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勞恩教授的家離我住的地方很近，走兩三分鐘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國古代的刺繡，上面繡著五個大字：時有溪山興。他要我翻譯出來。從此他對漢文產(chǎn)生了興趣，自己買了一本漢德字典，念唐詩。他把每一個字都查出來，居然也能講出一些意思。我給他改正，并講一些語法常識。對漢語的語法結構，他覺得既極怪而又極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歐語系語言迥乎不同。他認為，漢語沒有形態(tài)變化，也可能是優(yōu)點，它能給讀者以極大的聯(lián)想自由，不像印歐語言那樣被形態(tài)變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擅長油畫。有一天，他忽然建議要給我畫像。我自然應允了，于是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當模特兒。畫完了以后，他問我的意見。我對畫不是內(nèi)行，但是覺得畫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滿意了。在科學研究方面，他也表現(xiàn)了他的才藝。他的文章和專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國學派的拿手好戲：語言考據(jù)之學。用中國的術語來說，他擅長義理。他有一本講19世紀沙俄文學的書，就是專從義理方面著眼，把列夫·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為兩座高峰，而展開論述，具有獨特的見解，思想深刻，觀察細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沒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覺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總之，布勞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學是頗為不得志的。正教授沒有份兒，哥廷根科學院院士更不沾邊兒。有一度，他告訴我，斯特拉斯堡大學有一個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帶了去。后來不知為什么，沒有實現(xiàn)。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訪問西德時，我去看他，他才告訴我，他在哥廷根大學終于得到了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認為可以滿意了。然而他已經(jīng)老了，無復年輕時的瀟灑英俊。我一進門他第一句話說的是：“你晚來了一點兒，她已經(jīng)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誰，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亞斯和斯蒂芬都長大了，不在身邊。老人看來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會中，失掉了實用價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說無言了。去年聽德國來人說，他已經(jīng)去世。我謹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遠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國老師是馮·格林（Dr.von Grimm）博士。據(jù)說他是來自俄國的德國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語。在大學里，他是俄文講師。大概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發(fā)表過什么學術論文，所以連副教授的頭銜都沒有。在德國，不管你外語多么到家，只要沒有學術著作，就不能成為教授。工齡長了，工資可能很高，名位卻不能改變。這一點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中國教授貶值，教授膨脹，由來久矣。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吧。反正馮·格林始終只是講師。他教我俄文時已經(jīng)白發(fā)蒼蒼，心里總好像是有一肚子氣，終日郁郁寡歡。他只有一個老伴，他們就住在高斯-韋伯樓的三樓上。屋子極為簡陋。老太太好像終年有病，不大下樓。但心眼極好，聽說我患了神經(jīng)衰弱癥，夜里盜汗，特意送給我一個雞蛋，補養(yǎng)身體。要知道，當時一個雞蛋抵得上一個元寶，在餓急了的時候，雞蛋能吃，而元寶則不能。這一番情意，我異常感激。馮·格林博士還親自找到大學醫(yī)院的內(nèi)科主任沃爾夫（Wolf）教授，請他給我檢査。我到了醫(yī)院，沃爾夫教授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以后，吿訴我，這只是神經(jīng)衰弱，與肺病毫不相干。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如獲重生。這更增加了我對這兩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離開德國以后，沒有能再見到他們，想他們早已離開人世了，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來的老師當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馮·素頓（Von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懷爾德（Wilde），哲學教授海澤（Heyse），藝術史教授菲茨圖姆（Vitzthum）侯爵，德文教授麥伊（May），伊朗語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聽過課或有過來往，他們待我親切和藹，我都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這里就不一一敘述了。