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還有一些《肖像》札記，寫在用廢了的油印教材翻過來裝訂成冊的稿本上。可惜，厚厚一本，丟失在“文革”前的三業(yè)中耐火廠鳳凰村駐地。

評論寫過。長春《電影文學》雜志發(fā)表了我的兩篇電影文學評論，筆名“夫累”。我記不起來當時為什么要起這個怪名，但至少流露出對剛剛開始的人生經(jīng)歷已有如牛負重的感覺，并預示了某種命運的到來。

果然，“文革”前的大批判來了，如批《早春二月》，我?guī)е鴺O大的熱情投入其中，像一個練了幾年功的毛頭小伙子忙不迭地想試一試身手。于是寫了《文嫂之死》，發(fā)表在全國的《冶金報》上。當時《冶金報》駐武鋼的記者向三業(yè)中語文組的老教師劉靖波了解我的情況，想接受我做該報的“業(yè)余評論員”。與此同時，我收到了北京《光明日報》理論版對我寄給他們的《是對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反思，還是對衛(wèi)國戰(zhàn)爭的背叛？—評蘇修近年戰(zhàn)爭題材影片的危險傾向》的回信，他們對論文給予很高的肯定，但“因當前政治任務的需要，暫時不能發(fā)表”，希望我能繼續(xù)放在他們那兒，保留他們隨時刊用的機會。（底稿全丟失了。）

一方面，我只是武鋼三業(yè)中的代課老師，另一方面，內(nèi)心已有一個聲音在說：“看吧，‘乘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

如果前述“身份”是委屈的，那么現(xiàn)在似乎能表明，身份下承擔著的卻是一顆“忠誠的心”；不管你們怎么看我，可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領悟與捍衛(wèi)夠得上一個“自覺的戰(zhàn)士”。事實上當時從“九評”的學習中已經(jīng)意識到：文化大批判只是政治大批判的前聲，國際共運的馬克思主義大旗，現(xiàn)在輪到中國的毛澤東來扛了。

這就是“文革”前的我的“是非所是”的“身份”。

第一次大字報的雷擊：誰都能投第一塊石頭？

1965年夏天，我所在的單位武漢鋼鐵公司第三職工業(yè)余中學，按武鋼教育處的部署進入群眾揭發(fā)階段。大字報一出來，整個單位的氣氛立即變得肅殺起來。

“反胡風反革命集團”時，我在武漢市第二中學讀初中，少不更事。

“反右”時，我剛剛進武漢市第一中學讀高一，有了一些感覺。比如，市一中老校長章琪，當時受審查住在操場邊一個樓梯下的存放掃帚的三角形儲藏間里。有一次，我正好看見他出來，仍然西裝領帶革履整整齊齊的，端著一個洋瓷碗，腋下夾著一個紙袋，鎖好門，向食堂走去，平淡得無聲無息。我遠遠地注視著這個曾經(jīng)顯赫的重點中學校長。還有，進校門的大廳里掛滿了大字報。其中寫一位女老師的大字報寫得特別“臭”，還配了幾張下流的漫畫在旁邊。一天放學，我在學生食堂吃完晚飯回家，路過大廳時，看見一位女老師帶著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看大字報。同學悄悄告訴我，大字報寫的就是她，武漢有名的生物化學“四

大金剛”之一，叫黎××。旁邊是她的女兒。當時我很納悶，“這樣的大字報能看嗎？而且還帶自己的女兒看這樣寫自己的大字報，真奇怪！”

十年過去了，現(xiàn)在輪到我來經(jīng)歷大字報。

我在單位的人緣一向不錯。第三業(yè)中在廠前蕭家灣，職工學生主要來自廠前的煉鐵、平爐、軋鋼、機總、耐火、運輸部和一冶金屬結構的青年工人。所謂“青年工人”當時一般也有20至25歲的年齡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稱號—“鴨子工”，即“2級工”。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工作年限很長，1958年到1965年，8年，但工資級別長期停留在“2級”上，因“2”寫起來像個“鴨子”，便自嘲為“鴨子工”。他們是武鋼的一大難題。

“青年工”年齡普遍偏大，工資低，未成家，情緒很不穩(wěn)定。他們來讀夜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找對象。哪個班的女生多，哪個班的出勤率就高。否則，一個班一學期下來，最后堅持下來的職工，能夠維持最初報名的25%，已經(jīng)算不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