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軍開始打蕭紅。自然了，他是從青島一路打過來的，越打越順手，一直打到他們分手。蕭軍打她總有太多的理由，一說他在外面有了女人，可是他又不跟蕭紅分手，大概他以為，他對她負有救世主一般的責任，這責任是從哈爾濱的一條船上開始的，從此這責任就深種在他們心里，一直到蕭紅將死，她還在念叨她的業(yè)已娶妻蔭子的蕭三郎。

然而蕭軍在上海的打她，也許另添了一個理由，但這個理由他是不會說的，也許他壓根心里就不愿意追究。我想象這一幕，真是難受得很，后來魯迅逝世，蕭軍參與了喪事的全過程，行弟子禮，他是走在第一個的。

情況就是這樣吧，每天蕭紅都要去魯迅家，常常一待就是一天；蕭軍知道她去哪兒，又不方便總問，或者就是問了，也未必問出什么來。他已經(jīng)左右不了她了。這時候，也不知他看出來沒有，蕭紅身上的那股子力量，和他的力量完全不同，很韌，很有勁道。她不復是從前那個柔弱的、順從的小女人了。

蕭紅來到魯迅家里，也不過是說點兒家常。魯迅不在，她就和許廣平說；許廣平不在——然而許廣平很少有不在的，她是家庭主婦；兩人都在，她就和他們夫婦一塊說?；蛴芯褪?，她陪著海嬰公子玩一玩，海嬰最喜歡她了，因為她有小辮子，他最喜歡抓她的小辮子了。

她心情好的時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紅上衣，一家人都沒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樓，問魯迅：“我這衣裳好不好看？”

魯迅就會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實地做出評價：“不大好看?！?/p>

隔了一會兒，他又告訴她不好看的理由，比如紅的不能配紫的，也不能配咖啡色的，綠的也不能配紫的，又說到她的靴子……這是我們所能知道的兩人獨處的唯一的場景，然而也只是說說衣服，鞋子，搭配——是啊，還能說什么呢？什么都在里頭了。

說了一會兒，蕭紅看時間差不多了，大概又咚咚咚地跑下樓去。第一，她不能耽擱先生的工作；第二，她得顧忌許廣平的感受——如果這個家她還想每天出入的話。

站在蕭紅的角度，以她那自由奔放的天性，這段時間她是很壓抑的。

又有一次，她要出門赴約，許廣平替她打扮，找來各種顏色的綢條裝飾她的頭發(fā)，其中一根紅綢條，扮得蕭紅似乎不是很好看，魯迅生氣了，大聲地對許廣平說：“不要那樣裝她……”這一幕真是意味深長，在那不知是春天還是冬天的房間里，三個人，靜靜地站了一兩秒，有什么東西似乎昭然若揭了，許廣平很窘，蕭紅安靜下來了，魯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然而也就這一兩秒，這艱難、隱澀、沉重的一兩秒過去就好了。過去了，又是什么都沒發(fā)生了。

后來，蕭紅便離開了，她去了日本，這是1936年夏天的事。她為什么要離開呢？據(jù)說是“養(yǎng)病”，又有說是“精神上的苦悶”，她走的時候，魯迅正在生病——已經(jīng)斷斷續(xù)續(xù)病了大半年了。她走了三個月以后，魯迅就去世了。

這三個月中間，她跟魯迅沒有任何聯(lián)系。蕭軍也覺得蹊蹺，很多年后，他跟牛漢說，“他們沒有任何聯(lián)系……”他似乎是欲言又止的。

這之前發(fā)生什么了嗎？

然而這些不說了，再不會有人知道了。

上海的這兩年,是蕭紅生命中最有意義的兩年——如果不能說是最幸福或是最快樂的兩年。首先,她沒那么窮了,至少有飯吃,偶爾還能穿上新衣服；第二，稍稍安定了些，雖然是短暫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她結識了魯迅，每天朝夕相處，成了她精神上、感情上的最大的慰藉，也成了她忍受蕭軍的鐵拳頭的最大的慰藉，成了她生活中類似于支柱的東西，成了習慣！

這兩年對于魯迅來說呢,也是一種慰藉吧？我想象他那位于大陸新村九號的二樓的書房里,雖然也能照進陽光,不知為何總有一種陰天的感覺，隱隱地有點兒冷：一家三口并兩個老媽子，三層樓，一個院子……填不下，填不下，太冷清了。所以他是很喜歡年輕人來家里的，來他的書房里，歡天喜地，海闊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