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水，一個火，都是書的天敵。所以自古以來，藏書樓對水火都有嚴密的防范措施。但既是天敵，總有厄運逃不過。古來書籍受厄于水的事，多見諸史書，隨便翻翻便可看到不少。

《 隋書·經籍志 》載：“大唐武德五年，克平偽鄭，盡取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溯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且目錄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

《 舊唐書·經籍志 》載：“后漢蘭臺石室，東觀南宮，諸儒撰集，部帙漸增。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沉之于河，存者數船而已。”

不過大千世界，最奇妙之處莫過于相生相克周而復始，書遇水火，也會有截然相反的情況發(fā)生，水也能生出書來。最著名的當然是“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據說“圖書”一詞，即源于此。

還有一個著名的水生書的故事：崇禎十一年，蘇州大旱，承天寺下決心淘竣一口舊井。這一淘不要緊，居然就在井底發(fā)現一個鐵函，里邊是藏了三百多年的《 心史 》。這一奇書的發(fā)現，惹得后世眾多學者窮究不止，至今學術界仍對此書真?zhèn)螤幷摬恍?。真?zhèn)吻夷芩?，對書內容本身，一律評價甚高，就連一貫心高氣傲的魯迅，也曾抄寫《 心史 》里的詩篇送給親朋好友。

無獨有偶，井中出書的例證還有，1996年，長沙一個建筑工地的施工現場，也是一口古井里邊，竟然出土十七萬片簡牘，在考古學界轟動一時。考古專家證明，它們已在井下埋藏了一千七百多年。

一水一火，都會與書相生相克。“相生”當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怕就怕“相克”。不過水火再克，也克不過人。

人為的文字獄，一直伴隨著人類苦難的出版史。更早的不必說了，單是清代，文字獄就多如牛毛。幾年前在琉璃廠買過一本舊書《 清代禁書總述 》，五號字，生生排了五六百頁。待到滿清封建王朝如灰飛煙滅，文字獄卻還不算完，到了現代，此種悲哀仍有發(fā)生——

1980年，出版社印陳寅恪先生的詩，還要躲閃騰挪，違心作假。初版《 寒柳堂集 》的“寅恪先生詩存”中，有一首《 丙申六十七歲初度，曉瑩置酒為壽，賦此酬謝 》，腹聯(lián)二句為：“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頭”。頁末有編者注云：“按詩中脫一字，以□代之。”同一年出版的《 柳如是別傳 》的“緣起”中，這兩句詩又變成了“平生所學惟余骨，晚歲為詩笑亂頭”。并無脫字，但已被篡改得完全讀不通。什么叫“惟余骨”？什么叫“笑亂頭”？直到1982年，《 寒柳堂集 》重印，這句詩才終于恢復原貌：“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斫頭”。

我想說的是，書籍是由人一筆一畫創(chuàng)造出來的，但書籍最大的敵人，也正是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