，東京依然很寒冷。

“藺太太，我們倆拍張合影吧。”

一個日本中年女士笑容可掬地站在鄧氏夫婦身后，把手里的相機遞給鄧子儒，“鄧先生，請幫個忙。”她用英語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