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中就有這樣一個姑娘，開朗，天真，聰慧。起先她或許有些拘束，話不多，熟了以后竟完全變了個人，嘰嘰呱呱，愛笑，她是什么話都愿跟他說——究竟她也說不出什么來，卻總能把他從一大堆的書稿、校樣、人事、煩惱中暫時解脫出來，使他知道他是活在人間。后來，她就每天都來了，差不多成了一家人。病中他一個人躺在書房里，眼看虛空，大約也意識到這是他的暮年，他是孤獨的，他這樣一個瘦弱的老人（他那時其實并不算太老）……身后響起熟悉的腳步聲，他回過頭去，頓時，滿屋子的陽光啊，他打了個招呼：“來啦？”

她說：“來啦！”

魯迅死了兩個月以后，蕭紅回到了上海，先去萬國公墓祭拜，這是1937年1月。半年以后，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

這以后的一年多時間里，兩蕭都曾做過努力，從上海到武漢，到山西，到西安……然而終不行了，他們是在西安正式分手的。這時，蕭紅已有孕在身。

在西安，蕭紅和丁玲曾有過一夜長談，談了什么未可知。我在想另一個問題，她為什么沒有去延安——就像丁玲那樣；而且，她的朋友圈都是這一類型的，有信仰，有追求；蕭軍也是從延安過來跟她匯合的……唯一的解釋是，她和張愛玲一樣，對政治既無興趣，也不通。

而且這時，她和端木已互通情款了，我猜想。他們剛認識半年，這半年來，端木一直陪伴身邊——當然不只他們兩個，還有蕭軍，還有一群人，俗稱“東北作家群”的，他們是從武漢一路輾轉來到西安的。

在西安稍作停留，蕭紅就又回到了武漢，不久，她懷揣蕭軍的孩子，和端木舉行了婚禮，這已是1938年5月了。據(jù)載，蕭紅對這次結婚是很平靜的，在婚禮上，主持人讓她發(fā)表感想，她說，她沒有別的希求，只想過安定的生活。然而對蕭紅來說，安定是何其艱難的一件事，簡直是難于上青天。先不說那個亂世，兵荒馬亂的，一顆炸彈沒準就家破人亡了；單說她的性格，即便在和平年代，她也是難能有一顆安定的心的。

她是走在路上想家的、一俟回家又想上路的那種人，一句話，她是“生活在別處”的人。對于這樣的人來說，安定、幸福都是一些抽象的詞匯，是他們赴湯蹈火、飛蛾撲火，怎么求都求不來的詞匯，慢慢地，它就變成了哲學的詞匯。

兩蕭的分手，朋友圈里多有替他們惋惜的，然而對于蕭紅來說，我想這也是她性格的一個必然。她在生活上總有點稀里糊涂的，隨意性很大，或有偶爾列個計劃什么的，一二三四貼在墻上，執(zhí)行不了幾天就忘了的。就像一盆水潑出去，任由它自己流，她不過是遇上誰就是誰，遇上蕭軍是蕭軍，遇上端木是端木了。后來她又遇上了駱賓基，生命的最后一截，就是這個年輕人陪她度過的。

人家對她一點點好，她就記著了，早已泯滅的對于生活的希望又起來了。這一點不像張愛玲，張愛玲是先預設了人生是一場悲劇，她按著這預設往下走，不作一點反抗，很冷酷地看著自己往下掉；她對人性也不作奢望，也正因此，反能有喜悅和慈悲，有驚喜。她對于愛也是這樣，她是可以去愛人的，而不單單是被愛。胡蘭成避難的時候，她去鄉(xiāng)下看他，忍痛替他的女朋友畫像；私下里，兩人還交流對這姑娘的看法，議論一下她的美。她回到上海，不拘自己是賣文為生，省吃儉用攢錢匯他，因為她體會他的難處，知道他更需要錢。她做完了她該做的，心里平安了，就去了結這件事，寫信告訴他不再聯(lián)系了，這以后就真不聯(lián)系了。這以后，她就徹底地放下了這個人，其實是放下了所有的人——連賴雅都不算的。

某種意義上，張愛玲是比蕭紅更有力的人，咎在生命力不活躍；她對于這世界幾乎是采取主動的態(tài)度——雖然是以被動的方式：避世，旁觀，悲觀，獨處……然而這也是她主動選擇的結果。她是可以做到“文責自負”，敢承擔，不推諉，不依傍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