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1989年電視上那義正詞嚴的聲音，我被那嚴厲的聲音所穿透，但它離我仍然遙遠，我當時為之痛哭的卻是另外一件事。

我和一個女生上自習課的時候在走廊聊天，被學生會干部發(fā)現(xiàn)，在被嚴詞批評的時候，我嘟囔了一句：又不是在搞同性戀。那幾個學生干部大驚失色，迅速離開。晚上，我的班主任把我叫出了教室，那時大家正在上晚自習。班主任是一位五十多歲的講馬列的老教師，方形臉，黝黑呆板，嚴肅正義。我剛一站到走廊，班主任就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憤怒地嚷道：“你知道那是啥嗎？你還要不要臉？”我一個大踉蹌，整個身體撞到了欄桿上，又向前撲倒，在倒地的一瞬間，我看到教室里那幾十雙驚詫的眼睛。我羞愧至極，不只是因為我在全班同學面前被羞辱，而是他語氣中那強烈的憤怒和羞恥感，他眼睛里仇恨的、禁欲的、教條的目光讓我震驚和害怕。

圍繞著這一事件，我被連續(xù)批判了六天，我的頭越垂越低，錯誤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同性戀是一個來自于資產(chǎn)階級社會的、不道德的、罪大惡極的詞語。至今我都不明白，在那時，不只是我，學生會、學校領導、我的班主任可能比我更不清楚同性戀到底是什么，但是那正義感、羞恥感及想象力從何而來？在這背后，有一個洪水猛獸般的西方：色情的、無恥的、變態(tài)的世界。西方就這樣以一種奇異的糾纏狀態(tài)出現(xiàn)在80年代后期的中國日常生活中，關于爆炸頭、喇叭褲、接吻等的爭議和政治升華在今天看來甚至有點兒滑稽，但是它突然豐富起來的身體和情感，以不合時宜的復雜、柔軟、多元沖擊著堅硬的中國心靈。外面的世界正在轟轟烈烈地行進、游行、吶喊，十六歲的我卻因為這懵懂的出軌而被不斷規(guī)訓。

可以這么說，當“60后”知識分子在如醉如癡地學習吸收西方思想并借以批判中國政治與社會現(xiàn)實時，還只是少年的“70后”則如醉如癡地閱讀來自于港臺的瓊瑤、三毛、金庸，并沉湎于一種自我營造的感傷和對傳奇的向往之中，或因模仿港臺劇中的英雄人物而成為小鎮(zhèn)的不良少年，或如我這樣，被像拔刺一樣把叛逆的因子一點點拔掉。對于“歷史”“社會”這兩大名詞，“70后”是通過學習而得來的，是書本上的知識和家人的閑談，哪怕并不遙遠的“大躍進”“文革”，也只存在于支離破碎的話語之中，與現(xiàn)實的生活與情感都無關。沒有跟得上戰(zhàn)場（雖然這戰(zhàn)場只有在敘事時才有意義），沒有經(jīng)歷宏大場景，沒有榮耀、炫耀和言說的資本，沒有被安排繼承歷史遺產(chǎn)，也沒來得及領悟新的歷史規(guī)則并投入其中，卻總是被歷史的瑣屑、生活的邊角料所擊中。這些碎屑是如此瑣細、不重要，以至于根本不值得被提起，但卻仍然實實在在地影響著一代人的人生。

規(guī)則和懲罰一直伴隨著我的整個成長過程。我常常有一種無所適從的感覺，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自己的表情（就好像不知道如何面對這個世界），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對那些有鮮明政治觀點和歷史觀點的人總是敬佩不已），我討厭自己的道德感和某種保守的傾向——這一保守并非一種有意識的文化選擇，而是長期被規(guī)訓后的結(jié)果。有時，我覺得這種保守是一種有益的堅守，但一想到它來自于當初那狠狠的“推搡”，又覺得有些詭異。規(guī)則與懲罰沉重地黏滯在心靈深處，不敢張揚，不敢沖破任何一種哪怕最簡單的成規(guī)。在歷史的河流里，我無從捉摸自己，無法真正投入任何一件事情。沒有迷失過，因為沒有選擇過；沒有懺悔過，因為沒有行動過；沒有狂歡過，因為沒有自由過。我只是一個看似冷靜、實則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旁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